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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将相关理论延伸至政治、社会、法律、管理等其他领域。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所形成的新学科不断涌现，这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而且也促进了其它学科的发展。不久前本刊记者就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经济学研究面临着怎样的挑战，采访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王艳萍。
记者：王教授，您好！请您谈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艳萍：好的。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指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的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二是使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三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经济学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具体应用于哪些领域？
王艳萍：好的。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以及均衡分析法等对经济学以外的领域进行研究通常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人类行为、经济史以及法律等领域问题的分析。
第一，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和制度领域。首先，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形成“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代表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以及原理和方法为分析工具，分析和研究政治市场上的各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市场的运行。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②，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③）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看作交易，把政治家、官员、选民等所有的政治主体看作理性的经济人，假定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极大化，进而研究政府失灵及其原因。另一位获奖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则是一位公认的政治学家④。从奥斯特罗姆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来看，“她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且是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这恰恰说明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日益模糊”。
第二，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形成“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93）、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2009）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问题即人、组织、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和规则作为研究对象，在人的行为具有双重性（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的最大化）、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等三种假定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第三，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1992）“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拓展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之中”，对诸如婚姻、家庭、犯罪、惩罚、歧视等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贝克尔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贝克尔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形成诸如家庭经济学、歧视经济学以及犯罪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众多交叉学科。
第四，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形成新经济史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1993，由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重新诠释经济发展过程。同年获奖的诺斯（1993，经济与历史教授）则是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即制度起源或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变迁的动力和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和路径依赖等等。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率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第五，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法律的分析。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企业管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对经济立法效力（即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的调查研究带来管制立法的产生，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斯蒂格勒也因此成为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弗里德曼（1976）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罗纳德·科斯（1991，商学学士，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因“发现并阐述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并非常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2009）重新发现“科斯定理”，使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相交叉，逐步发展出新的经济学分支——法经济学。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可以使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记者：请您谈谈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
王艳萍：好的。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是指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或者说经济学家利用数学符号描述经济问题，运用已知的数学定理进行推理形成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数理方法将几何学、矩阵代数、导数与微分、积分学、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最优控制理论等主要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的静态（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最优化问题、动态分析等等，在特定的假定下，采用数理逻辑推导出经济学命题，这种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一是数理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其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均得到广泛应用。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70，文学学士和硕士，理学博士）在其《经济分析基础》（1947）中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以数学为工具，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除萨缪尔森（1970）以外，一般均衡理论因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社会科学学士，数学硕士和博士）、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经济学博士，数学教授）、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88，工程学士，自学经济学）、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等人的成就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中，麦肯齐是惟一一位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始人）。
二是线性规划与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作为运筹学中起步早、发展快、应用广且成熟的一个重要分支，线性规划是辅助人们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数学方法。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75，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经济学家）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将线性规划应用于一系列具体生产活动中，把资源最优利用这一传统经济学问题，由定性研究和一般定量分析推进到现实计量阶段，对线性规划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康托罗维奇除了使用此方法解决一个企业范围内如何科学地组织和计划生产的问题（即最优生产计划），而且还研究企业之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如何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最优分配和资源利用问题。
三是投入产出分析及其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是由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73，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最早提出的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研究各部门之间平衡关系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投入产出分析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为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由封闭式到开启式、由静态模型到动态模型、由单一的投入产出模型到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经济计量方法、最优控制理论等）相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采用投入产出分析，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采用。该方法在许多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主要作用表现为：为编制经济计划（尤其是中长期计划）提供依据;进行结构分析和经济预测;研究重要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确定产品价格;研究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就业、收入分配之类的社会问题等等。
