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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一面墙壁上镶嵌着大幅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故大书家顾廷龙先生的篆体书法,高古苍劲,不可一世。凡莅临本所的承学之士,无不抬头默念此教。我平时当所内学人例聚之时,也每以此教相勖勉。
张载和《西铭》
张载,字子厚,号横渠,就是宋儒濂、洛、关、闽四大家的“关”,因生于陕西而以地望名。另外三家,周敦颐是湖南道州濂溪人,以地望称濂溪。程灏、程颐为河南洛阳人,故称“洛学”。朱熹原籍徽州婺源,他本人生于福建龙溪县,学者因此以“闽学”括概。年辈周敦颐最长,张载次之,周比张大三岁。张比二程的明道大12岁,比伊川大13岁,张是二程子父尊程珦的表弟,两家有亲缘关系。但张载对二程子的学问非常钦服,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讲《易经》,以虎皮为座垫,可是听了明道和伊川的见解之后,他撤掉虎皮,停止讲论,对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子对张载的学问也深具了解之同情。明道说:“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伊川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张载最被二程子等同时诸大儒称许的是他的《西铭》。其实是他的著作《正蒙》最后第十七篇“乾称”中的一段文字,他自己视为可以张之墙牖的座右铭,曾以《订顽》为题录之于书室,程颐改称《西铭》,学者悉宗之。《正蒙》中的另一段文字,张载以《砭愚》为题也曾书于墙牖,伊川改为《东铭》。但《西铭》影响最著,全文只有二百五十二个字,兹全录以共飨。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西铭》为人类描画出一幅仁慈博爱的世界图景,其基本假设是天地、家国、圣贤、老幼、病残、孤寡共为一家,仁孝为准绳,彼此相互友爱,交信和睦,体用不二。而且推而扩之,由人及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这一放着光辉的哲学思想由此诞生。
《西铭》的语言词气也别具文简、意永、气醇、理深的特色。所用都是成典,从《周易》《诗经》《左传》《礼记》,到《论语》《孟子》《中庸》和《颜氏家训》,均有所取义,的确如朱熹所言“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但往圣昔贤之故实,已化作新思巧构之美文,似述犹创,虽旧弥新。《孟子》里多处记载关于舜的发迹和他的一家的故事,包括他的弟弟象试图加害于他,却仍然善待其弟,以及他的父亲鼓瞍如果杀了人,他应该如何处置,等等。但舜又是以至孝著称的,孟子以此发为议论:“舜尽事亲之道而鼓瞍底豫,鼓瞍底豫而天下化,鼓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西铭》对此只用“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一句概括之。“底豫”就是想尽办法让他的父亲高兴,凸显舜是以孝闻于天下的典范。“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两句,尤清通隽永。崇伯子是夏禹,禹的父亲鲧因封于崇而称崇伯。《孟子·离娄下》对禹有“恶旨酒而好善言”的称誉。
“育英才”来自《孟子》的君子有“三乐”: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育英才”至今还是一个活着的充满生命力的词汇。颖封人则指《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颍考叔的故事,所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并引《诗》赞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西铭》的引成典,述旧句,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古为新,增加义理的原典力量。而结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更堪称文简意永的修辞范例。
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现在我们回到“横渠四句教”。须是了解了《西铭》,方能理解“四句教”。此“四句教”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百家在卷十七“横渠学案”所加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何谓“为天地立心”?天地岂有心乎?《周易》“复“卦的“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应该是“天地之心”一语的最早出处。盖天地本无心,有心在人耳。张载在《诗书》一篇里就是这样写的:“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他还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灏、程颐二先生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明道则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伊川解《易》时写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伊川还曾说过:“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既是天心。”伊川又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陆九渊也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也即是张载《西铭》里说的“乾称天,坤称母”,亦即天地乃万事万物的父母,而天地之心,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之心。换言之,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所以,马一浮解释“为天地立心”的义涵,特别标举孟子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句,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心、性、天、命,在孟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思想,孟子所阐发最见完备精微。人心即“仁心”,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假设。因此“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二程子也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而只有“知天”,才能“事天”,亦即知道怎样做才能履行对天的承顺不违的使命。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得可聚,也可失可散。只有进之于“道”的境界,才不致散失。故二程子说:“顺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而“道”需要修为,需要学习,需要教育。这就是《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编辑 遐飞)
