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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上海享有盛誉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战士。他曾为党掌管“钱袋子”，与中统头子合办过制药厂，还巧妙化解了南京政府“通匪案”。
杨延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上海享有盛誉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战士。1980年热播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斗智斗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张公甫就是以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原型塑造的。
广大华行的重要创始人
杨延修，原名杨连生、杨再之，1911年1月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应招成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第三届团员。之后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杨延修深刻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抗战才能取得胜利。
1933年，为了抗敌御侮谋求活动经费，杨延修与卢绪章等其他几位青年集资300元（当时币值），在上海成立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邮售业务公司广大华行，杨延修负责包装业务。到1934年，公司营业额每月达到数千元。为了招揽更多客户邮购业务，除了“广大华行”的招牌外，公司另外加挂“海思洋行”“友宁行”招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蒸蒸日上。
1935年底，杨延修等公司创始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议，决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
1939年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党的干部，去国民党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秘密任务。
鉴于广大华行有一定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多年的经营业绩良好，并在西南大后方有分行机构，熟悉各方面人物，且廣大华行创始人中卢绪章、杨延修、张平3人是地下党员，江苏省委经过慎重考虑，于1940年初决定以广大华行作为掩护体，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指导。杨延修随后被上海地下党调往昆明工作。1940年6月，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选出杨延修等5人为董事，杨延修任公司副总经理。
为党掌管“钱袋子”
1939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搞反共摩擦，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对国统区和沦陷区所属地下组织重新进行划分，以广大华行等作为第三线秘密机构，保持绝对秘密状态，平时不用，长期隐蔽埋伏，一旦形势恶化，才使它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在提供情报、为党的干部提供掩护方便之外，为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调节经费。杨延修认真落实上级交给的任务，与各地广大华行分行紧密配合业务发展。
1945年10月后，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资金。
1946年2月，杨延修将900余两黄金分装在两个皮箱内乘飞机随身带回上海，从机场直接送到卢绪章处，并随即与卢绪章一起送到“上海金业交易所”办了交割手续，保全和升值了这笔重要资金。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广大华行有过两次转移，1945年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1948年春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其间，广大华行先后在国内外设立多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1942年到1949年结束业务，广大华行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很多经费和房产。
与中统头子合办制药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为国民党财经金融的中心。由于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由于缺乏制药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公司苦无计策，而且在国统区如果没有一个“靠山”，公司想持久发展将十分困难。正在此时，他们得知1946年6月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果夫要来上海设立特效药研究所。杨延修等人认为，如果能与陈果夫合作，不仅便于落实创办药厂的计划，而且还能提高广大华行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华行党支部经请示并报请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决定与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
在了解到陈果夫体弱多病、年轻时就染上肺病后，杨延修让人从纽约分行邮寄来治疗肺病的特效新药链霉素。杨延修在第一次见陈果夫的时候，没有谈及工作，而是关心陈果夫的健康，将两盒特效药送上。后来，杨延修又为陈果夫送去许多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欢心。陈果夫最终同意与广大华行合办药厂。
1947年初，中心药厂筹备，8月开工奠基，陈果夫亲自从南京到上海，由随身医生陪同，以中心药厂董事长身份出席奠基大典。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率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政要前来祝贺，国民党要员吴开先、潘公展以及知名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1948年4月，中心药厂正式成立。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华北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广大华行决定经营面粉生意，在天津设广大粮行，开展粮食运销业务。粮食调进华北地区，侵犯了当地官僚、特务利益，他们向南京告状，说广大华行运送粮食是“通匪”。杨延修等人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将该业务停掉。同时向国民党要员解释广大华行是正常经营，现在连正常生意都不做了，请求他们帮助销案。后来，该案也不了了之。
1948年6月，鉴于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邵平在浙江与其妻一起被捕、邵妻叛变，党组织决定，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至香港。
7月初，杨延修奉命去台湾向张平面告这一消息并一起去香港。后来，党中央作出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外机构一律结束运营。广大华行党支部坚决执行这个决定。1949年3月，杨延修到北平报到，后参加接管天津的调研工作。5月，杨延修参加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1月1日，杨延修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