四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94年起，共有7届（1994、1996、2001、2005、2007、2012、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或博弈论的具体应用（信息经济学）有关。作为一门工具学科能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领域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不仅源于其已成为研究经济学的最佳分析方法和标准分析工具之一，而且源于其在经济领域（甚至其他领域）极其广泛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博弈论俨然已经成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专家大都是学数学出身。数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1994，药学硕士，爱好哲学和数学，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硕士，哲学和经济学博士）、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1994，由化学工程转为数学，数学家，数学教授）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数学硕士和博士）对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做出开创性贡献;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2005，数学学士和博士）和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 Schelling，2005）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7，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和博士）和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2007）将博弈论应用于机制设计，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2012，工程学士，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和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2012，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创建“稳定分配”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数学和经济学博士）虽因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而获奖，但其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的多个重要领域，如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规制与激励、国际金融以及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
从博弈论的应用即信息经济学⑤方面来看，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1996，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96，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和人文学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信号理论之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工学博士）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成果，引入“柠檬市场”模型，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2001，哲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信号传递模型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哲学博士）所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为非对称信息市场上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 五是数学与金融经济学。数学应用于金融学形成金融经济学。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就是研究金融资源（货币、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等）有效配置的科学。金融资源形态多样，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各不相同，人们拥有它们是希望它们能在未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直接提高其物质购买力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1990）由于创立了证券组合理论而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先驱。马科维茨专注于金融微观分析领域，研究范围涉及金融微观分析以及数学、计算机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应用。他首次应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概念，明确定义了投资者偏好，第一次将边际分析原理运用于资产组合的分析中;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1990，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财务学教授，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因证券投资和公司财务理论以及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1990）因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实证性均衡理论而对金融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拉尔斯·彼得·汉森（Peter Hansen，2013，数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2013）长于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投机泡沫以及金融、保险、公共财政在普通民众未来生活中的广泛影响等等。
第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一是统计学与国民收入核算。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Richard Stone，1984）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成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收入核算以及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斯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丰富的学习和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斯通曾由法律专业改学经济学，先后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剑桥大学财务与会计教授。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有关高等学校先后多次授予他各种荣誉学位。斯通曾任多个学术团体如国际统计协会、会计审计学会、经济计量学会、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委员和会员，1955年当选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另一位对国民收入核算做出贡献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1，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也因使用统计学方法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数理统计与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应用于经济分析形成所谓的计量经济学⑥。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⑦。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八次颁发给计量经济学家，他们分别在宏观计量、微观计量以及金融计量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朗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1969，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数学，数理统计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和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69，物理学学士和博士，因对数学有特殊偏好而转学经济学），因为利用经济计量学创建动态模型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过程进行分析而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1975，数理系毕业，物理硕士，数理统计学博士）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分析和研究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成绩卓著。库普曼斯首次提出的“活动分析”法把里昂惕夫（1973）的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经济计量学等结合在一起，使微观经济学除了传统的边际分析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且更实用的新工具。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80）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克莱因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1989，政治经济学学士，经济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数理统计学会会员，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理事和会长）重视经济分析中常被忽略的随机因素，把随机模型看做是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在经济计量学中引入了概率方法，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符合科学性。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2000，数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2000，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教授和计量经济学实验室主任，经济学家和计量学家）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赫克曼发展了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麦克法登发展了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⑧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2003，物理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重要概念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金融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资产配置和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2003，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统计学博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窥探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大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对股市和汇市浩如烟海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并预测今后的走势。这两位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成为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2011，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2011）继克莱因之后又一次因宏观经济计量学贡献而获奖。萨金特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西姆斯创立“向量自回归方法”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2015，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曾于1978年获首届经济计量学会弗里希奖（Frisch Medal），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他使用微观计量方法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并因此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心理学以及试验方法的应用。
