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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在实现顶层总体设计的同时，需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外传播实践，展现中国抗疫行动的不同面向。基于对2020年抗疫报道经验的反思，以及对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和专业媒体海外版抗疫报道的话语分析发现，不同媒介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能够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同时基于自身特点对“话语包裹”进行建构，但总体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乏协同传播。对外传播的过程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从而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对外传播 中国故事 多元主体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我国对外传播提出新的挑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4月22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负面观感的增长情况报告》（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显示，1000个受访的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到66%。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在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也显示，疫情期间中国形象出现下滑，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历史最高点。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针对新形势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常态化机制显得尤为关键。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深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破除外界对于中国抗疫行动的意识形态偏见，展现有责任、有担当、多元化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对外传播在实现顶层总体设计的同时，需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进行对外传播实践，展现中国抗疫行动的不同面向。目前，对外传播在总体实践中呈现出缺少协同的碎片化特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又缺少有效的专业人才、知识与技能。①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包括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构成的多元传播主体；二是报道媒体的多元主体，包括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民间自媒体。本研究侧重于思考报道媒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即在发挥主流媒体对外传播主力军作用的同时，如何吸引更多民间自媒体、市场化媒体参与对外传播，从而实现国家对外传播顶层设计的有效传达。本研究基于2020年抗疫报道的经验反思，对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海外版的抗疫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来理解目前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话语互动，以及未来应该如何疏通对外传播的“毛细血管”，使得多元主体能够有效参与对外传播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机协调的对外传播体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策略如下：首先，我們将对中国抗疫行动的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总结。基于官方政策文件、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总结出作为对外传播顶层设计的主流政治话语。之后使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interpretative package）话语分析方法，解构主流政治话语的话语诠释包裹。在微观层面使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话语分析方法解构出“框架装置”与“推理框架”两类元件，框架装置能够解释这一话语如何思考问题，推理工具能够解释应对措施。框架装置包括“隐喻”“例证”“关键词”“描述”在内的诠释包裹元件；由于主流政治话语往往包含对于国际社会的道德呼吁，因此还对推理框架进行解构，元件包括道德呼吁。②
其次，本文选取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以及市场化专业媒体海外版作为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代表。其中，选取中国国家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作为官方媒体代表，出国留学资讯自媒体“INSIGHT视界”③作为留学生自媒体代表，财新英文报道版块“财新国际”（Caixin Global）④作为专业媒体海外版代表。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关键词对文章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剔除主题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关的文章后，三类媒体每月随机抽取12篇，共60篇，得到样本落在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6月13日的文章180篇，每篇文章作为一个分析单元。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2月13日世卫组织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命名方式，与此同时境外疫情开始扩展蔓延，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对外传播在这一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分析180篇样本，界定报道所采取的话语和框架，从而考察多元主体如何围绕主流政治话语实现对外传播，并进行互动。
三、研究发现
通过官方政策文件、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本文总结出这一阶段中国抗疫行动中顶层设计的三种主流政治话语，分别为：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实现共同抗疫、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
接下来，下文将通过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探究多元主体围绕三种话语，如何采取不同的策略实现话语接合或建构。
（一）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
这一主流政治话语的特征是：大量使用战争隐喻。一方面将抗疫工作比喻为一场战争，即积极开展抗疫工作，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取得抗疫胜利约束自我乃至牺牲自我，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官方媒体的“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主题下，大量报道直接使用了主流官方政治话语的隐喻，并提供更多范例。例如使用“团结合作是抗击病毒的最有力武器”，强调团结是战胜病毒的重要依据。增加例证的方式则通过梳理总结中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核心措施等内容，详细阐述各方面努力带来的经验与效果。此外，在范例叠加上，这类报道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邀请权威人士、国际友人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的解读，但是仍然紧密围绕主流政治话语框架展开。
