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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英，老泰州的城里人。其父行船起家，靠水上运输发了家、致了富。旧时，人们有了钱就要买土地或置房产。老吴成了船老大后，便在泰州城里的集贤馆旁边买了一处不大也不小的四合院，在城里有了一块住场墩儿。老吴夫妻只有桂英这么一个独女，理所当然视她为掌上明珠。
桂英长到15岁时，母亲病故。过了两年，经媒人介绍、老吴做主，这棵独苗被嫁到泰州东边的海安城里一个叫臧如祥的人家。臧如祥是个粗通文墨的匠人，做泥瓦匠为生，结过婚且生了两个千金，不幸的是臧薛氏在二女儿出生几天后便病逝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大男人带着两个小女孩怎么过日子啊，臧家就花重金托媒婆说媒。家庭状况如此这般，在海安城里很难找到愿意续弦的。媒婆就不辞劳苦跑到西边的泰州城里物色，相中了17岁的吴桂英。媒婆的嘴简直就是澡堂子的水，什么天作之合、百年好合，什么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姓臧的在海安城中有座大院子，在上海凭自己的手艺跑码头很来事绝对吃得开，男将大几岁才晓得疼女人……一通口吐莲花，一番花言巧语，老吴被媒婆滔滔如通扬河水的说辞嚼得头晕目眩、心花怒放，在宝贝女儿结婚去海安之前，始终不知道臧如祥这位未来的女婿比女儿大十岁、个头要比女儿矮、脸上还有两颗不太引人注目的麻子，更不知道女儿是去臧家续弦。
吴桂英穿着旗袍，一身珠光宝气，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跟着父亲坐船沿着通扬河顺水东下。到海安的那个傍晚，残阳如血，夕照倒映在通扬河水面上，喜气在河面上荡漾。臧如祥戴着礼帽，穿着杭罗长衫，拄着文明棍，后面跟着一帮徒弟，神抖抖的，站在码头上恭迎。吴桂英抬眼朝岸上望去，码头上的夫君很威猛，眉也清目也秀，内心好一阵欢喜。直到好多天之后，新娘子吴桂英终于得知，夫君和前面的亡妻还有两个女儿。父亲早已回了泰州，媒婆拿到喜钱早已不见，丈夫不过就是年龄比自己大了一点，个子矮了一点，反正已经是他的人了，认命吧！一个月之后，吴桂英就开开心心地跟着夫君去了上海。
尽管二人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还果真被媒婆说中了：吴桂英跟着臧如祥，平平静静过了一辈子，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真的是天作之合呢！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臧如祥带着妻子吴桂英，在这座大城市里，凭着一身的好手艺，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没能收得住，过了两年，大儿子出生了，出生时体重九斤，小名儿就叫“九斤”。臧如祥在上海滩可谓春风得意，经常一家三口坐着黄包车去红房子吃大餐，吃完大餐再去戏院听戏。他原以为生活就该如此幸福，也会一直如此美好下去。
五十年代初，上海外来人口剧增。1955年人口已近700万，给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带来了一系列困扰。尤其是1953年底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之后，原来的市场调节改由政府直接为城市人口供应粮食。上海的粮食实际需求量又屡屡超过计划的供应量。1955年，上海迫不得已启动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反复动员，反复劝说，让那些当初怀揣梦想背井离乡跑到上海谋生的劳动者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劳动生产。吴桂英没有谋生的能力，靠丈夫的手艺吃闲饭，显然不符合留在上海的条件。没有办法，臧如祥只好携妻带子，回到海安。
臧如祥被安排进了县建筑公司，吴桂英被安置到县第二建筑公司。从上海回来，吴桂英没有什么失落，也没有什么孤独，更没有什么绝望和荒谬感，一切都是命，除了上班，就是接二连三生孩子。回到县城梅家巷，她当初结婚的地方，巷子口的一间房子快要倒塌，夫妻俩每月挣得的工资连全家糊口都难，更没钱修房子。臧如祥的父亲、吴桂英的公公死了，臧如祥的妈妈、吴桂英的婆婆嫌家里孩子多，便住到已经成家的大孙女儿也就是臧如祥的大闺女家，给大孙女带孩子。臧如祥的大闺女在县邮政局工作，大女婿在县供电局工作，家庭条件在县城属于中等偏上;二闺女脾气倔，一个人住在外面，后来嫁给一个中学教师。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最小的女儿出生。吴桂英后来上了岁数就时常念叨大儿子的好，沿小就懂事：她生小巴子的那天，大儿子正好过十岁生日，父亲带他去吃长寿面，他舍不得母亲，仅仅喝了一口面汤，就把一大碗阳春面小心翼翼从中大街的来往饭店端回家，递给了快要生产的母亲。由于营养不良，小姑娘生下来又小又瘦，头发枯黄，哭不出声，奄奄一息的样子，接生婆便劝吴桂英扔掉或者送人算了。吴桂英万般的不舍：也是条命啊，我带她来到人世，喝水也要把她养大！