赫伯特·亚力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78）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2002，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有重大发现，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卡内曼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差别：前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动机在于外在激励，而心理学则认为内在激励才是行为的决定因素。卡内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他认为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2002，经济学和法律教授）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互相渗透和融合，“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测试卡内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记者：从您以上的分析来看，数理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跨学科研究的主导优势。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日益促进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而不是研究纯粹的经济问题。请您谈谈经济学与哪些学科相互融合？
王艳萍：第一，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融合。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1974，曾学习法学，经济学博士）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同时对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极大兴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堪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范⑨。缪达尔把对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条件的考虑纳入经济分析之中，把政治、制度、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因素赋予重要地位，对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⑩。哈耶克的研究领域则包含诸如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条件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谛。前面提到的阿罗（1972）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在政治民主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无论森论述的哪个领域的理论以及政策主张，都会反映出他脑海中的基本哲学思想。森用权利、能力以及自由观分析公共选择、社会福利、贫困、饥荒、不平等以及发展。森把发展的目标确定为人类的自由扩展，因此，他认为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当森对经济学和哲学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时，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结合所产生的力量远远超越了这两个领域本身解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力量。
第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于一身的赫伯特·西蒙？輥？輯？訛（Herbert A. Simon，1978）因终生从事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学习经历和研究经历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远超过他所教的任何一门学科——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正如诺奖公告中所说，“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完全可以以他的思想为框架来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对企业管理者产生重要启发。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学有哪些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王艳萍：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综合知识和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
首先，诺奖获得者大都具有跨学科教育背景。一种情况是，获奖者中所获博士学位分布在很多非经济学领域，其中，数学领域居多;另一种情况是，拥有经济学或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奖者中，相当一部分也有着非经济学的早期教育背景，如获得过数学、物理、统计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学士或硕士学位。更有甚者，丹尼尔·卡尼曼（2002）竟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经济学系统教育。？輥？輰？訛
其次，诺奖获得者多数具有跨学科研究经历。？輥？輱？訛如丁伯根（1969）的博士论文《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研究的就是物理学与经济学中具有共性的最小值判断问题;缪尔达尔（1974）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西蒙（1978）的研究更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贝克尔（1992）则将传统经济学应用于诸如生育、歧视、犯罪、家庭等特别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自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跨越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成为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利于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一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二是由于学生的主观兴趣缺乏。经济学系的学生很少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严密体系也使得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生望而却步。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显然需要培养复合人才来完成。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应当给予学生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自由，比如专业选择的自由以及弹性学制等等。作为一名身处高等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经常为有些学生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而自暴自弃感到痛心;其次，高等教育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挑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王艳萍：我来简单谈两点启示。
第一，跨学科研究成为经济学长期发展趋势。从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会越来越多，交叉学科会不断出现。现实中的跨学科研究不只局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的跨学科研究也数不胜数，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宗教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审美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以及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等等。
第二，数理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主导优势。从整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自1969年以来，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而从诺奖中的跨学科研究来看，数学方法以及统计计量方法的应用所带来的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针对这种现象，曾有人提出，“为了将研究推向前沿而追求狭隘专业化的强烈冲动是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观丧失？”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变得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经济学在大量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和人文关怀。事实上，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乃至哈耶克等的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本身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体的，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把它划分成不同的学科分支。随着方法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则更有利于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以及更准确地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因此，经济学目前的问题不是数学和计量多了，而是其他学科少了。经济学家们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以进行更多更全面的跨学科研究。
记者：王教授，您的谈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现代经济学课，不仅使我们了解了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趋势，更认识到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经济学界一定会从教育入手，打破跨学科学习的诸多不利因素，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
非常感谢王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释：
①作者简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②本文中，所有经济学家姓名之后括号内的就均代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份。
③为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跨学科研究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此处简单注明了获奖者除经济学以外的学历和任职，下同。
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在其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1990）中对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⑤作为博弈论的具体应用，信息经济学以斯蒂格勒（1982）和阿罗（1972）为最早研究者，从微观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种种机制。因为他们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⑥计量经济学即采用回归等数学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分析自变量（影响因素）对因变量（结果）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并用以预测未来。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方法。