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海外版则较少直接使用主流政治话语隐喻，而是通过强调微观个体的贡献，最终与主流政治话语的道德呼吁实现接合。留学生自媒体的报道，多数与海外中国公民利益相关，因此，报道使用“游子”“张开臂膀”等隐喻，进行集体情感动员，呼吁海外华人团结。专业媒体海外版报道拓宽历史视角并丰富了例证，比如与非典（SARS）病毒进行对比、回顾，使得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语能够从一个事件拓展到另一个事件，道德呼吁由一个群体拓展到曾经团结一致战胜非典疫情的群体，由此事件产生了叠加效应。 在这一主流政治话语下，官方媒体直接使用了主流政治话语包裹中的隐喻，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对包含冲突性的隐喻进行了修改与挪用，并且增加例证丰富主流政治话语。
（二）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实现共同抗疫
这一话语的特征是：强调共同体隐喻，共同体体现在疫情的全球性、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各国间应加强合作三个维度。
在框架装置部分，三类媒体采取不同的视角解读共同体隐喻。官方媒体的报道多数采取民族国家主体视角，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在这类报道中，中国是构建抗击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与实践者。留学生自媒体从民间组织的视角进行解读，在使用例证时，多使用西方国家抗击疫情存在的问题来佐证构建共同体的必要性，同时使用更为煽情化的隐喻，如“远亲不如近邻”“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对于主流政治话语中更为官方的隐喻进行了拓展。专业媒体海外版尽管也强调共同体，但采取全球化视角，将共同体置于全球政治环境中进行思考，部分报道直接使用了主流政治话语包裹中的“脱钩”“筑墙”等隐喻。
但是，在留学生自媒体的报道中，一些文章缺乏对这一主题话语因果链的完整表述，歪曲了原有的主流政治话语。通过增加其他国家抗疫不力的描述，进而推导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主流政治话语的因果链则是病毒的全球流行对人类造成威胁，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话语的偏差显然造成了主流政治话语的误传。在推理装置方面，主流政治话语的道德呼吁包含三个层面：感谢国际援助、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抗疫的决心以及呼吁全球共同抗疫，但是三类媒体的报道论述普遍缺乏对这一因果链的完整表述，缺乏科学论证。
可以发现，在这一主题中，框架装置层面，三类媒体根据自身特性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多视角拓展，但是在推理装置层面，存在因果链表述不完整以及信息误传的问题。
（三）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
这一话语的特征是：强调新冠病毒会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应摒弃偏见和傲慢，抵制“甩锅”推责，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使用“光明隐喻”说明疫情污名化的负面影响。在这一话语中，三类媒体都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高度接合。官方媒体采用主流政治话语的建构逻辑，文章多数对于疫情性质进行界定与说明，以观点陈述为主，突出新冠病毒会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将疫情政治化不利于疫情防控，官方媒体也是三类媒体中唯一使用了“光明隐喻”的媒体。留学生自媒体采取了受害者框架，强调中国在全球疫情中的受害者角色，用煽情化的修辞引起共情，如“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向全世界道歉”等过度煽情的修辞显然扩大了公平对待的话语边界。专业媒体使用的例证与主流政治话语高度契合，将疫情政治化放置于单边主义及民粹主义的背景下讨论，尤其对于中国在疫情初期做出的努力进行了重点叙述，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的同时，又在纵向历史的维度上，对于疫情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四、总结与讨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
至此，本文对于考察了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元报道媒体的话语策略，即对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专业媒体如何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进行了分析。在三类主流政治话语下，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过程，基于媒体特性、对主流政治话语进行了重新建构，丰富了对外传播的话语。
（一）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的特点与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目前的对外传播体系下，多元主體的参与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不同的媒介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同时基于自身特点对于话语包裹进行建构。在框架装置层面，官方媒体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高度统合，主要承担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解读、梳理的工作，并且利用媒介特性优势，援引权威人士及国际友人的观点，丰富主流政治话语包裹。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对包含冲突性的隐喻进行了修改与挪用，并且增加例证丰富主流政治话语。在报道视角方面，官方媒体多采用民族国家主体视角，留学生自媒体采用微观民间组织视角，专业媒体海外版能够以更宏观的历史性、全球化视角进行报道。在推理装置层面，自媒体存在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的因果链表述不完整以及信息误传的问题。
其次，目前的对外传播过程尽管有多元主体参与，但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乏协同传播。对外传播形成一个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机网络，既需要主流政治话语进行顶层设计，并给予多元主体充分的话语空间，也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能够在充分理解主流政治话语因果链的基础上，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拓展与接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多元主体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理解存在偏差，过度强调民族主义以吸引读者产生共鸣，不利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对外传播。
上述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对外传播过程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话语承接顶层设计仍需探索，主流政治话语需要更具有弹性，由此给予多元主体更多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目前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对于主流政策话语的接合缺乏对话与思考深度。多元主体对外传播不仅仅要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接合，还要拓宽话语的广度与深度，能够实现理性对话并进行思考。
（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
