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传承非遗是发扬民族精神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民俗性、文化性与非物质性特征逐渐与日常生活疏离，脱节于现代社会，陷入了社会认知及传承的困境。新媒体时代，线上影像展、非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传播模式提升了非遗能动性，在自媒体、互联网中掀起了“非遗热”，为非遗传播及发展呈现了新方向。但是，在此传播与发展中，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博物馆语境化、他者表示、呈现的碎片化等，这些问题存在割裂非遗“活态性”的可能性，因此，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发展给予人类学关照，而《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正好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阐述，为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思路。
　　一、概述
　　《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马国庆、朱伟著，2018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阐述，基于人类学理论视角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发展进行对话和反思，归纳总结实践经验，且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保护方式、文化行政等内容，为非遗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同时，该书中引用了新概念及新的研究主题，如探讨了社会主义新传统问题，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问题、非遗符号化的问题等，这些都呈现了非遗研究的新方向。
　　该书共九章，第一章探讨了概念问题，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区分，简单阐述了文化文法，以及非遗保护由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的缺失问题。第二章从“自者”与“他者”视野论述了非遗文化，非遗作为艺术化的生活技艺，生活在此文化中的“自者”自然享有着和消费着此文化，而生活于此区域外的“他者”则为目的性的群体，在明确“自者”与“他者”基础上分析了非遗的传承保护问题。第三章阐述了非遗活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等文化特质，第四章、第五章则对非遗保护问题进行探索和反思，其余章节从文化创意产业、社会主义新传统及国际经验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发展进行了新探索。
　　二、非遗文化遗产传播与发展“符号化”再思考
　　正如《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所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发展不平衡趋势极为显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文化消逝速度加快，而地方政府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对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将民俗文化发展推向了商品化。这种过度强调文化资本的理念，可能会使一些地方文化得以恢复，但多数地方文化却在不断式微，出现民间文化艺术传人断代、民间文化创作断代的严峻现实。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功利化，逐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代表着当前都市社会对非遗文化的两种认知：一是非遗文化能够利用标志性文化符号进行象征性的呈现;二是能够通过新技术、新传播手段对非遗文化符号进行变形转换，使其以新方式与现代生活结合。而“符号化”也就意味着非遗文化的“变形化”与“象征化”，在新媒体时代，不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符号化的方式由乡村转换到城市，由日常生活用品转变为文化象征物。虽然这种转化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和发展，在此符号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但却脱离了非遗文化的传统社会原生环境，而这种会不会造成其创作断代和传人断代呢？在非遗文化传播与发展中，这一点是需要再思考的。而非遗文化的存在方式与境域不只是地方文化的表述与实践，更是全球话语和现代传播媒介的表述与实践。非遗文化的符号化是其融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城市社会吸纳传统的一种方式。其赋予了传统以现代风格，赋予了现代以传统韵味，形成了二者的想象性对接。
　　然而，在此“符号化”的传播与发展中，文化行政的介入又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了基于地方的文化政治意义，使其成为文化资本，给当地带来了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隐喻着“经济逻辑”和“政治权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源及投资，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挖掘非遗文化的资本价值。这种有意识地追求和想象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是否脱离了非遗文化的民间性土壤，而脱离此生长境域的非遗文化，其发展又会是什么样呢？是否还是非遗文化的本来面目呢？在非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中，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这也是《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首先阐述和明确非遗文化定义与特征的目的所在，是传播与发展非遗文化所应思考的问题，也是该书为非遗文化传播与发展提供的思考方向。
　　三、注重非遗文化的形态转化
　　非物质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社会文化，以民众为实施主体，文化行为具有高度世俗化的特征，尊奉着传统道德秩序，比较注重地缘和亲缘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一般是口传心授，或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惯例及民俗规约，封闭性和传统性的特征较为突出。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大潮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绝和失传的危机。如何保护此文化遗产，直接关系到民族文脉的传承。该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注意其形态的转化，而这种形态的转化正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征的关键，这为非物质文化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考和新方向。
　　通常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形形态，能够通过静态的方式去保护、传播和发展，如深入民间去收集、挖掘，而后摆放到各类博物馆中加以收藏。但这种博物馆化的静态保护是将其有形物质形态的固化，缺乏一种文化文法表达和社会内容的蕴含，在其放到博物馆的那一刻，其生命已经止步于收藏，仅能成为讲述过去的藏品，缺失了社会与人的情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显然非最佳保护、传播方式，但却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传播与发展方式。当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已“收藏”于数字博物馆或实体博物馆，而这种传播与发展方式完全背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文化特征。作为文化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孕育而成的，且在社会、历史、自然及人文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创新和发展，具有变化性和延续性。若是将其收藏于博物馆进行展览、收藏，则会形成对历史发展及文化发展中弱势群体的漠视，甚或歪曲，但这些弱势群体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当下盛行的博物馆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游行为，是抽离非遗文化语境使其成为孤立文化碎片的行为，作为大众消费品，非物质文化的生产结构已“被”断裂，生活于都市的人们接受的也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的形态，对其内在的精神追求、生存观念等都缺乏理解，使其失去了深层意义和制作过程。这种传播方式，看似较为时宜，能够满足年轻人在线浏览的习惯和需求，也能发挥一定的传播作用，但这种传播完全抽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精髓，只是作为“物”这一静态的存在，完全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征，唯有“活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传播与发展。
　　在博物馆展示或收藏非物质文化遣产过程中，为了吸引游客，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分类处置，或重新组织，使其更能满足公众新需求，从而获得经济利益。但这种物化的遗产旅游和传播，只是借用了现代产品制造模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能够制造的产品。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仍需深入思考。
　　四、非遗文化传播与发展要处理好“原真性”问题
　　“原真性”问题与“活态化”问题一样，都是关系到非遗文化传承的本质性问题。《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转化，认为保存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注重其活态化的特征，“活态化”强调的是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反映的是其生存与发展。然而，在传播与发展实践中，如何确保其“原真性”或如何处理原真性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原真性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其生活实用性，侧重于其实用价值和对生存的意义，而对其是否符合真实性的要求却不高。二是完全复制非遗文化的形态，确保其最本质的面目。但这种本真性的追求，又会缺乏一定的市场，缺乏关注，在无法摆脱经济、政治影响的时代，一味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似乎也不利于其傳承与发展。这种“原真性”挑战实质上是保护与社会需求满足方面的矛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此挑战，妥善解决此矛盾，以切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以整体性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与发展问题进行观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思考方向。在新媒体时代，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去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要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表述，具有解释和主观的成分，且难以摆脱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在其传播与发展中要注意其“符号化”“活态化”问题，妥善解决保护、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尊重其原生形态的角度去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方是可行之道。
　　（董睿/硕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