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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又临多事之秋。
美债评级下调，欧元去留成疑，令二次探底之忧阴霾再起。
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协作，度过当前的波动，又如何通过深度的结构性调整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复苏，成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将迎来怎样的新货币体系图景，亦为全球经济学界所热议。
今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新任IMF副总裁朱民先生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与记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双重位移，即增长中心的位移和经济重心的位移，这给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洲财政一体化的速度，美国再实业化的走向，新兴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的安排，将共同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规避二次探底之途
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对于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朱民的看法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财政集中正在发生，而欧洲市场的统一将创造新的增长空间；美国的再实业化将以高科技产业为引领，但需协调创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生产率。
《财经》：您认为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来看，人们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再实业化，还是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都困难重重，而新兴经济体真正地成为增长引擎，还要假以时日。在您看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或者复苏点在哪里？
朱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的争议也很多，不同观点也很多，很多人也认为现在有危机。比如说，马丁·菲尔斯坦说危机超过50％，萨默斯说美国有日本化的风险，会面临失去的十年。
我是用基本的定义，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被称为经济衰退。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很难发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整体还是没有受到大的结构性的冲击，跟2008年比，还是很不一样。而且新兴经济整体还是很强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不会发生二次探底那么大剧烈的下跌，但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低增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变数，会有很多调整，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世界经济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它可能会走向下滑，也可能走向一个好的增长，究竟这个过程怎么走，这不是很明确。不确定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更多是跟政策有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面临相对比较低速的增长。
由此，政策就变得特别重要。从刚才谈到的几个方面来说，欧洲面临的情况是：欧洲的财政集中实际已经在发生，比如说推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EFSF本身是个财政机制，如果7月21日欧盟峰会上关于扩大EFSF资金规模和能力范围的决定能够尽快实施和通过，欧盟的财政集中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同时，欧央行行长特里谢提出设立欧洲的财长。
在我看来，欧洲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财政，而是欧洲市场的统一远远落后于货币的统一。货币统一以后，欧元区的金融统一快于市场统一。
那么对于欧洲，如果市场进一步统一的话，所产生的增长空间还是蛮大的。欧洲现在有160种专业人才很难流动，欧洲的贸易发展了，但是零售贸易要发展还是很难，中小企业的流动还是不容易，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现在还是门槛很多，各地监管的系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市场统一起来，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当然现在整个市场的统一也已提出，这要有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财经》：那美国呢，您如何看待美国再实业化的前景？
朱民：美国从复苏到振兴不一定是再实业化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今天是处于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去年，第一次出现了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用GDP衡量，各47.8％，等于是一半一半了，这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这一半一半会产生全球结构的变化，包括对于资源需求和金融结构的变化，以及贸易变化，等等。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发展很快。最近科技的变化特别大，人工智能的变化使得机器人的发展很快，而且机器人的特征是一次性投资成本很高，但是维持成本变得很低。如果广义上使用机器人很普遍的话，制造业就不仅是停留在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很明显地朝高科技的制造业、通信手段、高尖端的仪表、生化技术发展等方向走得很快。
眼下发达国家在把重化工和设备制造向新兴经济下移，而新兴经济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像耐克鞋，五年前还在中国生产，现在在印度、泰国和越南生产，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说美国的再实业化，其实有很多新的内涵，我觉得是在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新的人工智能引起的制造业便捷化发展，这是全球一个新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与此同时，转向可持续增长；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这个改革。
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当然这两件事都不容易。
《财经》：高科技发展肯定带动美国整体经济的向好，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产生无就业的增长？
朱民：这个问题比较大。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Susan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关于创新和就业的关系：机器人可以解决制造业的配置问题，但就业怎么走，现在看来还要研究。比如在美国过去的15年里，它增长了2700万的就业，这个增长就很有意思，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业增长很少，但价值增长很多。非贸易部门，比如政府和卫生、保健医疗部门，就业增长了40％，但是它的增加值很少。所以这就造成了人均收入增加值不一样，收入差距拉大都与此有关。
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增长是一个概念，就业是另外一个概念。怎么样推进就业，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今后推进服务业很重要，但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变得很重要。