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恶化，对外传播资源紧缩，更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吸引并容纳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有效应对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未来应该如何疏通对外传播的“毛细血管”，不妨从以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就传播主体而言，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应积极寻找与扩大对话交流的空间，增强代表中国形象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后疫情时代，传统机构媒体不仅面临着应对国际舆论的艰巨挑战，对外传播的资源也大幅受限，此时更需要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积极寻找对话交流的空间。包括市场化媒体、民间自媒体在内的报道媒体，需要有效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平台与媒介工具，突破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对外传播的资源限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实践的主体，需要通过实践主动进行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传播方式受限的背景下，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可以在资源利用上突破限制，在对话交流上展现多元声音的重要性凸显。因此，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更要有代表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深入理解主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寻找深入对话的方式，并通过社会、经济和人文交流拓宽对外传播的途径。
就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而言，在进行主流政治话语顶层设计的同时，还需要实现对外传播话语创新。在新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政治语汇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西方主流舆论的责难与围攻，主流政治话语需要保持与多元传播主体的积极互动，创造适应对外传播环境且有活力的话语体系。主流政治话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尽管目前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话语中充满爱国主义，但也要抑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偏激倾向，这就要求主流政治话语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进行交流与沟通。同时，多元传播主体还要积极丰富政治话语，在对主流政治话语进行系统化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例如针对平台特性使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本地化与个性化。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需要与社会话语实现互动，吸纳其时代语境，丰富政治语汇，才能保持传播效能。
总之，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更需要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传播话语的多元性，即除了媒体的参与，还需要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实际参与国际实践活动的多元传播主体积极参与对外传播；除了主流政治话语做好顶层设计，还需要与社会话语实现互动，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
本文系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子睿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桂权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刘建平、张毓强：《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对外传播》2020年第11期。
②Gamson， W. A.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88（11）： 161-74.
③“INSIGHT视界”为海外留学生提供海外资讯、海外故事，是留学生群体中影响力较高的自媒体之一。
④“Caixin Global”是财新推出的英文报道版块，提供最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新闻。
责编：吴奇志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对外传播 中国故事 多元主体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我国对外传播提出新的挑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4月22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负面观感的增长情况报告》（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显示，1000个受访的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到66%。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在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也显示，疫情期间中国形象出现下滑，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历史最高点。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针对新形势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常态化机制显得尤为关键。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深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破除外界对于中国抗疫行动的意识形态偏见，展现有责任、有担当、多元化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对外传播在实现顶层总体设计的同时，需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进行对外传播实践，展现中国抗疫行动的不同面向。目前，对外传播在总体实践中呈现出缺少协同的碎片化特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又缺少有效的专业人才、知识与技能。①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包括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构成的多元传播主体；二是报道媒体的多元主体，包括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民间自媒体。本研究侧重于思考报道媒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即在发挥主流媒体对外传播主力军作用的同时，如何吸引更多民间自媒体、市场化媒体参与对外传播，从而实现国家对外传播顶层设计的有效传达。本研究基于2020年抗疫报道的经验反思，对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海外版的抗疫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来理解目前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话语互动，以及未来应该如何疏通对外传播的“毛细血管”，使得多元主体能够有效参与对外传播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机协调的对外传播体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策略如下：首先，我們将对中国抗疫行动的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总结。基于官方政策文件、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总结出作为对外传播顶层设计的主流政治话语。之后使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interpretative package）话语分析方法，解构主流政治话语的话语诠释包裹。在微观层面使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话语分析方法解构出“框架装置”与“推理框架”两类元件，框架装置能够解释这一话语如何思考问题，推理工具能够解释应对措施。框架装置包括“隐喻”“例证”“关键词”“描述”在内的诠释包裹元件；由于主流政治话语往往包含对于国际社会的道德呼吁，因此还对推理框架进行解构，元件包括道德呼吁。②