吴桂英的父亲，在唯一的女儿出嫁之后也续弦再娶了，但他總是牵挂着远在海安的女儿。女儿孩子多，生活非常艰难，他便按月汇一笔款子给女婿。按月接济还是放心不下，他还时常从大老远的泰州背着大包拎着小袋，满是吃的，跑来看望孩子们。一回，老吴从泰州跑到海安女儿家，只见家里空空如也，尚未学会说话的最小的外孙女孤零零地坐在瓷马儿上，一声不吭，用小手从瓷碗里抓面条朝自己的小嘴里塞，老人一把抱起黄毛细丫头，呜呜呜地直抽泣。
直到吴桂英的小丫头开始记事了，只要嘴巴馋了，就会想起泰州的婆爹爹，盼着婆爹爹早点过来，便会有许多好吃的。后来，婆爹爹再也不来了，吴桂英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父亲，失去了生活的有力依靠，全凭自己咬着牙硬撑，领着家庭和孩子往前走。
在那些苦得洇心的贫寒日子里，吴桂英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先是变卖了父亲定做的嫁妆，再后来变卖了金银首饰，金手镯、金脚镯、金项链，出嫁时手指戴满的戒指，也一个一个地换成了粮食喂大了孩子，到后来连自己最喜欢的几套旗袍也拿去换了吃的。四个孩子越长越大，胃口也随之变大，计划粮总是不够吃。小姑娘至今记得，到了月底，母亲就提着淘米的小笸箩，走东家跑西家地去借粮。小姑娘还记得，在她开始记事时，大哥哥最喜欢和她玩的游戏就是，大哥把碗里的饭三扒两咽吃光后，对着空空的碗说，我现在闭起眼睛，看看会不会有仙女在我碗里变出饭。最小的妹妹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饭悄悄倒进大哥的碗里，大哥睁开双眼，装出异常吃惊的样子，小妹妹就直拍小手，笑得特别开心。 3
吴桂英的小巴子，那个幼时孤孤单单坐在瓷马儿上抓面条吃的细姑娘，长大成人后就嫁给了我。从现在起，我必须称吴桂英为丈母娘。
与小臧姑娘初次见面，也就是我到后来的老丈人家去相亲啦。一介穷书生，单枪匹马，两袖清风（其实是两手空空，没钱买见面礼），浑身是胆雄赳赳，穿着在县造纸厂工作的大表哥送我的粗布工作服，里面是我父亲的棉马甲，自然就显得有些驼背，一点也没有打虎上山的杨子荣的豪情壮志。但我却大有“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文化自信与英雄豪迈。几年后才听说，退休工人臧如祥师傅初次见到我这个浑身冒着土气的毛脚女婿，内心千军万马奔腾，十万个黄河决堤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年近六十的吴桂英大妈却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这个未来的女婿不错。
我是个胸无大志之人，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婚后的第十二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信通知，要我去补习英语（研究生考试英语55分以下的需要补习，我考了54分），蜜月只度了一半不到，便再次过了三年学生生活。妻子在娘家时，因为是最小的闺女，有些娇惯，她从小就不做家务，不要说起码的针线活儿了，也从不下厨，烧饭做菜全不会。结婚之后，我的丈母娘就对小女儿不客气了，逼着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让她学会烧菜。
我分配回到家乡工作的第二年，岳父病故。我的孩子小，岳母就帮着我们带孩子。孩子上的实验小学幼儿园，距离她家只有五十米。刚入园上小班时，儿子一头的鬈发，别的小女孩就以为他也是女娃，拉着他一起跑进女厕所。看到儿子站着撒尿，小女孩可能觉得受到侮辱，立马翻脸生了气，抱着他就咬。我那连性别都还没弄明白的孩子就委屈地跑到外婆那兒告状。我的岳母吴桂英，看到小外孙腮帮子上的牙印，立马气炸了，连跑带溜，像一只炸了毛的雄狮，又像一只奓着翅膀的老母鸡，一路脚下生风，呱呱呱呱地尖叫着，冲进幼儿园气呼呼地兴师问罪，幼儿园的老师满以为我丈母娘会大动干戈，吓得都快哭了。