《财经》：我们感觉，服务业贫富差距太大，含金量分布不均，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获利特别多，低端服务业则特别少。
朱民：对。因此要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这确实是新的挑战，怎么走？我觉得要包括通信的全部移动化以及一系列新的变化，要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推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过去的15年中，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制造、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多，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够。所以就业问题，也是扩大服务业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面临的新情况。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相对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如何搭上高科技这班车，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朱民：教育。在结构性变革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教育，教育不上去，人力资本就上不去。美国在50年前很成功的一点是，战后迅速把劳动力培养成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怎么做到的？通过教育。当时美国所有人高中毕业，但是现在高中毕业已经不够了，现在提高到更普及的大学教育，所以整个的就业是和教育连在一起的。
平衡IMF三角色
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收支平衡）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IMF仅仅作为G7汇率政策监管者和新兴经济体最后贷款人存在已远远不够，人们对IMF作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监管者和宏观政策协调者这三重角色的期待，表明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如何协调因各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和复苏进程不同而导致的宏观政策错位，如何引导全球资本合理流动，如何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日益紧迫的命题。
《财经》：刚才您谈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政策很重要。那么从IMF的角度，它一直是希望扮演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的监管者和宏观政策的协调者这三个角色，在您看来，在我们目前面临长期结构调整的前提下，IMF会怎样来平衡这三个角色？
朱民：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结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是IMF关注的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来关注支付表，关注外部平衡，关注汇率，这些历来是IMF的长项。但现在的发展变化使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只关注外部的BOP，balance of payment（支付平衡），已没有办法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所以，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IMF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投入很多努力。
IMF本身的mandate（授权），主要的任务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面临结构的调整，如果社会有问题，那么结构不稳定，宏观还是不稳定。我们面临的现状对基金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章程让不让你做，更多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们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财经》：刚才我们提到IMF的角色之一是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但是IMF自身存在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因此有声音提议赋予IMF更大的财权，以实施比当年“石油贷款”和“补充贷款” 更激进的“债务贷款”，允许IMF从盈余国家借入大量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提供解决本国债务问题的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朱民：全球的流动性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IMF承担责任给遭受危机的会员国成员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是对的。同时，IMF也在讨论增加产品灵活性，以便在危机到来时，能更快、更有效地支持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把IMF从危机后的救助移到危机前的预防，这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流动性的支持是个广义概念，特别是预防性的，这个究竟怎么定义？整个流动性的规模可以做到多大？这个讨论很多，现在讨论总的方向还是主张基金不断扩大它的资源，所以危机以来，它的额度在扩大，它的整个资源在扩大。这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看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全球的流动性，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涉及到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财经》：目前债务危机的深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的节奏？
朱民：债务危机是监管改革方面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在监管之内，但是它的恶化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止，因为它和现在的危机情况密切相关，是克服危机重要的一个方面。归根结底，维持全球经济基本稳定，是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一致的。
《财经》：刚才提到全球的流动性，也包括扩大IMF本身的流动性。那人们也担心，本身欧美的流动性是过剩的，而且又有新一轮的量化放松，只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陷入流动性陷阱，而这些钱又流入新兴经济体，如果新兴经济体以债务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再把这个流动性投放过去，会不会加剧全球的不平衡？
朱民：因为整个欧洲的危机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维护欧洲的经济稳定很重要。由于有全球影响所以希望由全球共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要来共同努力，协调解决。
流动性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短期来看，银行的潜在危机是欧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所以流动性很受关注。但欧洲面临的是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力量联手解决，而购买欧债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只有流动性，而没有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还是不成立。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流动性救助与来自主权国家的结构改革相结合的过程。