其次，本文选取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以及市场化专业媒体海外版作为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代表。其中，选取中国国家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作为官方媒体代表，出国留学资讯自媒体“INSIGHT视界”③作为留学生自媒体代表，财新英文报道版块“财新国际”（Caixin Global）④作为专业媒体海外版代表。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关键词对文章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剔除主题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关的文章后，三类媒体每月随机抽取12篇，共60篇，得到样本落在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6月13日的文章180篇，每篇文章作为一个分析单元。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2月13日世卫组织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命名方式，与此同时境外疫情开始扩展蔓延，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对外传播在这一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分析180篇样本，界定报道所采取的话语和框架，从而考察多元主体如何围绕主流政治话语实现对外传播，并进行互动。
三、研究发现
通过官方政策文件、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本文总结出这一阶段中国抗疫行动中顶层设计的三种主流政治话语，分别为：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实现共同抗疫、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
接下来，下文将通过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探究多元主体围绕三种话语，如何采取不同的策略实现话语接合或建构。
（一）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
这一主流政治话语的特征是：大量使用战争隐喻。一方面将抗疫工作比喻为一场战争，即积极开展抗疫工作，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取得抗疫胜利约束自我乃至牺牲自我，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官方媒体的“中国积极开展国内抗疫工作”主题下，大量报道直接使用了主流官方政治话语的隐喻，并提供更多范例。例如使用“团结合作是抗击病毒的最有力武器”，强调团结是战胜病毒的重要依据。增加例证的方式则通过梳理总结中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核心措施等内容，详细阐述各方面努力带来的经验与效果。此外，在范例叠加上，这类报道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邀请权威人士、国际友人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的解读，但是仍然紧密围绕主流政治话语框架展开。
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海外版则较少直接使用主流政治话语隐喻，而是通过强调微观个体的贡献，最终与主流政治话语的道德呼吁实现接合。留学生自媒体的报道，多数与海外中国公民利益相关，因此，报道使用“游子”“张开臂膀”等隐喻，进行集体情感动员，呼吁海外华人团结。专业媒体海外版报道拓宽历史视角并丰富了例证，比如与非典（SARS）病毒进行对比、回顾，使得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语能够从一个事件拓展到另一个事件，道德呼吁由一个群体拓展到曾经团结一致战胜非典疫情的群体，由此事件产生了叠加效应。 在这一主流政治话语下，官方媒体直接使用了主流政治话语包裹中的隐喻，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对包含冲突性的隐喻进行了修改与挪用，并且增加例证丰富主流政治话语。
（二）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实现共同抗疫
这一话语的特征是：强调共同体隐喻，共同体体现在疫情的全球性、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各国间应加强合作三个维度。
在框架装置部分，三类媒体采取不同的视角解读共同体隐喻。官方媒体的报道多数采取民族国家主体视角，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在这类报道中，中国是构建抗击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与实践者。留学生自媒体从民间组织的视角进行解读，在使用例证时，多使用西方国家抗击疫情存在的问题来佐证构建共同体的必要性，同时使用更为煽情化的隐喻，如“远亲不如近邻”“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对于主流政治话语中更为官方的隐喻进行了拓展。专业媒体海外版尽管也强调共同体，但采取全球化视角，将共同体置于全球政治环境中进行思考，部分报道直接使用了主流政治话语包裹中的“脱钩”“筑墙”等隐喻。
但是，在留学生自媒体的报道中，一些文章缺乏对这一主题话语因果链的完整表述，歪曲了原有的主流政治话语。通过增加其他国家抗疫不力的描述，进而推导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主流政治话语的因果链则是病毒的全球流行对人类造成威胁，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话语的偏差显然造成了主流政治话语的误传。在推理装置方面，主流政治话语的道德呼吁包含三个层面：感谢国际援助、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抗疫的决心以及呼吁全球共同抗疫，但是三类媒体的报道论述普遍缺乏对这一因果链的完整表述，缺乏科学论证。
可以发现，在这一主题中，框架装置层面，三类媒体根据自身特性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多视角拓展，但是在推理装置层面，存在因果链表述不完整以及信息误传的问题。
（三）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
这一话语的特征是：强调新冠病毒会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应摒弃偏见和傲慢，抵制“甩锅”推责，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使用“光明隐喻”说明疫情污名化的负面影响。在这一话语中，三类媒体都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高度接合。官方媒体采用主流政治话语的建构逻辑，文章多数对于疫情性质进行界定与说明，以观点陈述为主，突出新冠病毒会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将疫情政治化不利于疫情防控，官方媒体也是三类媒体中唯一使用了“光明隐喻”的媒体。留学生自媒体采取了受害者框架，强调中国在全球疫情中的受害者角色，用煽情化的修辞引起共情，如“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向全世界道歉”等过度煽情的修辞显然扩大了公平对待的话语边界。专业媒体使用的例证与主流政治话语高度契合，将疫情政治化放置于单边主义及民粹主义的背景下讨论，尤其对于中国在疫情初期做出的努力进行了重点叙述，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的同时，又在纵向历史的维度上，对于疫情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四、总结与讨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
