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收集先父遗存、查阅有关资料、走访知情前辈时，发现先父布学宽先生（1876-1971，著名形意拳家，曾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虽然这段难忘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我认为，仍有回顾的必要与教育的意义。抗战时期，先父作为太谷铭贤学校的一名普通的国术教员，虽未能直接上战场杀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惊人之举，但是，依然保持了爱国抗日的民族大节、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也有着高尚的表现值得称颂。对于他的品节和事迹，我们后辈晚学理应挖掘与研究，继承与学习。笔者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当事人回忆，现将先父布学宽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的点滴事迹，整理记录，以示怀念与景仰。
　　一、倡导国术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飞机乱轰，平津告急，日寇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国难当头，广大民众义愤填膺，消息传来，我县武林志士，一致呼吁“抗日救国”。父亲则以形意拳掌门人的身份，积极联合我县有志同仁，极力倡导“国术救国”。他认为“抗日救国，必须有强壮的体魄。没有好的身体，则没有坚强的意志与吃苦耐劳的精神，抗日救国只能是空谈。大敌当前，与其信口空谈，不如实地做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父亲授意得意门生杜级三（笔名急删）于民国廿年十月十一日，在《太谷星期报》上发表“国术救国”一文。文章充满爱国激情，以犀利的语言呼吁：“目睹事局之糜烂，痛恨倭奴于骨髓，不共戴天，誓雪国耻，为国复仇，国术是赖，强种救国，固以此为当务之急也。”并发起成立国术研究社，公开声明：“打破自私自利的门派观念，每星期日上午九时与每月之初一日，教师布子容（学宽）先生及诸大名师，在西街寄卖社公开授拳”。以期强国强种，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团结一致，打倒倭奴，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此一救国热忱之举，“虽仅小规模之举动，而波动所及，影响非凡。”不难看出，以先父布学宽先生为首的我县武林人士的爱国抗日凛然之气也显不可侵犯之概。
　　二、支持学生抗日
　　1936年，日寇入侵，山西局势岌岌可危。校长梅贻宝在铭贤学校成立“国难教育领导组”，自任组长，由军事教官薛盛林和国术教师布学宽任副组长，学校掀起爱国主义教育热潮。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抗日烽火四起，太谷铭贤学校师生也应时成立了“抗敌救援队”，不少师生走出校门，杀向社会，宣传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为保存学校实力，校董事会决定：“学校整体南迁四川，成立校产保护委员会，留下李文华、陈竞之、布学宽三人负责学校管理。”期间，父亲以人品大节为重，与好友赵铁山、武注东、康斗光、杜玉武等九老，蓄须明志，决不与日寇共戴天日，并以积极的爱国热情，具体支持进步师生的抗日行动。在《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述评》一书，第九章“名师荟萃”中，关于父亲的情况有这样的一段记述：“1937年后，布学宽的弟子们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侯维煜、王大任、仝玉一、吴德凯、吕东宾、李士荣、郭振武等，有关他们的故事铭记史册。”
　　据原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吕效吾教授和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同志回忆讲述：“11月初，太谷沦陷。爱好武术的青年师生受布学宽老师爱国抗日思想的影响，纷纷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当时，铭贤师生马定夫、王大任、仝玉一、朱霖、吕东宾、李斯宁（士荣）、吴德凯、翟淑英等三十多人，参加了太谷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赴南山，坚持抗战，都曾得到布学宽老师的鼓励和支持。而且，吕东宾和李斯宁还与布学宽老师商量好，以太谷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借枪’，从布学宽老师的手中秘密取走20多支军训步枪。”当时，父亲在校不仅教练国术，而且，还保管着学校的武术器械和军训步枪。为了支持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行动，毅然把自己保管的20多支步枪亲手交给了地方抗日武装，为壮大太谷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外，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的学生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怀念的弟子名叫胡光（胡殿基）。平时，胡光就常听父亲讲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受其影响，不仅热爱武术，而且，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热血爱国青年。1937年在随铭贤学校南迁途中，甘愿放弃求学机会，经西安转去延安，参加陕北公学，加入革命队伍。后受上级派遣回谷，担任榆太路西县委书记。1941年，在一次掩护县长吕惠民同志脱险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先父生前每当谈起胡光，总是深情怀念、赞誉有嘉。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学习他的爱国爱乡精神，以祖国利益为重，好好工作，忠心报国。至今犹言在耳，不敢忘记。