新兴经济体的新挑战
如果新兴经济体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经济中心位移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包括金融和实体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指，如何应对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资产价格泡沫管理问题，后者则主要聚焦于中国，也即如何在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寻找自我驱动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在朱民看来，前者需要资本输出国与接受国的共同治理，而后者则无先例可循，挑战巨大。
《财经》：您提到新兴经济体GDP已经占到全球的47.8％，但是金融资产只占到19％，那么随着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匹配，新兴经济体资产面临着金融资产的暴增，会不会面临像日本当年的问题？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加速，人民币在升值，我们接下来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
朱民：我觉得要关注几点：第一，全球的流动性宽裕，这是第一个大背景，所以这使得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地下降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资金追求风险资产。
第二，全球资本流动是必然的。我们看到，多年以前，资本流动主要靠FDI（外国直接投资）流过来。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官方资本，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主要靠私人资本，私人资本主要是FDI，以后FDI转成流动性FDI。现在我们看到大规模的金融资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因为有47.8％和19％这个比例在这边，资金追逐利润、追逐增长。
第三，资金的全球流动对资金的接收国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投资，新兴经济体还是需要投资，发展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改革。
但是资金也有它的风险：首先，它的量太大了，金融市场承载可能不够大；第二个，资金有很多的波动性；第三个，在危机的时候，资金可能会停住，会逆流，这个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金流既是好事又要防止风险，包括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这个对新兴经济国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我看来，这次金融波动中欧美之间的Beta系数上升了很多，但是欧美之间和新兴经济的关联度是下降的，在这次危机中，资本的外撤强度和速度都有下降，那么这是很新的现象，是好事。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动，是它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之一。
因此从IMF的角度来说，我们开始讨论资本流动的管理政策，这是以前从没有的。
我们现在进一步延伸，从资本接收国的角度讨论资本管理，讨论资本输出国的宏观政策对资本输出和流动的影响。从接收和输出的角度联合起来看，怎么能使资本的流动变得更理性一些，波动少一点，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情。
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老问题又有新的形式，资本市场的流动需要全球合作来管理。我想这个是全球的责任，IMF毫无疑问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也都需要特别谨慎，特别是对新兴经济来说，是未来的几大挑战之一。
《财经》：有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和金融贸易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新兴市场之间，因此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正在出现位移，您觉得这个位移的尺度足够大吗？
朱民：目前正在发生两个位移，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位移到新兴经济，二是全球经济的重心在逐渐位移到新兴经济。去年新兴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73％的全球消费增加量，这是很大的变化，这确实表明经济重心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新兴经济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外部需求下降，你怎么增长？然后就讲内需，我倒不这么讲。
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新兴经济的产业结构其实历来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20年前，他们需要中国的羊毛绒玩具，中国羊毛绒起来了，15年前需要中国的鞋，耐克鞋，中国鞋业起来了。10年前需要洗衣机和电视，家电起来了。现在生产iPAD。所有这些行业，都是根据外部需求设立的。
现在外部需求没有了。首先是总需求的概念，增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需求对结构改变的拉力没有了。因为发达经济的增长比较低，结构变化比较小，我们自己内部怎么样从供给的角度产生结构调整的动力，能不断产生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在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是有大的外部需求环境。现在是第一次外部需求环境如此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挑战。
《财经》：就像美国的再实业化一样没有先例可循。
朱民：是的，这两者都没有先例可循。
从“动荡三角”
走向“稳定四角”
我们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
美元和欧元的走软正在带来全球货币格局的重组，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元、欧元的持续走衰和人民币的快速崛起。考虑到美元区和欧元区巨大的金融资产规模，美元和欧元的稳定是很重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将美元、欧元、日元“动荡三角”格局转化为“稳定四角”结构，但人民币的国际化任重道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亦须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和适度金融创新来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日本式“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互相捆绑，互相拖累的局面。
《财经》：当年沃克尔高利率政策导致金融资本流向美国使美元走强的时候，美国让日元升值是为了使日元资产升值，分流美元走强的压力。现在美元已经信用减弱的情况下，美国金融界一些人士还希望人民币升值，这会不会令美元持续走低？
朱民：美元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里，以贸易参数为权重的指数，下跌得很厉害，这主要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和美国财务负担的增加造成的，这是市场给出的趋势，基本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总是跟着经济形势在不断地调整，这个很难讲是人为的政策在起作用。
《财经》：在美元持续走弱的前提下，前段时间投资者涌向日元和瑞士法郎作为其避险工具。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三角关系出现动荡，将来全球的货币图景会是怎么样的？
朱民：在美国债务上限争论和标普下调美债之后，本来应该发生一场债券危机，但是人们发现这次波动产生了变化：第一，短期流动资本进入美国国债市场，把美国国债压低，说明了美元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债券市场的地位还是存在。但与此同时，长期资本在流出美元市场，选择黄金、瑞士法郎、日元等等工具，这又表明了人们对美元的信用风险的担心。
