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一说，即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南湖畔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山嵩阳书院。此外，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也以学以致用言动天下的传统而名垂后世。
　　在那里，书声朗朗，墨香阵阵，流淌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启承转合，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出类拔萃，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1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1043年，宋仁宗又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自此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


　　而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倡导支持下，得到了壮大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显盛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此，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因为范仲淹对该书院的突出贡献，后人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
　　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门庭前悬挂有一楹联，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块令人骄傲的文化招牌，可谓名至实归，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都有它的高超和神奇之处。其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始于唐时周敦颐先生的主张。他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的共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拥有健康茁壮、枝繁叶茂的文化根系，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此外，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赶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对岳麓书院的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因坐落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嵩阳书院建筑物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除嵩阳书院主体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因自然及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
　　在学识传播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慎思园”两侧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书体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


　　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白鹿洞书院教条》，该条规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成为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朱熹的教育思想，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顺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建于北宋政和元年，亦名龟山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当时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之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于此。据传，无锡官员李夔陪同著名学者杨时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时见这里临伯渎港，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郁郁葱葱的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一个研究和传授学问的理想场所，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李夔得知杨时的想法后，全力予以支持。并取了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中的“东林”二字作为书院名称。
　　因战祸、动乱等原因，该书院也一度荒芜废置。直到公元1604年，东林人氏、明朝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该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精神，引起全国学者的认同和响应，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当时的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在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因此倾动朝野，海内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仰慕应和，闻风响附，皆以东林为归。一时之间，东林书院成为江南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名，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在明末数十年时间里，东林书院的学人，在历史变革的潮头，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士子们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
　　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影响。书院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山环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树参天，或茂林修竹……可谓“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此僻静优美、清邃秀丽的去处，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
　　古代书院，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从学说，广泛开展学术论辩。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思维才有了突破口，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平等交流，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该是多么美妙、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谓“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与此同时，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时至今日，所有这些，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些耐人寻味的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