有一次，我坐火车从郑州到上海，想起一个从杂志上看来的故事。
　　有位老大妈善良而热心，这点让她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很不愉快，总觉得自己的妈妈这样在外面会吃亏。
　　后来大妈从县城坐火车去某城市找儿子，路上和对面的一个小伙子攀谈起来。小伙子似乎很不想和她聊天，和同伴“嗯嗯啊啊”地应付着这位纯朴的大妈。
　　突然大妈发现小伙子的手上有冻疮，就极其多事且热情地拉过他的手。小伙子很诧异，企图把手撤回来，大妈哈哈笑道：“害羞什么，你和我儿子一般大。”
　　说着从自己包里掏出一盒城市早已经停卖，只有在小县城才会有的冻疮膏，小心地一圈又一圈地抹在这个小伙子手上。边抹边说她知道年轻人在外面闯荡是多么辛苦，家里老人希望孩子能好好的，其实挣的钱多钱少都不在乎，云云。
　　抹完了，大妈热心地把半盒冻疮膏塞到小伙子手里。说这些先拿去用，用完了还想要就到某城市某某大厦某楼找她儿子说一声，她知道后便会在县城为他们买。
　　小伙子捏着小药盒子半天，和同伴对看了一会儿，拿起包，走掉了。
　　再后来这趟列车上抓到俩劫车的车匪，他们原计划从这一节车厢开始打劫，但临时改变计划，跑到别的车厢去了。
　　
　　我确定自己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遇见劫匪。巴尔扎克说，任何巨大的财富下都隐藏着犯罪，冒的风险越大，得到的财富就越大。但是抢在轨道上奔跑的火车是例外，因为这么做后果无异于瓮中捉鳖。抢飞机，抢银行，抢小姐，都不能抢火车。
　　回上海的前一天郑州开始下雪，这给南方出生的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连寒冷都忘记。漫天的大雪很快地在地上积起来，每个人的每个脚印都很清晰，然后又很快被雪覆盖，就像我们出生、成长、死掉，然后很快被活着的人替代和遗忘。
　　坐在我对面的是位老先生，他说他是位教师，从郑州回上海过年。停了停，他缓缓地用标准的上海话说：“无似桑海宁。”周围的人都很疑惑地看着他，他尴尬地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说：“我是上海人。”
　　他去上厕所时，旁边的年轻人开始猜测为什么他留在郑州而没有返回大上海。一个说也许是在郑州插队，有了家业便不回去了吧。另一个更年轻的则说也许在上海不得志才来的郑州吧。
　　然后他们盘问我是否在郑州读书。我摇摇头，低头看书。
　　硬座车厢要比卧铺车厢来得热闹，一直到半夜还有聊天的声音，偶尔还有笑声。
　　老教师和那俩青年谈得颇为投机。
　　过了12点，车厢的灯早已关了一半，话务员说为了其他乘客休息，请大家尽量小声说话。
　　老教师说：“我们学校过年往返车费标准是卧铺，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坐硬座吗？”
　　青年摇摇头。年纪小的说：“可以拿硬卧和硬座差价？”
　　老教师摇摇头，拿什么车票报多少钱。
　　青年就疑惑了。
　　老教师把头向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们学校有位姓张的特级教师也是上海人，上世纪90年代初刚评上特级教师那年，他坐火车回上海。
　　凭特级教师的资格，他第一次买了软卧票。那时候软卧是要有一些特别的级别才能买的哟，可不像现在有钱便能买。软卧和硬座不一样，是四个人一个小房间。
　　和他一个房间的就一个人，两个人彼此陌生，也不说话。那时候的火车比现在慢得多呀，他们就这样沉默了一天。
　　张老师坐在那里看书，对方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出去走一走。
　　硬座的喧哗在硬卧和软卧车厢是听不到的，过了11点卧铺车厢的灯就全灭了。
　　不想睡也要睡。
　　张老师原就是个很能睡的人，所以灯一灭他就开始发困，很快就和周公打牌去了。
　　火车一颠一颠，很像小时候的摇篮，又像孩子喜欢的秋千。
　　张老师睡得很沉，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觉有人在推他，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隐约地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以为是列车员来查票，就又闭上眼睛，恍惚地从裤子口袋掏出车票扬了扬，然后又转身睡去。那人又推推他，张老师觉得很烦，我张XX，一个特级教师会长得像坏人嘛？