现在不是破产风险，是信用风险，这个也是从来没见过的。这两重的流入流出都在发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与此同时，因为欧元比较软，欧元和美元也是在不断的僵持当中，使得第三货币不断走强，全球货币市场的新结构正在出现。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是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
《财经》：那会不会走向稳定四角，加上人民币这一角？
朱民：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还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法国作为G20的主席国，公开欢迎人民币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这个国际基金货币的篮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欢迎人民币的加入。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通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可以增强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
但进入SDR最核心的标准是加强人民币的自由使用。这包括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人民币的贸易融资发展很快，超过万亿，因此要有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没有这个投资产品，怎么投人民币，怎么使用人民币，就有问题。所以最近的政策开始意识到往人民币产品方向发展，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涉及到产品，涉及到市场，涉及到监管，涉及到市场基础设施，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总体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而导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进出，这个会不会成为资本账户改革的先导？
朱民：这是很具体的政策，你要去问央行。我一直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现在出现很多新的情况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很正常，人类从来不断面临着新的情况。关键是方向是对的。具体的在政策方面，它可以有很多变化和组合。它可以是必然的，也可以是偶然的。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但坚持国际化的方向很重要。
《财经》：金融过度创新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中国的现状是金融创新不足，过度依赖银行。您提到新兴经济体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中国如何加强金融创新，如何通过适度的金融创新来化解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朱民：对发展经济来说，金融创新一直是很重要的，而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散风险，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在于，在过去这两年里，银行的再杠杆化的速度过快，主要是因为刺激政策所致，所以现在整个经济速度下降的时候，就要考虑银行资产的质量和贷款的情况。
因此，加强直接融资的力度，特别是建立长期的融资市场，比如说债券市场，历来是亚洲和新兴经济体要进行的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从整体来说，因为危机的原因，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改革有所放缓。其实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要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
本刊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
美债评级下调，欧元去留成疑，令二次探底之忧阴霾再起。
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协作，度过当前的波动，又如何通过深度的结构性调整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复苏，成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将迎来怎样的新货币体系图景，亦为全球经济学界所热议。
今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新任IMF副总裁朱民先生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与记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双重位移，即增长中心的位移和经济重心的位移，这给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洲财政一体化的速度，美国再实业化的走向，新兴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的安排，将共同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规避二次探底之途
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对于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朱民的看法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财政集中正在发生，而欧洲市场的统一将创造新的增长空间；美国的再实业化将以高科技产业为引领，但需协调创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生产率。
《财经》：您认为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来看，人们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再实业化，还是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都困难重重，而新兴经济体真正地成为增长引擎，还要假以时日。在您看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或者复苏点在哪里？
朱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的争议也很多，不同观点也很多，很多人也认为现在有危机。比如说，马丁·菲尔斯坦说危机超过50％，萨默斯说美国有日本化的风险，会面临失去的十年。
我是用基本的定义，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被称为经济衰退。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很难发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整体还是没有受到大的结构性的冲击，跟2008年比，还是很不一样。而且新兴经济整体还是很强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不会发生二次探底那么大剧烈的下跌，但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低增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变数，会有很多调整，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世界经济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它可能会走向下滑，也可能走向一个好的增长，究竟这个过程怎么走，这不是很明确。不确定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更多是跟政策有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面临相对比较低速的增长。
由此，政策就变得特别重要。从刚才谈到的几个方面来说，欧洲面临的情况是：欧洲的财政集中实际已经在发生，比如说推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EFSF本身是个财政机制，如果7月21日欧盟峰会上关于扩大EFSF资金规模和能力范围的决定能够尽快实施和通过，欧盟的财政集中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同时，欧央行行长特里谢提出设立欧洲的财长。