　　三、敌工站的内线
　　1940年，抗战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上级派王克文、苗枫等领导来太谷帮助工作时，就常常住在笔者的姨夫牛殿英（烈士）的家里。先父与苗枫等好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秘密工作，坚持抗日斗争。据原山西省委王克文副书记召见笔者时说：“你父亲广泛传播发展形意拳很有功劳，不简单，对我们山西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和你父亲早在四十年代就认识，我还在你姨夫牛殿英家里住过两天。你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帮助过我们，他也是为我党做过贡献的人，在他自行车座儿的插管里，就是秘密隐藏情报的地方。大概你不知道吧？”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党做过一些具体工作，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和王克文书记还有一段革命友谊之情。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敌我相持阶段，按照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各战略地区要建立情报调查机构的指示精神，中共太原情报站站长冯晋臣，为了有利于开展敌后情报调查工作，通过关系得到了太谷青帮头头魏生馨（烈士）的支持，在太谷建立了中共太谷情报联络站，该站就设在了魏生馨家中。期间，先父与结拜兄弟魏生馨保持着紧密的单线联系，为太谷情报联络站收集传递情报，组织购买药品，营救爱国人士等做了不少的具体工作。
　　为了有效打击日军，1943年，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更多的群众，为抗战服务。时任太谷县六区区长、太谷城市敌工站站长的要进之同志，利用和武术界众多朋友的关系，积极发展我党内线关系。据要进之同志讲述，“武术界的朋友们豪侠尚义，讲义气、爱国爱乡、有正义感。不少武术界人士都经他发展为我党内线关系。如布学宽及其门下闫芝兰、安玉山、李三元还有王来虎的弟子白少林等。”在要进之同志领导下，先父利用武术界广泛的师徒关系，收集敌伪活动的情报，营救保释抗日革命同志脱险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救国、不为人知的工作。根据上级关于“敌工站内线关系要秘密隐蔽，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公开”的指示精神，这批我党内线关系始终未公开身份。但是，武术界的这支“无形”队伍，也是不可低估的抗日力量。
　　四、保护车师纪念碑
　　1925年形意拳大师车毅斋的门徒为其师立碑纪念。1937年11月太谷沦陷之后，因碑文中有“遇日人较剑术，倭败失沮”之词，当时健在的布学宽、刘俭及其弟子们便将纪念碑掩埋保护起来。1939年，日军得知，车毅斋纪念碑中记载有日人败于我武术家之手的羞耻，便追查此碑下落，欲毁其证。这里需要插叙一下：“车毅斋大师于清光绪年问，在天津曾以形意剑术击败日人，而名振武林。在《车毅斋纪念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尝游津（指车毅斋），遇日人，知毅斋名，较剑术。日人奋然临，毅斋慢然应，倭败失沮’。”盖指上述史实。侵华日军欲毁此碑，曾派日伪汉奸三次到铭贤学校，威逼利诱先父，说出石碑下落，交出碑石，均遭严词拒绝，表现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
　　结束语：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更加激发了先父爱国爱乡之热情。由于先父对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党和政府也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和地位，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从1952年始，77岁的布学宽先生连续1-4届被选为太谷县人民代表、太谷县人民政府委员、人委会委员、1-4届县政协委员。太谷县武术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先父作为太谷文化艺术界的政协委员，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政议政，热心于社会公共事业，把爱国爱乡之情付诸于行动，把一生奉献于社会，奉献于党，奉献于人民，在抗日斗争和形意拳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直到1967年红卫兵造反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才结束了他参政议政的政治生涯与一生钟爱的武术事业。
　　今天，我们回忆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牢记祖国山河破碎之痛；牢记那段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牢记那些以身殉国，英勇抗日的革命英雄，以树立我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1996年，在纪念布学宽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晋中行署副专员的李福林同志和原任地委党校副校长的赵荣达教授这样讲：“我们纪念布学宽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国、尚武、敬业的精神，就是要把布先生爱祖国、爱家乡的高尚品德和思想继承下来，把我们太谷建设好，把我们晋中建设好，把我们山西建设好。我们应该从布先生的身上得到这个启示。”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而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