⑦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区别在于：计量经济学主要与经济数据的度量有关，它运用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经验观测的研究。而数理经济学则是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分析的纯理论方面，基本不涉及或不关心诸如所研究的变量的度量误差这类统计问题。实际上，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在有把握应用之前，必须运用经验数据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确定关系最为密切和最富有成效的研究方向，统计工作必须有理论作为指南，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互补关系的经典描述在总消费函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如凯恩斯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研究引导对消费倾向的统计估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数理经济学在这两者之中更具有基础性：因为要进行有价值的统计和经济计量研究，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最好是数学公式——是必不可少的。转引自：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
⑧早年计量经济学主要都用在宏观经济学上，即主要研究以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⑨正如诺奖公告中说：“他们获奖的原因是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
⑩缪达尔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中将政治价值纳入经济分析;在《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展现出其将经济分析纳入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的才能。
？輥？輯？訛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西蒙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相当熟练地掌握了高等数学、符号逻辑和数理统计等重要技能。1949年西蒙应邀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先是任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1949～1955），后来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终生。西蒙作为该大学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创办人之一，开创了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研究，承担了组织理论、管理科学和商学院行政管理者的工作，他指导并帮助该研究生院成为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西蒙不仅执教于著名大学，也活跃于企业界、行政机构及多种顾问公司。他对管理学上组织理论的研究有独特的见地，不但是专业研究的先锋，更是行为科学的代表性学者。西蒙的博学足以让世人折服，他获得过多所学校的9个博士头衔：政治学博士学位、科学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 ？輥？輰？訛比如丁伯根（1969，物理学博士）、库普曼斯（1975，数理系毕业，物理硕士，数理统计学博士）、麦克法登（2000，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恩格尔（2003，物理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等获奖者，其早年曾经学习过物理学;弗瑞希（1969，数学学士，数理统计学博士）、阿罗（1972）、缪达尔（1974，法学学士，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应用数学博士）、弗里德曼（1976）、克莱因（1980）、德布鲁（1983）、莫里斯（1996）、默顿（1997）、赫克曼（2000）、迈克尔·斯彭斯（2001，哲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克莱夫·格兰杰（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统计学博士）、罗伯特·约翰·奥曼（2005，数学学士，纯数学博士）、埃里克·马斯金（2007，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应用数学博士）、彼得·戴蒙德（数学学士）、罗伊德·沙普利（2012，数学学士和博士）、拉尔斯·彼得·汉森（2013，数学学士）、让·梯若尔（2014，应用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双博士）等人，至少有一个高等学位是数学。阿马蒂亚·森（1998，梵语、数学、物理、经济学）既有数学学位又具有物理学学位。
？輥？輱？訛如保罗·萨缪尔森（1970，文学学士和硕士，理学博士）、莫迪利安尼（1985，法学学士，社会科学博士）、布坎南（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俄林（1977）、舒尔茨（1979，农业学校科学学士，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施蒂格勒（1982，企业管理学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夏普（1990，医学，企业管理，哲学博士）、福格尔（1993，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哈萨尼（1994，药学硕士学位，爱好哲学和数学，哲学博士学位，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硕士，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卢卡斯（1995，历史硕士博士，经济学兴趣）、维克里（1996，理学学士硕士，哲学博士人文学博士）、斯科尔斯（1997，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获得博士学位）、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工商管理哲学博士，经济学，哲学博士）、埃尔文·罗斯（2012，工程学士，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尤金·法玛（法文学士，MBA）等也都有过非经济学的教育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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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玉山）
记者：王教授，您好！请您谈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艳萍：好的。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是指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的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二是使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三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经济学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具体应用于哪些领域？
王艳萍：好的。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以及均衡分析法等对经济学以外的领域进行研究通常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人类行为、经济史以及法律等领域问题的分析。
第一，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和制度领域。首先，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形成“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代表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以及原理和方法为分析工具，分析和研究政治市场上的各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市场的运行。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②，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③）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看作交易，把政治家、官员、选民等所有的政治主体看作理性的经济人，假定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极大化，进而研究政府失灵及其原因。另一位获奖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则是一位公认的政治学家④。从奥斯特罗姆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来看，“她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且是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这恰恰说明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日益模糊”。
第二，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形成“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93）、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2009）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问题即人、组织、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和规则作为研究对象，在人的行为具有双重性（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的最大化）、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等三种假定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第三，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1992）“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拓展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之中”，对诸如婚姻、家庭、犯罪、惩罚、歧视等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贝克尔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贝克尔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形成诸如家庭经济学、歧视经济学以及犯罪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众多交叉学科。
第四，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形成新经济史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1993，由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重新诠释经济发展过程。同年获奖的诺斯（1993，经济与历史教授）则是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即制度起源或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变迁的动力和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和路径依赖等等。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率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第五，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法律的分析。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企业管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对经济立法效力（即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的调查研究带来管制立法的产生，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斯蒂格勒也因此成为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弗里德曼（1976）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罗纳德·科斯（1991，商学学士，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因“发现并阐述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并非常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2009）重新发现“科斯定理”，使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相交叉，逐步发展出新的经济学分支——法经济学。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可以使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记者：请您谈谈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