在我看来，欧洲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财政，而是欧洲市场的统一远远落后于货币的统一。货币统一以后，欧元区的金融统一快于市场统一。
那么对于欧洲，如果市场进一步统一的话，所产生的增长空间还是蛮大的。欧洲现在有160种专业人才很难流动，欧洲的贸易发展了，但是零售贸易要发展还是很难，中小企业的流动还是不容易，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现在还是门槛很多，各地监管的系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市场统一起来，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当然现在整个市场的统一也已提出，这要有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财经》：那美国呢，您如何看待美国再实业化的前景？
朱民：美国从复苏到振兴不一定是再实业化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今天是处于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去年，第一次出现了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用GDP衡量，各47.8％，等于是一半一半了，这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这一半一半会产生全球结构的变化，包括对于资源需求和金融结构的变化，以及贸易变化，等等。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发展很快。最近科技的变化特别大，人工智能的变化使得机器人的发展很快，而且机器人的特征是一次性投资成本很高，但是维持成本变得很低。如果广义上使用机器人很普遍的话，制造业就不仅是停留在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很明显地朝高科技的制造业、通信手段、高尖端的仪表、生化技术发展等方向走得很快。
眼下发达国家在把重化工和设备制造向新兴经济下移，而新兴经济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像耐克鞋，五年前还在中国生产，现在在印度、泰国和越南生产，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说美国的再实业化，其实有很多新的内涵，我觉得是在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新的人工智能引起的制造业便捷化发展，这是全球一个新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与此同时，转向可持续增长；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这个改革。
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当然这两件事都不容易。
《财经》：高科技发展肯定带动美国整体经济的向好，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产生无就业的增长？
朱民：这个问题比较大。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Susan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关于创新和就业的关系：机器人可以解决制造业的配置问题，但就业怎么走，现在看来还要研究。比如在美国过去的15年里，它增长了2700万的就业，这个增长就很有意思，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业增长很少，但价值增长很多。非贸易部门，比如政府和卫生、保健医疗部门，就业增长了40％，但是它的增加值很少。所以这就造成了人均收入增加值不一样，收入差距拉大都与此有关。
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增长是一个概念，就业是另外一个概念。怎么样推进就业，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今后推进服务业很重要，但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变得很重要。
《财经》：我们感觉，服务业贫富差距太大，含金量分布不均，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获利特别多，低端服务业则特别少。
朱民：对。因此要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这确实是新的挑战，怎么走？我觉得要包括通信的全部移动化以及一系列新的变化，要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推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过去的15年中，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制造、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多，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够。所以就业问题，也是扩大服务业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面临的新情况。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相对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如何搭上高科技这班车，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朱民：教育。在结构性变革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教育，教育不上去，人力资本就上不去。美国在50年前很成功的一点是，战后迅速把劳动力培养成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怎么做到的？通过教育。当时美国所有人高中毕业，但是现在高中毕业已经不够了，现在提高到更普及的大学教育，所以整个的就业是和教育连在一起的。
平衡IMF三角色
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收支平衡）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IMF仅仅作为G7汇率政策监管者和新兴经济体最后贷款人存在已远远不够，人们对IMF作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监管者和宏观政策协调者这三重角色的期待，表明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如何协调因各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和复苏进程不同而导致的宏观政策错位，如何引导全球资本合理流动，如何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日益紧迫的命题。
《财经》：刚才您谈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政策很重要。那么从IMF的角度，它一直是希望扮演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的监管者和宏观政策的协调者这三个角色，在您看来，在我们目前面临长期结构调整的前提下，IMF会怎样来平衡这三个角色？
朱民：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结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是IMF关注的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来关注支付表，关注外部平衡，关注汇率，这些历来是IMF的长项。但现在的发展变化使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只关注外部的BOP，balance of payment（支付平衡），已没有办法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所以，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IMF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投入很多努力。