　　这样想着我们的张老师就撩起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
　　那人居然隔着被子在张老师头上按了按，又仔细摸了摸。张老师生气了，从被子里使劲推那人的手。
　　那人就不碰他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又有人推他，喊他，最后还扯开他的被子。
　　张老师“噌”地坐起，正欲发怒，却先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
　　他对面的乘客躺在床铺上，身子还在，脑袋却不见了，鲜血从脖子里呼呼往外流，流了一地，张老师第一次知道人的血有那么多。
　　他惊恐地看着房间里几个列车员。
　　火车离下一站还有些时候，那年头睡软卧的人不多，列车员很有经验地清洗血迹和封锁消息。
　　而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则被列车员当成嫌疑犯兼目击证人“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车厢。
　　人家问，天亮前你看见什么人没有。
　　张老师愣了一下，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
　　他把半夜有人来查房的事情告诉列车员。
　　几个列车员面面相觑，又问你看见那人长什么样子没？
　　张老师仔细想了想，惨白着脸对他们说，没有看见！因为……因为他没有头！
　　列车员也白了脸。其中一个说，果然是他来了。
　　边上最年长的列车员却面无表情。
　　张老师觉得他们隐瞒了什么。
　　这个时候，火车到了下一站。
　　上来一个警察叔叔，只进来和他打声招呼，例行公事地录了口供又安慰了几句，便离开。
　　对其他人的盘查也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张老师觉得他们其实知道什么。
　　最年轻的列车员为他安排别的车厢时，告诉他，他刚来的时候就听说这条线上的事啦。没法查，有怨魂，他说。
　　张老师拉住他，让他继续说。小青年看看外面，小声说，几年前这趟车上，有个人假扮列车员上车，想里应外合和同伴抢劫火车，不过邪不胜正嘛，计划破产了，那人见情况不妙就想跳车逃跑，不想跳的不是时候，半空中下落的时候被不知道挂在什么地方的钢丝勒住了脖子吊死在那里。
　　等火车停下，警察过去看的时候，脑袋却不见了，钢丝上还挂着血滴，尸体落在地上，那血，就像……就像刚才那人一样咕噜咕噜往外冒。
　　小青年说着打了个冷颤。
　　后来，他说，后来这趟车上就经常出怪事。你运气好呀，蒙了头，他以为你也没有脑袋，就取了你对床的头，他大概是死的第三个人啦！
　　张老师打个冷颤，对那列车员说，赶紧，同志，赶紧把我安排到硬座去吧，站到上海我都干！
　　小青年看看他，答应了。
　　
　　“从此以后他不管到哪里也不坐卧铺啦。”老教师说。
　　边上的年轻人唏嘘不已，一个说：“要死啦，我都不敢上厕所了。”
　　另一个说：“真没出息，老师，他坐的是这趟车吗？T18？”
　　老教师摇头道：“不是啦，那趟车大概已经退休了吧。”
　　他们俩这才放松下来。
　　过了一会，他们问老教师，“老师，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
　　老教师从眼镜后面看着他们，呵呵一笑说：“免贵姓张。”
　　
　　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
　　两个青年都已经睡去。
　　老教师买了包花生，边吃边看着窗外。我觉得他一夜没有睡。
　　他拿出皮夹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身份证，上面写的名字是“刘××”。
　　可是刚才他说他姓“张”。
　　显然，这个姓刘的老先生瞎编了一个鬼故事而已。
　　（本文纯属虚构）
　　助理编辑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