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电影艺术家刘琼百年诞辰的活动中，放映了他1948年在香港摄制的影片《国魂》。由他主演的文天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精湛的演技，丝丝入扣地提示出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其表演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引自上影集团公司总裁、上海影协副主席任仲伦语）观后，大家都很激动，但也很感慨。
　　感慨的是，这次放映影片拷贝还是向香港方面借来的，只能在内部放映，不能公映的原因是会议召集人说它仍属反动影片范畴。半个多世纪前，行将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曾把它当作救命稻草，让每个“国军”入伍都看此影片，接受灌输，得以像文天祥忠于大宋那样效忠蒋家王朝。能起到这样恶劣作用的作品，还能说它不“反动”吗？因此，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将近70年，这桩案子依然如故，没有什么人去作出新的判断和处理。
　　文艺理论曾指出，一次创作的完成，应当有三个因素参与：作者、作品，还有鉴赏者（读者、观众）。作品不接受受众的检验，不考虑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对的，不能算真正的完成。但是，只看效果，不考虑作者的创作动机就对了吗？而且，受众不是铁板一块，就拿《国魂》来说，国民党当局可以看，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就不可以看吗？所谓社会效果怎么可能一致呢？
　　刘琼曾表示过，他一生扮演过众多角色，而“最引以为傲的是《国魂》的主角文天祥”，然而，就是这部影片，却成了反动作品，就是这位文丞相，却成了一个反面教员，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使他终身痛苦与愤懑。其实，在拍摄这部作品前的十几年间，他不但演过《明末遗恨》里的郑成功，而且演过话剧《文天祥》，连演5个月，“写就了沦陷区上海舞台最辉煌的一页”。他歌颂的从来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从来就是民族的正气，何“反动”之有呢？
　　当时，也有日本人来观剧，一位叫高山次朗的在《看文天祥——对戏剧检查当局的希望》这篇观后感中说：“不知多少次，仿佛冷水流过我的背脊，台上重复着‘还我大宋天下’、‘宋朝绝不会灭亡的’……每念到这样的台词，笔者就会全身发抖。斗胆说一句，如果有一个与满场中国民众一起为‘还我大宋天下’的台词而鼓掌的日本人，我会怀疑那人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这是一个坚持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的日本人的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感受到了剧作如同子弹一样在射向他，这不正是作者和创作者的巨大成功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影片生不逢时，正赶上蒋家王朝覆灭前夕，反动派正需要一批像文天祥那样忠心耿耿的人物为它殉葬，于是影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混淆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而且曲解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文天祥的忠心义胆是有其道德内涵的，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和奋斗中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它是爱国的、进步的，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任何反动反人民的政治集团想利用它，最后证明只能是妄想，这只能说明反动派的固执与狡猾，怎么能把账算到作品和作者身上去呢？
　　政治是严酷的，更是功利鲜明的，在历史研究和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创作中，因一时一地的政治原因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况不乏其例，导致有的作者写传记文学，第一版刚说传主是“一代伟人”，而到了第二版时却成了“一代罪人”了。这样的笑话应当结束了，但由此引出的诸如政治和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政治与道德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不同标准，诸如此类的问题，仍值得我们深入地持续地探讨与把握。
　　有感于此，建议为《国魂》这样的作品开禁，该到了办这类事情的时候了。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