IMF本身的mandate（授权），主要的任务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面临结构的调整，如果社会有问题，那么结构不稳定，宏观还是不稳定。我们面临的现状对基金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章程让不让你做，更多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们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财经》：刚才我们提到IMF的角色之一是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但是IMF自身存在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因此有声音提议赋予IMF更大的财权，以实施比当年“石油贷款”和“补充贷款” 更激进的“债务贷款”，允许IMF从盈余国家借入大量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提供解决本国债务问题的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朱民：全球的流动性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IMF承担责任给遭受危机的会员国成员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是对的。同时，IMF也在讨论增加产品灵活性，以便在危机到来时，能更快、更有效地支持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把IMF从危机后的救助移到危机前的预防，这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流动性的支持是个广义概念，特别是预防性的，这个究竟怎么定义？整个流动性的规模可以做到多大？这个讨论很多，现在讨论总的方向还是主张基金不断扩大它的资源，所以危机以来，它的额度在扩大，它的整个资源在扩大。这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看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全球的流动性，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涉及到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财经》：目前债务危机的深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的节奏？
朱民：债务危机是监管改革方面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在监管之内，但是它的恶化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止，因为它和现在的危机情况密切相关，是克服危机重要的一个方面。归根结底，维持全球经济基本稳定，是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一致的。
《财经》：刚才提到全球的流动性，也包括扩大IMF本身的流动性。那人们也担心，本身欧美的流动性是过剩的，而且又有新一轮的量化放松，只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陷入流动性陷阱，而这些钱又流入新兴经济体，如果新兴经济体以债务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再把这个流动性投放过去，会不会加剧全球的不平衡？
朱民：因为整个欧洲的危机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维护欧洲的经济稳定很重要。由于有全球影响所以希望由全球共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要来共同努力，协调解决。
流动性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短期来看，银行的潜在危机是欧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所以流动性很受关注。但欧洲面临的是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力量联手解决，而购买欧债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只有流动性，而没有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还是不成立。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流动性救助与来自主权国家的结构改革相结合的过程。
新兴经济体的新挑战
如果新兴经济体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经济中心位移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包括金融和实体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指，如何应对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资产价格泡沫管理问题，后者则主要聚焦于中国，也即如何在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寻找自我驱动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在朱民看来，前者需要资本输出国与接受国的共同治理，而后者则无先例可循，挑战巨大。
《财经》：您提到新兴经济体GDP已经占到全球的47.8％，但是金融资产只占到19％，那么随着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匹配，新兴经济体资产面临着金融资产的暴增，会不会面临像日本当年的问题？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加速，人民币在升值，我们接下来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
朱民：我觉得要关注几点：第一，全球的流动性宽裕，这是第一个大背景，所以这使得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地下降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资金追求风险资产。
第二，全球资本流动是必然的。我们看到，多年以前，资本流动主要靠FDI（外国直接投资）流过来。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官方资本，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主要靠私人资本，私人资本主要是FDI，以后FDI转成流动性FDI。现在我们看到大规模的金融资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因为有47.8％和19％这个比例在这边，资金追逐利润、追逐增长。
第三，资金的全球流动对资金的接收国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投资，新兴经济体还是需要投资，发展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改革。
但是资金也有它的风险：首先，它的量太大了，金融市场承载可能不够大；第二个，资金有很多的波动性；第三个，在危机的时候，资金可能会停住，会逆流，这个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金流既是好事又要防止风险，包括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这个对新兴经济国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我看来，这次金融波动中欧美之间的Beta系数上升了很多，但是欧美之间和新兴经济的关联度是下降的，在这次危机中，资本的外撤强度和速度都有下降，那么这是很新的现象，是好事。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动，是它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之一。
因此从IMF的角度来说，我们开始讨论资本流动的管理政策，这是以前从没有的。
我们现在进一步延伸，从资本接收国的角度讨论资本管理，讨论资本输出国的宏观政策对资本输出和流动的影响。从接收和输出的角度联合起来看，怎么能使资本的流动变得更理性一些，波动少一点，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情。
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老问题又有新的形式，资本市场的流动需要全球合作来管理。我想这个是全球的责任，IMF毫无疑问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也都需要特别谨慎，特别是对新兴经济来说，是未来的几大挑战之一。
《财经》：有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和金融贸易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新兴市场之间，因此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正在出现位移，您觉得这个位移的尺度足够大吗？
