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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的黎族人民，是最早认识、最早发现、最早使用黄花梨的“鼻祖”者，他们是黄花梨文化的“始作俑”者和“拓荒者”。当然，黄花梨文化，也一直伴随着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共同进步，共同促进。
“黄花梨”这一特有的珍贵树种，之所以能够在海南岛常年生长，无疑得益于这里独特的气候环境和优良的地理优势。黎族人民，是海南岛最早的世居民族，在他们的生产生活、娱乐祭祀、丧葬礼俗等方面，无不与“黄花梨”树木为材料的众多用具，息息相关。所以，海南岛的黎族人民，是最早认识、最早发现、最早使用黄花梨的“鼻祖”者，他们是黄花梨文化的“始作俑”者和“拓荒者”。当然，黄花梨文化，也一直伴随着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共同进步，共同促进。
关于“黄花梨”的概念及其定义，历来争论不一。时下流传的所谓“越南黄花梨”、“老挝黄花梨”、“非洲黄花梨”以及为了与海南独有的“黄花梨”比附、混淆的所谓“草花梨”“白花梨”，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紫檀木，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分辨。在这里，我们比较认同阎晓怀先生的观点，即这些“根本不是黄花梨，它们统统是别种、别科、别属植物的躯干部分，应另有他名。”他还进一步强调：“黄花梨木，只产于中国海南岛，其他国家，一概不产”。（阎晓怀著《黄花依旧一黄花梨家具纵横谈》，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其实，关于黄花梨，植物分类学家早已明确，中文学名为降香黄檀，拉丁学名：Dalbergia odoriferaT.chen，海南岛一般称花梨木，俗名则更多，不一列举。属豆科（Leguminosae）黄檀属（Dalbergia）。
这里，引用一段颜家安先生《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的文字：“1956年以前，黄花梨并没有正式的植物学命名。官方及民间，古典家具研究专家和收藏爱好者均以‘花梨’、‘黄花梨’或自己习惯的经验叫法称呼。1956年，侯宽昭教授在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广州植物志》中正式将海南岛黎人称为‘花梨’的植物归入豆科黄檀属，命名为‘海南檀’（Dalbergiahainanensis），并做了说明：‘海南岛特产，……为森林植物，喜生于山谷阴湿之地，木材颇佳，边材色淡，质略疏松，心材色红褐，坚硬，纹理精致美丽，适于雕刻和家具之用。本植物海南原称花梨木，但此名与广东木材商所称为花梨木的另一种植物混淆，故新拟此名以别之’。从这些内容来看，黄花梨的概念及定义便很清楚了。限制了黄花梨木的生长地域和材质特性。即黄花梨的产地只有一处，且是唯一的产地，即中国海南岛。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就与树木密不可分。工具的使用、取火的源泉、居住的依托、弓箭的发明、陶器的制作、城池的修建等，这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伟大成就，无不与树木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远古时期传说中的有巢氏，就是因为教授古民以避禽兽、构木为巢而名载史册。《庄子·盗跖》亦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古史传说中火的发现者燧人氏，就是教人钻木取火，煮生为熟，取暖照明，抵御禽兽，深受历朝历代人们的敬奉，《韩非子·五蠹》中也载：“民食果蓏蚌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燧人氏。”足见树木对于人类早期的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在划分人类早期的历史阶段时，有些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大胆地提出了“木器时代”，将其与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铁器时代、玉器时代等相齐并论。我们且不谈此理论的正确、成立与否，起码可以肯定地说，木器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当然是毋容置疑的，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在太湖、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的遗址中，都屡有木质农具的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种植水稻的遗物。《集古录·卷一·神农氏》亦载：“是时民益多，禽兽益少。炎帝乃教民播种百谷，戕木为耜，揉木为耒，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民食以充。”木器工具与石器工具一样，为原始稻作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海南岛黎族人民的发展历史，同华夏其他个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如上所谈及的艰难而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印证了上述远古传说中的许多历史事实。黎族人中，干栏式茅草屋的建筑风格，就是有巢氏“构木为巢”在海南岛的具体体现和充分发挥；燧人氏“钻木取火”的现象，也是海南岛非遗项目保护的重点之一。黎族人民与树木的关系，也是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海南岛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热带、亚热带的各类树种很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黎族人民，通过他们常年的生活实践，在与周边众多树木的交往和认知中，他们独具慧眼的发现了，生长在这座岛屿上的黄花梨树种与它周边的其他树木相比，有着更多的且难以比拟的优质特点。证明了他们对黄花梨树木的木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是其他的树木与生俱来都无法企及和超越的。它木质所具有的坚硬致密、厚重结实、色泽美观、纹理丰富、不裂不腐、器型不变、温润如玉等等优点，自它的发现之日起，就颇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求。以黄花梨木制作的各类生活器具、生产用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们被广泛的应用在黎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简单的生产用具，到高大的房屋构建，从日常的生活用品，到重大的节日祭祀，把黄花梨的用途及其所衍生出来的黄花梨文化，都发挥到了极致。黎族人对黄花梨的最早使用，主要是以制作的各种实用器具为主。它们中既有以单纯的黄花梨木制作的犁耙、牛轭、点种棒、牛铃、杵、臼、杯、扁担、水桶、饲养槽、五供器、供案、神龛、神台、符印、神像、桌椅、坐凳、睡床、建筑构件等，还有以黄花梨为主件的其他复合用具，如各种用具的把手、纺织时的工具等，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才智和高超技艺。为海南黄花梨文化的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为海南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南岛黎族人民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与自然资源，通过他们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解开了中国黄花梨文化的演绎帷幕，奠定了中国黄花梨文化的发展基础，为日后明清时期黄花梨文化的高度发展和今日黄花梨文化的灿烂辉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黄花梨”这一特有的珍贵树种，之所以能够在海南岛常年生长，无疑得益于这里独特的气候环境和优良的地理优势。黎族人民，是海南岛最早的世居民族，在他们的生产生活、娱乐祭祀、丧葬礼俗等方面，无不与“黄花梨”树木为材料的众多用具，息息相关。所以，海南岛的黎族人民，是最早认识、最早发现、最早使用黄花梨的“鼻祖”者，他们是黄花梨文化的“始作俑”者和“拓荒者”。当然，黄花梨文化，也一直伴随着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共同进步，共同促进。