王艳萍：好的。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是指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或者说经济学家利用数学符号描述经济问题，运用已知的数学定理进行推理形成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数理方法将几何学、矩阵代数、导数与微分、积分学、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最优控制理论等主要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的静态（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最优化问题、动态分析等等，在特定的假定下，采用数理逻辑推导出经济学命题，这种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一是数理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其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均得到广泛应用。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70，文学学士和硕士，理学博士）在其《经济分析基础》（1947）中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以数学为工具，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除萨缪尔森（1970）以外，一般均衡理论因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社会科学学士，数学硕士和博士）、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经济学博士，数学教授）、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88，工程学士，自学经济学）、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等人的成就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中，麦肯齐是惟一一位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始人）。
二是线性规划与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作为运筹学中起步早、发展快、应用广且成熟的一个重要分支，线性规划是辅助人们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数学方法。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75，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经济学家）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将线性规划应用于一系列具体生产活动中，把资源最优利用这一传统经济学问题，由定性研究和一般定量分析推进到现实计量阶段，对线性规划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康托罗维奇除了使用此方法解决一个企业范围内如何科学地组织和计划生产的问题（即最优生产计划），而且还研究企业之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如何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最优分配和资源利用问题。
三是投入产出分析及其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是由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73，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最早提出的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研究各部门之间平衡关系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投入产出分析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为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由封闭式到开启式、由静态模型到动态模型、由单一的投入产出模型到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经济计量方法、最优控制理论等）相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采用投入产出分析，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采用。该方法在许多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主要作用表现为：为编制经济计划（尤其是中长期计划）提供依据;进行结构分析和经济预测;研究重要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确定产品价格;研究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就业、收入分配之类的社会问题等等。
四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94年起，共有7届（1994、1996、2001、2005、2007、2012、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或博弈论的具体应用（信息经济学）有关。作为一门工具学科能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领域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不仅源于其已成为研究经济学的最佳分析方法和标准分析工具之一，而且源于其在经济领域（甚至其他领域）极其广泛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博弈论俨然已经成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典范。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专家大都是学数学出身。数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1994，药学硕士，爱好哲学和数学，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硕士，哲学和经济学博士）、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1994，由化学工程转为数学，数学家，数学教授）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数学硕士和博士）对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做出开创性贡献;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2005，数学学士和博士）和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 Schelling，2005）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7，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和博士）和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2007）将博弈论应用于机制设计，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2012，工程学士，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和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2012，数学学士和博士，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创建“稳定分配”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数学和经济学博士）虽因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而获奖，但其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的多个重要领域，如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规制与激励、国际金融以及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
从博弈论的应用即信息经济学⑤方面来看，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1996，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96，理学学士和硕士，哲学博士和人文学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信号理论之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工学博士）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成果，引入“柠檬市场”模型，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2001，哲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信号传递模型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哲学博士）所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为非对称信息市场上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 五是数学与金融经济学。数学应用于金融学形成金融经济学。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就是研究金融资源（货币、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等）有效配置的科学。金融资源形态多样，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各不相同，人们拥有它们是希望它们能在未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直接提高其物质购买力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1990）由于创立了证券组合理论而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先驱。马科维茨专注于金融微观分析领域，研究范围涉及金融微观分析以及数学、计算机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应用。他首次应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概念，明确定义了投资者偏好，第一次将边际分析原理运用于资产组合的分析中;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1990，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财务学教授，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因证券投资和公司财务理论以及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1990）因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实证性均衡理论而对金融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拉尔斯·彼得·汉森（Peter Hansen，2013，数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2013）长于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投机泡沫以及金融、保险、公共财政在普通民众未来生活中的广泛影响等等。