后来我分了房子，丈母娘三天两头推着我儿子幼时坐过的婴儿车，里面装满各类蔬菜瓜果，来看望我们。她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的小女儿不会过日子，如果起大早去东楹桥下的批发市场买菜，价格只有一半呢！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她会跑到很远的批发市场，买回一堆螃蟹，先将蟹蒸熟，用竹签扒出蟹黄蟹膏，再在厨房一坐半天，耐心仔细地剔蟹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猪油和着蟹黄蟹膏蟹肉一起熬炼。于是，新千年之前的每一个寒冬，我们全家都有吃不完的又鲜又香的蟹糊汤。我沿小就喜欢吃猪油，吃面条要挖一大块猪油，吃菜饭要挑块猪油才觉得香。我丈母娘就去菜市场买上好的板油熬成猪油，我家一年四季从不脱猪油。我和儿子都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高粱肉，她就去买肥肉，切成薄片，将小赤豆煮熟，用纱布挤出细细的豆沙，将豆沙夹在两片肥肉之间，外面再裹上一层薄薄的糯米粉，放入油锅里一炸，那个肥啊，那个甜啊，那个香啊，用文字真是难以描述。
我丈母娘年少时跟着她父亲闯荡江湖见过世面，会讲许多地方的方言。那年，南通师专来协商想调我去中文系做教师。我妻子就说，南通话活像日语，一点都听不懂，连买菜都会受人欺的。我丈母娘立即回应：“买菜我负责！”并说起了麻利的南通话：到我锅（家）体（里）嬉戏（玩玩）……
母亲对子女尤其是对女儿的影响，大多是潜移默化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爱人就传承了我岳母的善良坚韧和无边的大爱，对我弟弟一家，对我妹妹一家，总是无条件地关心与呵护。直到现在，只要回一趟老家，爱人总会记得给长辈们买礼物。我们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她还时常给儿子快递吃的、穿的，给子女最好的照顾。她自己买衣服，肯定不会忘了给我妈妈带一件，哪怕买双鞋，也必须给老人带一双。
2001年，我调到南京工作。2002年搬进新房子时，我爱人不由自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妈在，她肯定要跟着来的。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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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英，老泰州的城里人。其父行船起家，靠水上运输发了家、致了富。旧时，人们有了钱就要买土地或置房产。老吴成了船老大后，便在泰州城里的集贤馆旁边买了一处不大也不小的四合院，在城里有了一块住场墩儿。老吴夫妻只有桂英这么一个独女，理所当然视她为掌上明珠。
桂英长到15岁时，母亲病故。过了两年，经媒人介绍、老吴做主，这棵独苗被嫁到泰州东边的海安城里一个叫臧如祥的人家。臧如祥是个粗通文墨的匠人，做泥瓦匠为生，结过婚且生了两个千金，不幸的是臧薛氏在二女儿出生几天后便病逝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大男人带着两个小女孩怎么过日子啊，臧家就花重金托媒婆说媒。家庭状况如此这般，在海安城里很难找到愿意续弦的。媒婆就不辞劳苦跑到西边的泰州城里物色，相中了17岁的吴桂英。媒婆的嘴简直就是澡堂子的水，什么天作之合、百年好合，什么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姓臧的在海安城中有座大院子，在上海凭自己的手艺跑码头很来事绝对吃得开，男将大几岁才晓得疼女人……一通口吐莲花，一番花言巧语，老吴被媒婆滔滔如通扬河水的说辞嚼得头晕目眩、心花怒放，在宝贝女儿结婚去海安之前，始终不知道臧如祥这位未来的女婿比女儿大十岁、个头要比女儿矮、脸上还有两颗不太引人注目的麻子，更不知道女儿是去臧家续弦。
吴桂英穿着旗袍，一身珠光宝气，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跟着父亲坐船沿着通扬河顺水东下。到海安的那个傍晚，残阳如血，夕照倒映在通扬河水面上，喜气在河面上荡漾。臧如祥戴着礼帽，穿着杭罗长衫，拄着文明棍，后面跟着一帮徒弟，神抖抖的，站在码头上恭迎。吴桂英抬眼朝岸上望去，码头上的夫君很威猛，眉也清目也秀，内心好一阵欢喜。直到好多天之后，新娘子吴桂英终于得知，夫君和前面的亡妻还有两个女儿。父亲早已回了泰州，媒婆拿到喜钱早已不见，丈夫不过就是年龄比自己大了一点，个子矮了一点，反正已经是他的人了，认命吧！一个月之后，吴桂英就开开心心地跟着夫君去了上海。