至此，本文对于考察了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元报道媒体的话语策略，即对官方媒体、留学生自媒体、专业媒体如何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进行了分析。在三类主流政治话语下，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过程，基于媒体特性、对主流政治话语进行了重新建构，丰富了对外传播的话语。
（一）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的特点与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目前的对外传播体系下，多元主體的参与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不同的媒介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接合，同时基于自身特点对于话语包裹进行建构。在框架装置层面，官方媒体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高度统合，主要承担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解读、梳理的工作，并且利用媒介特性优势，援引权威人士及国际友人的观点，丰富主流政治话语包裹。留学生自媒体与专业媒体对包含冲突性的隐喻进行了修改与挪用，并且增加例证丰富主流政治话语。在报道视角方面，官方媒体多采用民族国家主体视角，留学生自媒体采用微观民间组织视角，专业媒体海外版能够以更宏观的历史性、全球化视角进行报道。在推理装置层面，自媒体存在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的因果链表述不完整以及信息误传的问题。
其次，目前的对外传播过程尽管有多元主体参与，但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乏协同传播。对外传播形成一个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机网络，既需要主流政治话语进行顶层设计，并给予多元主体充分的话语空间，也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对外传播，能够在充分理解主流政治话语因果链的基础上，对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拓展与接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多元主体对于主流政治话语理解存在偏差，过度强调民族主义以吸引读者产生共鸣，不利于主流政治话语实现对外传播。
上述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对外传播过程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话语承接顶层设计仍需探索，主流政治话语需要更具有弹性，由此给予多元主体更多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目前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对于主流政策话语的接合缺乏对话与思考深度。多元主体对外传播不仅仅要与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接合，还要拓宽话语的广度与深度，能够实现理性对话并进行思考。
（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
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恶化，对外传播资源紧缩，更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吸引并容纳多元主体参与的对外传播体系，有效应对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未来应该如何疏通对外传播的“毛细血管”，不妨从以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就传播主体而言，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应积极寻找与扩大对话交流的空间，增强代表中国形象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后疫情时代，传统机构媒体不仅面临着应对国际舆论的艰巨挑战，对外传播的资源也大幅受限，此时更需要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积极寻找对话交流的空间。包括市场化媒体、民间自媒体在内的报道媒体，需要有效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平台与媒介工具，突破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对外传播的资源限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实践的主体，需要通过实践主动进行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传播方式受限的背景下，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可以在资源利用上突破限制，在对话交流上展现多元声音的重要性凸显。因此，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更要有代表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深入理解主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寻找深入对话的方式，并通过社会、经济和人文交流拓宽对外传播的途径。
就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而言，在进行主流政治话语顶层设计的同时，还需要实现对外传播话语创新。在新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政治语汇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西方主流舆论的责难与围攻，主流政治话语需要保持与多元传播主体的积极互动，创造适应对外传播环境且有活力的话语体系。主流政治话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尽管目前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话语中充满爱国主义，但也要抑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偏激倾向，这就要求主流政治话语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参与对外传播的多元主体进行交流与沟通。同时，多元传播主体还要积极丰富政治话语，在对主流政治话语进行系统化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例如针对平台特性使主流政治话语实现本地化与个性化。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需要与社会话语实现互动，吸纳其时代语境，丰富政治语汇，才能保持传播效能。
总之，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更需要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传播话语的多元性，即除了媒体的参与，还需要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企业等实际参与国际实践活动的多元传播主体积极参与对外传播；除了主流政治话语做好顶层设计，还需要与社会话语实现互动，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
本文系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子睿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桂权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刘建平、张毓强：《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对外传播》2020年第11期。
②Gamson， W. A.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88（11）： 161-74.
③“INSIGHT视界”为海外留学生提供海外资讯、海外故事，是留学生群体中影响力较高的自媒体之一。
④“Caixin Global”是财新推出的英文报道版块，提供最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新闻。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