第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一是统计学与国民收入核算。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Richard Stone，1984）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成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收入核算以及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斯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丰富的学习和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斯通曾由法律专业改学经济学，先后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剑桥大学财务与会计教授。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有关高等学校先后多次授予他各种荣誉学位。斯通曾任多个学术团体如国际统计协会、会计审计学会、经济计量学会、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委员和会员，1955年当选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另一位对国民收入核算做出贡献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1，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也因使用统计学方法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数理统计与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应用于经济分析形成所谓的计量经济学⑥。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⑦。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八次颁发给计量经济学家，他们分别在宏观计量、微观计量以及金融计量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朗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1969，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数学，数理统计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和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69，物理学学士和博士，因对数学有特殊偏好而转学经济学），因为利用经济计量学创建动态模型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过程进行分析而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1975，数理系毕业，物理硕士，数理统计学博士）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分析和研究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成绩卓著。库普曼斯首次提出的“活动分析”法把里昂惕夫（1973）的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经济计量学等结合在一起，使微观经济学除了传统的边际分析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且更实用的新工具。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80）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克莱因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1989，政治经济学学士，经济学博士，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数理统计学会会员，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理事和会长）重视经济分析中常被忽略的随机因素，把随机模型看做是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在经济计量学中引入了概率方法，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符合科学性。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2000，数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2000，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教授和计量经济学实验室主任，经济学家和计量学家）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赫克曼发展了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麦克法登发展了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⑧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2003，物理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重要概念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金融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资产配置和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2003，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统计学博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窥探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大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对股市和汇市浩如烟海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并预测今后的走势。这两位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成为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2011，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2011）继克莱因之后又一次因宏观经济计量学贡献而获奖。萨金特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西姆斯创立“向量自回归方法”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2015，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曾于1978年获首届经济计量学会弗里希奖（Frisch Medal），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他使用微观计量方法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并因此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心理学以及试验方法的应用。
赫伯特·亚力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78）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2002，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有重大发现，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卡内曼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差别：前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动机在于外在激励，而心理学则认为内在激励才是行为的决定因素。卡内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他认为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2002，经济学和法律教授）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互相渗透和融合，“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测试卡内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记者：从您以上的分析来看，数理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跨学科研究的主导优势。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日益促进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而不是研究纯粹的经济问题。请您谈谈经济学与哪些学科相互融合？
王艳萍：第一，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融合。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1974，曾学习法学，经济学博士）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同时对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极大兴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堪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范⑨。缪达尔把对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条件的考虑纳入经济分析之中，把政治、制度、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因素赋予重要地位，对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⑩。哈耶克的研究领域则包含诸如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条件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谛。前面提到的阿罗（1972）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在政治民主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无论森论述的哪个领域的理论以及政策主张，都会反映出他脑海中的基本哲学思想。森用权利、能力以及自由观分析公共选择、社会福利、贫困、饥荒、不平等以及发展。森把发展的目标确定为人类的自由扩展，因此，他认为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当森对经济学和哲学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时，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结合所产生的力量远远超越了这两个领域本身解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力量。
第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于一身的赫伯特·西蒙？輥？輯？訛（Herbert A. Simon，1978）因终生从事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学习经历和研究经历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远超过他所教的任何一门学科——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正如诺奖公告中所说，“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完全可以以他的思想为框架来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对企业管理者产生重要启发。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学有哪些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王艳萍：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综合知识和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
首先，诺奖获得者大都具有跨学科教育背景。一种情况是，获奖者中所获博士学位分布在很多非经济学领域，其中，数学领域居多;另一种情况是，拥有经济学或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奖者中，相当一部分也有着非经济学的早期教育背景，如获得过数学、物理、统计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学士或硕士学位。更有甚者，丹尼尔·卡尼曼（2002）竟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经济学系统教育。？輥？輰？訛