张载和《西铭》
张载,字子厚,号横渠,就是宋儒濂、洛、关、闽四大家的“关”,因生于陕西而以地望名。另外三家,周敦颐是湖南道州濂溪人,以地望称濂溪。程灏、程颐为河南洛阳人,故称“洛学”。朱熹原籍徽州婺源,他本人生于福建龙溪县,学者因此以“闽学”括概。年辈周敦颐最长,张载次之,周比张大三岁。张比二程的明道大12岁,比伊川大13岁,张是二程子父尊程珦的表弟,两家有亲缘关系。但张载对二程子的学问非常钦服,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讲《易经》,以虎皮为座垫,可是听了明道和伊川的见解之后,他撤掉虎皮,停止讲论,对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子对张载的学问也深具了解之同情。明道说:“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伊川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张载最被二程子等同时诸大儒称许的是他的《西铭》。其实是他的著作《正蒙》最后第十七篇“乾称”中的一段文字,他自己视为可以张之墙牖的座右铭,曾以《订顽》为题录之于书室,程颐改称《西铭》,学者悉宗之。《正蒙》中的另一段文字,张载以《砭愚》为题也曾书于墙牖,伊川改为《东铭》。但《西铭》影响最著,全文只有二百五十二个字,兹全录以共飨。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西铭》为人类描画出一幅仁慈博爱的世界图景,其基本假设是天地、家国、圣贤、老幼、病残、孤寡共为一家,仁孝为准绳,彼此相互友爱,交信和睦,体用不二。而且推而扩之,由人及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这一放着光辉的哲学思想由此诞生。
《西铭》的语言词气也别具文简、意永、气醇、理深的特色。所用都是成典,从《周易》《诗经》《左传》《礼记》,到《论语》《孟子》《中庸》和《颜氏家训》,均有所取义,的确如朱熹所言“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但往圣昔贤之故实,已化作新思巧构之美文,似述犹创,虽旧弥新。《孟子》里多处记载关于舜的发迹和他的一家的故事,包括他的弟弟象试图加害于他,却仍然善待其弟,以及他的父亲鼓瞍如果杀了人,他应该如何处置,等等。但舜又是以至孝著称的,孟子以此发为议论:“舜尽事亲之道而鼓瞍底豫,鼓瞍底豫而天下化,鼓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西铭》对此只用“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一句概括之。“底豫”就是想尽办法让他的父亲高兴,凸显舜是以孝闻于天下的典范。“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两句,尤清通隽永。崇伯子是夏禹,禹的父亲鲧因封于崇而称崇伯。《孟子·离娄下》对禹有“恶旨酒而好善言”的称誉。
“育英才”来自《孟子》的君子有“三乐”: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育英才”至今还是一个活着的充满生命力的词汇。颖封人则指《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颍考叔的故事,所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并引《诗》赞其“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西铭》的引成典,述旧句,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古为新,增加义理的原典力量。而结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更堪称文简意永的修辞范例。
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现在我们回到“横渠四句教”。须是了解了《西铭》,方能理解“四句教”。此“四句教”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百家在卷十七“横渠学案”所加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何谓“为天地立心”?天地岂有心乎?《周易》“复“卦的“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应该是“天地之心”一语的最早出处。盖天地本无心,有心在人耳。张载在《诗书》一篇里就是这样写的:“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他还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灏、程颐二先生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明道则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伊川解《易》时写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伊川还曾说过:“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既是天心。”伊川又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陆九渊也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也即是张载《西铭》里说的“乾称天,坤称母”,亦即天地乃万事万物的父母,而天地之心,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之心。换言之,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所以,马一浮解释“为天地立心”的义涵,特别标举孟子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句,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心、性、天、命,在孟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思想,孟子所阐发最见完备精微。人心即“仁心”,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假设。因此“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二程子也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而只有“知天”,才能“事天”,亦即知道怎样做才能履行对天的承顺不违的使命。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得可聚,也可失可散。只有进之于“道”的境界,才不致散失。故二程子说:“顺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而“道”需要修为,需要学习,需要教育。这就是《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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