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政党或者个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关于国际秩序、世界格局、时代主题,以及本国、本党的国际地位、核心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认知体系.一方面,存在决定意识,国际战略思想受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和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国际战略思想是国家、政党或者领导者个人制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政策的指南针.2014年8月,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政党或者个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关于国际秩序、世界格局、时代主题,以及本国、本党的国际地位、核心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认知体系.一方面,存在决定意识,国际战略思想受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和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国际战略思想是国家、政党或者领导者个人制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政策的指南针.2014年8月,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其他文献
通过滚雪球抽样选取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采取深入访谈方法对其城市生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会延续乡村社会的行事基准,通过从事另类工作、嵌入熟人圈、混入帮派组织、混迹街头空间等方式应对失去非正当收入来源、庇护关系散失、处事之道失灵和社群隔离等方面的新状况.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受城市不良行事规则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成为城市新街角青年,或成为称霸一方的有害力量;有的则融入城市开始正常生活.流动性压力是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生成的客观主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多元发
家庭教育投资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直接原因,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投资的差异是造成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机制.以往针对教育投资的研究主要探讨家庭间的投资差异,对家庭内部不同性别子女间的差异缺乏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多子女家庭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显著向男孩倾斜,而非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中的女孩反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投资;农业户口家庭之间的教育投资
利用腾讯乐捐平台疾病救助类项目的 相关数据,分析公益项目网络募捐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求助者特征看,求助者为婴幼儿和少年的项目募款完成率更高,对意外伤害者的人均捐款额多于后天疾病患者;从项目文案特征看,字数适中的项目人均捐款额更多,照片张数多、提及家庭收入信息的项目募款完成率更高,提供后续反馈的项目募款完成率更高、人均捐款额更多;从执行基金会特征看,成立越早的基金会项目募款完成率越高,国家级基金会项目比地方级基金会项目的 人均捐款额更多.网络募捐项目的 信息呈现及执行组织特征一定程度上通过同情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有着全球纬度的大视野,有着远大的世界理想.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怀抱并弘扬中国人的大同理想和天下情怀,始终注重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着眼推动民族独立和复兴、促进入类发展和进步,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这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的很多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今天看来,很多重要思想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是否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是否内部统一了思想、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是决定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行简单梳理,并结合当前中国外交
近代以来,国际规范的生成大都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传统规范生成的“中心化”模式开始动摇,规范倡导者的行为也开始呈现出同时反映“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方面要素的双轨特征.在双轨模式之下,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推进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在“印太战略”1.0时代,日本侧重于构建以日美印澳为规范倡导核心的“中心化”模式;在2.0时代,日本又展现出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商共建、凝聚共识的“去中心化”姿态;而到了3.0时代,虽然日本依旧高喊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口号,但随着“日美澳印精神”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是否保留天皇制并不是判断日本无条件投降或有条件投降的要件,而《波茨坦宣言》才是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的可依据的最基本文件.该文件条理清晰,内容明确,不容后人发挥或联想.该文件没有关于天皇制存废的直接规定,只是提出要“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所以,日本投降后“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了不同于近代天皇制的现代天皇制,这种符合《波茨坦宣言》精神的政治改革与 日本无条件投降没有矛盾.历史事实是,日本投降前夕的国内外形势已决定日本若不想民族灭亡,除无条
大力推动“巨型FTA”是日本FTA战略逐渐深化的结果,代表着日本自由贸易的新动向.日本“巨型FTA”战略分为形成和发展两大演变阶段,其实施特征主要包括同时推进、重点突破、灵活机动,建立并完善“高标准”贸易规则模板,以主导推动亚太自贸区成行为最终目标.“巨型FTA”战略是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体现,对于日本进一步获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有助力作用,不过在战略层面上难以摆脱美国的制约,而日本政权更迭又增大了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日本“巨型FTA”战略在贸易规则、贸易环境与战略布局这三个层面上会对中国自贸区的建设与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本已脆弱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网络重塑已成定局.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 日经济合作必要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中 日两国长期产业分工合作形成的供应链体系面临威胁,正在遭受来自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战略博弈以及技术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多重冲击.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与经济科技竞争,日本考虑重组供应链网络,提升供应链弹性及推动核心产业的本土回迁与多元分散供应.后疫情时代,日本将对华采取“有限合作型”的供应链合作模式,在数字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推动建立“自主可控、
在亚洲及中国周边国家中,日本是对华采取制衡战略的最典型国家.当前,其围绕“制华”虽在大力推进依靠自我力量的内部制衡,但仍需主要依靠强化同盟与均势的外部制衡.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大国博弈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日本的这种内外制衡显现同步走强、互促交融趋向.同时,日本为解决内部制衡的实力差距和手段欠缺问题,正着力推进经济安全政策与攻击军力构建;为解决外部制衡中存在的“同盟疑虑”问题,正采取以“两海”为抓手拴留美国、同时打造“准同盟”体系并引之入亚的两大举措.日本对华制衡也面临各种艰巨的内外制约因素,为中日关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