朱民：目前正在发生两个位移，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位移到新兴经济，二是全球经济的重心在逐渐位移到新兴经济。去年新兴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73％的全球消费增加量，这是很大的变化，这确实表明经济重心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新兴经济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外部需求下降，你怎么增长？然后就讲内需，我倒不这么讲。
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新兴经济的产业结构其实历来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20年前，他们需要中国的羊毛绒玩具，中国羊毛绒起来了，15年前需要中国的鞋，耐克鞋，中国鞋业起来了。10年前需要洗衣机和电视，家电起来了。现在生产iPAD。所有这些行业，都是根据外部需求设立的。
现在外部需求没有了。首先是总需求的概念，增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需求对结构改变的拉力没有了。因为发达经济的增长比较低，结构变化比较小，我们自己内部怎么样从供给的角度产生结构调整的动力，能不断产生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在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是有大的外部需求环境。现在是第一次外部需求环境如此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挑战。
《财经》：就像美国的再实业化一样没有先例可循。
朱民：是的，这两者都没有先例可循。
从“动荡三角”
走向“稳定四角”
我们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
美元和欧元的走软正在带来全球货币格局的重组，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元、欧元的持续走衰和人民币的快速崛起。考虑到美元区和欧元区巨大的金融资产规模，美元和欧元的稳定是很重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将美元、欧元、日元“动荡三角”格局转化为“稳定四角”结构，但人民币的国际化任重道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亦须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和适度金融创新来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日本式“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互相捆绑，互相拖累的局面。
《财经》：当年沃克尔高利率政策导致金融资本流向美国使美元走强的时候，美国让日元升值是为了使日元资产升值，分流美元走强的压力。现在美元已经信用减弱的情况下，美国金融界一些人士还希望人民币升值，这会不会令美元持续走低？
朱民：美元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里，以贸易参数为权重的指数，下跌得很厉害，这主要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和美国财务负担的增加造成的，这是市场给出的趋势，基本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总是跟着经济形势在不断地调整，这个很难讲是人为的政策在起作用。
《财经》：在美元持续走弱的前提下，前段时间投资者涌向日元和瑞士法郎作为其避险工具。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三角关系出现动荡，将来全球的货币图景会是怎么样的？
朱民：在美国债务上限争论和标普下调美债之后，本来应该发生一场债券危机，但是人们发现这次波动产生了变化：第一，短期流动资本进入美国国债市场，把美国国债压低，说明了美元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债券市场的地位还是存在。但与此同时，长期资本在流出美元市场，选择黄金、瑞士法郎、日元等等工具，这又表明了人们对美元的信用风险的担心。
现在不是破产风险，是信用风险，这个也是从来没见过的。这两重的流入流出都在发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与此同时，因为欧元比较软，欧元和美元也是在不断的僵持当中，使得第三货币不断走强，全球货币市场的新结构正在出现。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是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
《财经》：那会不会走向稳定四角，加上人民币这一角？
朱民：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还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法国作为G20的主席国，公开欢迎人民币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这个国际基金货币的篮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欢迎人民币的加入。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通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可以增强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
但进入SDR最核心的标准是加强人民币的自由使用。这包括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人民币的贸易融资发展很快，超过万亿，因此要有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没有这个投资产品，怎么投人民币，怎么使用人民币，就有问题。所以最近的政策开始意识到往人民币产品方向发展，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涉及到产品，涉及到市场，涉及到监管，涉及到市场基础设施，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总体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而导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进出，这个会不会成为资本账户改革的先导？
朱民：这是很具体的政策，你要去问央行。我一直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现在出现很多新的情况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很正常，人类从来不断面临着新的情况。关键是方向是对的。具体的在政策方面，它可以有很多变化和组合。它可以是必然的，也可以是偶然的。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但坚持国际化的方向很重要。
《财经》：金融过度创新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中国的现状是金融创新不足，过度依赖银行。您提到新兴经济体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中国如何加强金融创新，如何通过适度的金融创新来化解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朱民：对发展经济来说，金融创新一直是很重要的，而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散风险，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在于，在过去这两年里，银行的再杠杆化的速度过快，主要是因为刺激政策所致，所以现在整个经济速度下降的时候，就要考虑银行资产的质量和贷款的情况。
因此，加强直接融资的力度，特别是建立长期的融资市场，比如说债券市场，历来是亚洲和新兴经济体要进行的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从整体来说，因为危机的原因，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改革有所放缓。其实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要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
本刊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