（《学习时报》2020.11.2 王定毅/文）
杨延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上海享有盛誉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战士。1980年热播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斗智斗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张公甫就是以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原型塑造的。
广大华行的重要创始人
杨延修，原名杨连生、杨再之，1911年1月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应招成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第三届团员。之后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杨延修深刻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抗战才能取得胜利。
1933年，为了抗敌御侮谋求活动经费，杨延修与卢绪章等其他几位青年集资300元（当时币值），在上海成立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邮售业务公司广大华行，杨延修负责包装业务。到1934年，公司营业额每月达到数千元。为了招揽更多客户邮购业务，除了“广大华行”的招牌外，公司另外加挂“海思洋行”“友宁行”招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蒸蒸日上。
1935年底，杨延修等公司创始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议，决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
1939年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党的干部，去国民党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秘密任务。
鉴于广大华行有一定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多年的经营业绩良好，并在西南大后方有分行机构，熟悉各方面人物，且廣大华行创始人中卢绪章、杨延修、张平3人是地下党员，江苏省委经过慎重考虑，于1940年初决定以广大华行作为掩护体，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指导。杨延修随后被上海地下党调往昆明工作。1940年6月，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选出杨延修等5人为董事，杨延修任公司副总经理。
为党掌管“钱袋子”
1939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搞反共摩擦，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对国统区和沦陷区所属地下组织重新进行划分，以广大华行等作为第三线秘密机构，保持绝对秘密状态，平时不用，长期隐蔽埋伏，一旦形势恶化，才使它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在提供情报、为党的干部提供掩护方便之外，为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调节经费。杨延修认真落实上级交给的任务，与各地广大华行分行紧密配合业务发展。
1945年10月后，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资金。
1946年2月，杨延修将900余两黄金分装在两个皮箱内乘飞机随身带回上海，从机场直接送到卢绪章处，并随即与卢绪章一起送到“上海金业交易所”办了交割手续，保全和升值了这笔重要资金。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广大华行有过两次转移，1945年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1948年春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其间，广大华行先后在国内外设立多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1942年到1949年结束业务，广大华行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很多经费和房产。
与中统头子合办制药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为国民党财经金融的中心。由于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由于缺乏制药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公司苦无计策，而且在国统区如果没有一个“靠山”，公司想持久发展将十分困难。正在此时，他们得知1946年6月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果夫要来上海设立特效药研究所。杨延修等人认为，如果能与陈果夫合作，不仅便于落实创办药厂的计划，而且还能提高广大华行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华行党支部经请示并报请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决定与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
在了解到陈果夫体弱多病、年轻时就染上肺病后，杨延修让人从纽约分行邮寄来治疗肺病的特效新药链霉素。杨延修在第一次见陈果夫的时候，没有谈及工作，而是关心陈果夫的健康，将两盒特效药送上。后来，杨延修又为陈果夫送去许多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欢心。陈果夫最终同意与广大华行合办药厂。
1947年初，中心药厂筹备，8月开工奠基，陈果夫亲自从南京到上海，由随身医生陪同，以中心药厂董事长身份出席奠基大典。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率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政要前来祝贺，国民党要员吴开先、潘公展以及知名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1948年4月，中心药厂正式成立。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华北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广大华行决定经营面粉生意，在天津设广大粮行，开展粮食运销业务。粮食调进华北地区，侵犯了当地官僚、特务利益，他们向南京告状，说广大华行运送粮食是“通匪”。杨延修等人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将该业务停掉。同时向国民党要员解释广大华行是正常经营，现在连正常生意都不做了，请求他们帮助销案。后来，该案也不了了之。
1948年6月，鉴于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邵平在浙江与其妻一起被捕、邵妻叛变，党组织决定，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至香港。
7月初，杨延修奉命去台湾向张平面告这一消息并一起去香港。后来，党中央作出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外机构一律结束运营。广大华行党支部坚决执行这个决定。1949年3月，杨延修到北平报到，后参加接管天津的调研工作。5月，杨延修参加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1月1日，杨延修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
（《学习时报》2020.11.2 王定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