尽管二人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还果真被媒婆说中了：吴桂英跟着臧如祥，平平静静过了一辈子，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真的是天作之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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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臧如祥带着妻子吴桂英，在这座大城市里，凭着一身的好手艺，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没能收得住，过了两年，大儿子出生了，出生时体重九斤，小名儿就叫“九斤”。臧如祥在上海滩可谓春风得意，经常一家三口坐着黄包车去红房子吃大餐，吃完大餐再去戏院听戏。他原以为生活就该如此幸福，也会一直如此美好下去。
五十年代初，上海外来人口剧增。1955年人口已近700万，给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带来了一系列困扰。尤其是1953年底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之后，原来的市场调节改由政府直接为城市人口供应粮食。上海的粮食实际需求量又屡屡超过计划的供应量。1955年，上海迫不得已启动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反复动员，反复劝说，让那些当初怀揣梦想背井离乡跑到上海谋生的劳动者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劳动生产。吴桂英没有谋生的能力，靠丈夫的手艺吃闲饭，显然不符合留在上海的条件。没有办法，臧如祥只好携妻带子，回到海安。
臧如祥被安排进了县建筑公司，吴桂英被安置到县第二建筑公司。从上海回来，吴桂英没有什么失落，也没有什么孤独，更没有什么绝望和荒谬感，一切都是命，除了上班，就是接二连三生孩子。回到县城梅家巷，她当初结婚的地方，巷子口的一间房子快要倒塌，夫妻俩每月挣得的工资连全家糊口都难，更没钱修房子。臧如祥的父亲、吴桂英的公公死了，臧如祥的妈妈、吴桂英的婆婆嫌家里孩子多，便住到已经成家的大孙女儿也就是臧如祥的大闺女家，给大孙女带孩子。臧如祥的大闺女在县邮政局工作，大女婿在县供电局工作，家庭条件在县城属于中等偏上;二闺女脾气倔，一个人住在外面，后来嫁给一个中学教师。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最小的女儿出生。吴桂英后来上了岁数就时常念叨大儿子的好，沿小就懂事：她生小巴子的那天，大儿子正好过十岁生日，父亲带他去吃长寿面，他舍不得母亲，仅仅喝了一口面汤，就把一大碗阳春面小心翼翼从中大街的来往饭店端回家，递给了快要生产的母亲。由于营养不良，小姑娘生下来又小又瘦，头发枯黄，哭不出声，奄奄一息的样子，接生婆便劝吴桂英扔掉或者送人算了。吴桂英万般的不舍：也是条命啊，我带她来到人世，喝水也要把她养大！
吴桂英的父亲，在唯一的女儿出嫁之后也续弦再娶了，但他總是牵挂着远在海安的女儿。女儿孩子多，生活非常艰难，他便按月汇一笔款子给女婿。按月接济还是放心不下，他还时常从大老远的泰州背着大包拎着小袋，满是吃的，跑来看望孩子们。一回，老吴从泰州跑到海安女儿家，只见家里空空如也，尚未学会说话的最小的外孙女孤零零地坐在瓷马儿上，一声不吭，用小手从瓷碗里抓面条朝自己的小嘴里塞，老人一把抱起黄毛细丫头，呜呜呜地直抽泣。
直到吴桂英的小丫头开始记事了，只要嘴巴馋了，就会想起泰州的婆爹爹，盼着婆爹爹早点过来，便会有许多好吃的。后来，婆爹爹再也不来了，吴桂英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父亲，失去了生活的有力依靠，全凭自己咬着牙硬撑，领着家庭和孩子往前走。
在那些苦得洇心的贫寒日子里，吴桂英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先是变卖了父亲定做的嫁妆，再后来变卖了金银首饰，金手镯、金脚镯、金项链，出嫁时手指戴满的戒指，也一个一个地换成了粮食喂大了孩子，到后来连自己最喜欢的几套旗袍也拿去换了吃的。四个孩子越长越大，胃口也随之变大，计划粮总是不够吃。小姑娘至今记得，到了月底，母亲就提着淘米的小笸箩，走东家跑西家地去借粮。小姑娘还记得，在她开始记事时，大哥哥最喜欢和她玩的游戏就是，大哥把碗里的饭三扒两咽吃光后，对着空空的碗说，我现在闭起眼睛，看看会不会有仙女在我碗里变出饭。最小的妹妹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饭悄悄倒进大哥的碗里，大哥睁开双眼，装出异常吃惊的样子，小妹妹就直拍小手，笑得特别开心。 3