其次，诺奖获得者多数具有跨学科研究经历。？輥？輱？訛如丁伯根（1969）的博士论文《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研究的就是物理学与经济学中具有共性的最小值判断问题;缪尔达尔（1974）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西蒙（1978）的研究更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贝克尔（1992）则将传统经济学应用于诸如生育、歧视、犯罪、家庭等特别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多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自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跨越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成为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利于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一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二是由于学生的主观兴趣缺乏。经济学系的学生很少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严密体系也使得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生望而却步。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显然需要培养复合人才来完成。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应当给予学生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自由，比如专业选择的自由以及弹性学制等等。作为一名身处高等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经常为有些学生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而自暴自弃感到痛心;其次，高等教育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记者：王教授，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挑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王艳萍：我来简单谈两点启示。
第一，跨学科研究成为经济学长期发展趋势。从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会越来越多，交叉学科会不断出现。现实中的跨学科研究不只局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的跨学科研究也数不胜数，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宗教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审美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以及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等等。
第二，数理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的应用占据主导优势。从整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自1969年以来，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而从诺奖中的跨学科研究来看，数学方法以及统计计量方法的应用所带来的跨学科研究占有主导优势。针对这种现象，曾有人提出，“为了将研究推向前沿而追求狭隘专业化的强烈冲动是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观丧失？”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变得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经济学在大量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和人文关怀。事实上，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乃至哈耶克等的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本身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体的，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把它划分成不同的学科分支。随着方法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则更有利于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以及更准确地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因此，经济学目前的问题不是数学和计量多了，而是其他学科少了。经济学家们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以进行更多更全面的跨学科研究。
记者：王教授，您的谈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现代经济学课，不仅使我们了解了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趋势，更认识到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经济学界一定会从教育入手，打破跨学科学习的诸多不利因素，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
非常感谢王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释：
①作者简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②本文中，所有经济学家姓名之后括号内的就均代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份。
③为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跨学科研究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此处简单注明了获奖者除经济学以外的学历和任职，下同。
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在其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1990）中对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⑤作为博弈论的具体应用，信息经济学以斯蒂格勒（1982）和阿罗（1972）为最早研究者，从微观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种种机制。因为他们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⑥计量经济学即采用回归等数学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分析自变量（影响因素）对因变量（结果）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并用以预测未来。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方法。
⑦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区别在于：计量经济学主要与经济数据的度量有关，它运用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经验观测的研究。而数理经济学则是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分析的纯理论方面，基本不涉及或不关心诸如所研究的变量的度量误差这类统计问题。实际上，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在有把握应用之前，必须运用经验数据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确定关系最为密切和最富有成效的研究方向，统计工作必须有理论作为指南，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互补关系的经典描述在总消费函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如凯恩斯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研究引导对消费倾向的统计估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数理经济学在这两者之中更具有基础性：因为要进行有价值的统计和经济计量研究，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最好是数学公式——是必不可少的。转引自：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
⑧早年计量经济学主要都用在宏观经济学上，即主要研究以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⑨正如诺奖公告中说：“他们获奖的原因是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
⑩缪达尔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中将政治价值纳入经济分析;在《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展现出其将经济分析纳入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的才能。
？輥？輯？訛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西蒙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相当熟练地掌握了高等数学、符号逻辑和数理统计等重要技能。1949年西蒙应邀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先是任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1949～1955），后来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终生。西蒙作为该大学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创办人之一，开创了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研究，承担了组织理论、管理科学和商学院行政管理者的工作，他指导并帮助该研究生院成为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西蒙不仅执教于著名大学，也活跃于企业界、行政机构及多种顾问公司。他对管理学上组织理论的研究有独特的见地，不但是专业研究的先锋，更是行为科学的代表性学者。西蒙的博学足以让世人折服，他获得过多所学校的9个博士头衔：政治学博士学位、科学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 ？輥？輰？訛比如丁伯根（1969，物理学博士）、库普曼斯（1975，数理系毕业，物理硕士，数理统计学博士）、麦克法登（2000，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恩格尔（2003，物理学学士和硕士，经济学博士）等获奖者，其早年曾经学习过物理学;弗瑞希（1969，数学学士，数理统计学博士）、阿罗（1972）、缪达尔（1974，法学学士，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应用数学博士）、弗里德曼（1976）、克莱因（1980）、德布鲁（1983）、莫里斯（1996）、默顿（1997）、赫克曼（2000）、迈克尔·斯彭斯（2001，哲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克莱夫·格兰杰（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统计学博士）、罗伯特·约翰·奥曼（2005，数学学士，纯数学博士）、埃里克·马斯金（2007，数学学士，应用数学硕士，应用数学博士）、彼得·戴蒙德（数学学士）、罗伊德·沙普利（2012，数学学士和博士）、拉尔斯·彼得·汉森（2013，数学学士）、让·梯若尔（2014，应用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双博士）等人，至少有一个高等学位是数学。阿马蒂亚·森（1998，梵语、数学、物理、经济学）既有数学学位又具有物理学学位。
？輥？輱？訛如保罗·萨缪尔森（1970，文学学士和硕士，理学博士）、莫迪利安尼（1985，法学学士，社会科学博士）、布坎南（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俄林（1977）、舒尔茨（1979，农业学校科学学士，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施蒂格勒（1982，企业管理学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夏普（1990，医学，企业管理，哲学博士）、福格尔（1993，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哈萨尼（1994，药学硕士学位，爱好哲学和数学，哲学博士学位，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硕士，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卢卡斯（1995，历史硕士博士，经济学兴趣）、维克里（1996，理学学士硕士，哲学博士人文学博士）、斯科尔斯（1997，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获得博士学位）、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工商管理哲学博士，经济学，哲学博士）、埃尔文·罗斯（2012，工程学士，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尤金·法玛（法文学士，MBA）等也都有过非经济学的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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