关于“黄花梨”的概念及其定义，历来争论不一。时下流传的所谓“越南黄花梨”、“老挝黄花梨”、“非洲黄花梨”以及为了与海南独有的“黄花梨”比附、混淆的所谓“草花梨”“白花梨”，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紫檀木，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分辨。在这里，我们比较认同阎晓怀先生的观点，即这些“根本不是黄花梨，它们统统是别种、别科、别属植物的躯干部分，应另有他名。”他还进一步强调：“黄花梨木，只产于中国海南岛，其他国家，一概不产”。（阎晓怀著《黄花依旧一黄花梨家具纵横谈》，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其实，关于黄花梨，植物分类学家早已明确，中文学名为降香黄檀，拉丁学名：Dalbergia odoriferaT.chen，海南岛一般称花梨木，俗名则更多，不一列举。属豆科（Leguminosae）黄檀属（Dalbergia）。
这里，引用一段颜家安先生《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的文字：“1956年以前，黄花梨并没有正式的植物学命名。官方及民间，古典家具研究专家和收藏爱好者均以‘花梨’、‘黄花梨’或自己习惯的经验叫法称呼。1956年，侯宽昭教授在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广州植物志》中正式将海南岛黎人称为‘花梨’的植物归入豆科黄檀属，命名为‘海南檀’（Dalbergiahainanensis），并做了说明：‘海南岛特产，……为森林植物，喜生于山谷阴湿之地，木材颇佳，边材色淡，质略疏松，心材色红褐，坚硬，纹理精致美丽，适于雕刻和家具之用。本植物海南原称花梨木，但此名与广东木材商所称为花梨木的另一种植物混淆，故新拟此名以别之’。从这些内容来看，黄花梨的概念及定义便很清楚了。限制了黄花梨木的生长地域和材质特性。即黄花梨的产地只有一处，且是唯一的产地，即中国海南岛。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就与树木密不可分。工具的使用、取火的源泉、居住的依托、弓箭的发明、陶器的制作、城池的修建等，这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伟大成就，无不与树木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远古时期传说中的有巢氏，就是因为教授古民以避禽兽、构木为巢而名载史册。《庄子·盗跖》亦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古史传说中火的发现者燧人氏，就是教人钻木取火，煮生为熟，取暖照明，抵御禽兽，深受历朝历代人们的敬奉，《韩非子·五蠹》中也载：“民食果蓏蚌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燧人氏。”足见树木对于人类早期的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在划分人类早期的历史阶段时，有些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大胆地提出了“木器时代”，将其与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铁器时代、玉器时代等相齐并论。我们且不谈此理论的正确、成立与否，起码可以肯定地说，木器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当然是毋容置疑的，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在太湖、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的遗址中，都屡有木质农具的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种植水稻的遗物。《集古录·卷一·神农氏》亦载：“是时民益多，禽兽益少。炎帝乃教民播种百谷，戕木为耜，揉木为耒，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民食以充。”木器工具与石器工具一样，为原始稻作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海南岛黎族人民的发展历史，同华夏其他个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如上所谈及的艰难而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印证了上述远古传说中的许多历史事实。黎族人中，干栏式茅草屋的建筑风格，就是有巢氏“构木为巢”在海南岛的具体体现和充分发挥；燧人氏“钻木取火”的现象，也是海南岛非遗项目保护的重点之一。黎族人民与树木的关系，也是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海南岛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热带、亚热带的各类树种很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黎族人民，通过他们常年的生活实践，在与周边众多树木的交往和认知中，他们独具慧眼的发现了，生长在这座岛屿上的黄花梨树种与它周边的其他树木相比，有着更多的且难以比拟的优质特点。证明了他们对黄花梨树木的木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是其他的树木与生俱来都无法企及和超越的。它木质所具有的坚硬致密、厚重结实、色泽美观、纹理丰富、不裂不腐、器型不变、温润如玉等等优点，自它的发现之日起，就颇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求。以黄花梨木制作的各类生活器具、生产用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们被广泛的应用在黎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简单的生产用具，到高大的房屋构建，从日常的生活用品，到重大的节日祭祀，把黄花梨的用途及其所衍生出来的黄花梨文化，都发挥到了极致。黎族人对黄花梨的最早使用，主要是以制作的各种实用器具为主。它们中既有以单纯的黄花梨木制作的犁耙、牛轭、点种棒、牛铃、杵、臼、杯、扁担、水桶、饲养槽、五供器、供案、神龛、神台、符印、神像、桌椅、坐凳、睡床、建筑构件等，还有以黄花梨为主件的其他复合用具，如各种用具的把手、纺织时的工具等，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才智和高超技艺。为海南黄花梨文化的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为海南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南岛黎族人民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与自然资源，通过他们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解开了中国黄花梨文化的演绎帷幕，奠定了中国黄花梨文化的发展基础，为日后明清时期黄花梨文化的高度发展和今日黄花梨文化的灿烂辉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