吴桂英的小巴子，那个幼时孤孤单单坐在瓷马儿上抓面条吃的细姑娘，长大成人后就嫁给了我。从现在起，我必须称吴桂英为丈母娘。
与小臧姑娘初次见面，也就是我到后来的老丈人家去相亲啦。一介穷书生，单枪匹马，两袖清风（其实是两手空空，没钱买见面礼），浑身是胆雄赳赳，穿着在县造纸厂工作的大表哥送我的粗布工作服，里面是我父亲的棉马甲，自然就显得有些驼背，一点也没有打虎上山的杨子荣的豪情壮志。但我却大有“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文化自信与英雄豪迈。几年后才听说，退休工人臧如祥师傅初次见到我这个浑身冒着土气的毛脚女婿，内心千军万马奔腾，十万个黄河决堤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年近六十的吴桂英大妈却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这个未来的女婿不错。
我是个胸无大志之人，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婚后的第十二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信通知，要我去补习英语（研究生考试英语55分以下的需要补习，我考了54分），蜜月只度了一半不到，便再次过了三年学生生活。妻子在娘家时，因为是最小的闺女，有些娇惯，她从小就不做家务，不要说起码的针线活儿了，也从不下厨，烧饭做菜全不会。结婚之后，我的丈母娘就对小女儿不客气了，逼着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让她学会烧菜。
我分配回到家乡工作的第二年，岳父病故。我的孩子小，岳母就帮着我们带孩子。孩子上的实验小学幼儿园，距离她家只有五十米。刚入园上小班时，儿子一头的鬈发，别的小女孩就以为他也是女娃，拉着他一起跑进女厕所。看到儿子站着撒尿，小女孩可能觉得受到侮辱，立马翻脸生了气，抱着他就咬。我那连性别都还没弄明白的孩子就委屈地跑到外婆那兒告状。我的岳母吴桂英，看到小外孙腮帮子上的牙印，立马气炸了，连跑带溜，像一只炸了毛的雄狮，又像一只奓着翅膀的老母鸡，一路脚下生风，呱呱呱呱地尖叫着，冲进幼儿园气呼呼地兴师问罪，幼儿园的老师满以为我丈母娘会大动干戈，吓得都快哭了。
后来我分了房子，丈母娘三天两头推着我儿子幼时坐过的婴儿车，里面装满各类蔬菜瓜果，来看望我们。她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的小女儿不会过日子，如果起大早去东楹桥下的批发市场买菜，价格只有一半呢！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她会跑到很远的批发市场，买回一堆螃蟹，先将蟹蒸熟，用竹签扒出蟹黄蟹膏，再在厨房一坐半天，耐心仔细地剔蟹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猪油和着蟹黄蟹膏蟹肉一起熬炼。于是，新千年之前的每一个寒冬，我们全家都有吃不完的又鲜又香的蟹糊汤。我沿小就喜欢吃猪油，吃面条要挖一大块猪油，吃菜饭要挑块猪油才觉得香。我丈母娘就去菜市场买上好的板油熬成猪油，我家一年四季从不脱猪油。我和儿子都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高粱肉，她就去买肥肉，切成薄片，将小赤豆煮熟，用纱布挤出细细的豆沙，将豆沙夹在两片肥肉之间，外面再裹上一层薄薄的糯米粉，放入油锅里一炸，那个肥啊，那个甜啊，那个香啊，用文字真是难以描述。
我丈母娘年少时跟着她父亲闯荡江湖见过世面，会讲许多地方的方言。那年，南通师专来协商想调我去中文系做教师。我妻子就说，南通话活像日语，一点都听不懂，连买菜都会受人欺的。我丈母娘立即回应：“买菜我负责！”并说起了麻利的南通话：到我锅（家）体（里）嬉戏（玩玩）……
母亲对子女尤其是对女儿的影响，大多是潜移默化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爱人就传承了我岳母的善良坚韧和无边的大爱，对我弟弟一家，对我妹妹一家，总是无条件地关心与呵护。直到现在，只要回一趟老家，爱人总会记得给长辈们买礼物。我们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她还时常给儿子快递吃的、穿的，给子女最好的照顾。她自己买衣服，肯定不会忘了给我妈妈带一件，哪怕买双鞋，也必须给老人带一双。
2001年，我调到南京工作。2002年搬进新房子时，我爱人不由自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妈在，她肯定要跟着来的。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