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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在2020年11月3日举行。截至10月30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9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22万，都是世界之最。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新冠死亡人数却占世界死亡人数的20%，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疫情应对出了大问题。
据美国广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74%的美国民众认为政府的抗疫决策是错误的，51%不认可特朗普所采取的经济政策，61%认为美国当下的经济状况无法接受。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最近表示，虽然新冠疫苗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世，但是美国在2022年之前不太可能完全恢复正常。
疫情和经济，不过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因为疫情一天得不到控制，美国经济就难有根本起色。毕竟，在特朗普任期的前三年，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从6.3万美元上升到6.85万美元以上，底层的时薪增加了7%，失业率骤降到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新冠疫情出现之后，因为防疫不力，美国的疫情不断扩大，目前已近失控，随之而来的是GDP下滑和失业率飙升，2020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下滑了31.4%，失业率一度升到14%以上，之后虽然逐月下降，但9月的失业率依然高达7.9%。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和经济，以及与之伴生的医疗问题，就成了美国民众最关心的大选议题。紧随其后的，是堕胎和移民问题。
医保痼疾
美国的抗疫表现如此糟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特朗普领导不力。尽管他在2020年1月就从不同渠道得到了疫情可能会大暴发的警告，但一直置若罔闻，粉饰太平，对疫情的严重性轻描淡写，生怕影响自己的连任计划，甚至声称，可以向患者肺部注射消毒剂或者用紫外线照射病人进行治疗。
围绕在特朗普周围的共和党右翼，也普遍是科学怀疑论者，不相信进化论，也不相信气候变化。在由美国副总统领导的白宫疫情应对小组中，行业代表和政客人数是科学家的两倍以上。时至今日，白宫新冠疫情高级顾问斯科特·阿特拉斯还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佩戴口罩的有效性。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去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确定至少有5名幕僚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依然表示不会自我隔离、继续参加竞选集会……而倡导科学抗疫的福奇博士，则遭到各种威胁恐吓，到了出门必须带保镖的程度。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奇怪现象，是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反智观念盛行，把自由看得比生死还重要，把藐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当作男子汉气概的标志，于是，迎合这些人的心理需要、巩固基本盘、政治算计凌驾一切，就成了美国政府贯穿始终的抗疫逻辑。
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染疫的人数节节攀升，连特朗普本人也不例外。他接受的新型抗體鸡尾酒疗法，三天至少烧掉了10万美元，这是普通美国人无法想象与承受的。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织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位数为3万美元至6万美元不等，对于数千万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保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可能一朝破产。
美国政府2020年4月推出临时救助方案，宣布由政府补贴未投保患者的治疗费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享受不到，因为入院治疗的不少患者都有并发症，如果新冠肺炎不是主要疾病，就不能享受免费治疗。
更大的问题是医疗费用不透明。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了一个案例：两个人一同去得州奥斯汀的一家医疗机构做检测，却收到了相差32倍的账单。一个人用现金自付只掏了199美元，另一个走医保程序的，被通知要缴纳6408美元，扣完医保也还需自付928美元。《纽约时报》则发现一名住院患者收到一张超过40万美元的账单，即便扣除联邦政府的财务援助，也仍需支付超过7.5万美元。
定价如此随心所欲的根源在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国家，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运作，上下游由医生、医疗机构、药厂、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把持，定价不透明，个体病患在医院和诊所面前毫无议价权，导致乱收费现象非常普遍。
在美国，医学院录取考试MCAT是民间医学考试机构自行组织，医生执照考试也是由民间“非盈利”机构包干，它们严格控制招生和入行的人数，并限制外国医生在美国执业。供需不平衡之下，医生在美国成了绝对的高薪职业。2019年，美国医生年收入的中位数为19.95万美元，超过了90%的工人。再看药厂，政府有一套严苛的新药审批流程，涉及漫长的临床测试环节。缺乏足够资金和人脉的小企业，很难获得新药批准，于是几家巨型制药企业就控制了整个药品市场，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医保成了普通消费者降低医疗费用的主要选择。一般而言，最需要医疗保险的人，往往也是健康状况不佳的人，而保险公司期望投保人多缴保费少生病，因此往往不让有病的人参加保险。此前，奥巴马的医保政策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拒绝任何人加入医保，医保公司于是以此为借口，上调了所有人的保费。过去20年里，美国商业医保的保费年增幅，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的增幅和通货膨胀，给个人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医疗行业不断增加对政客的游说力度，成为目前美国游说支出最大的行业。2018年，美国医疗行业雇佣了2829名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被5名说客包围。尽管医保是人人皆知的社会痼疾，但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大多数总统只能对这个体系进行小修小补，不能动摇其根本。奥巴马时代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扩大了医保覆盖面，算是一次比较重大的进展。但因为这一法案强制要求人们购买医疗保险，与共和党所信奉的“小政府”理念相悖，特朗普上任后一直想方设法试图加以废除。
结果导致美国的医疗市场价格畸高，大多数医疗项目的费用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三倍。根据2017年《国际医疗价格比较报告》，阑尾切除术在英国的平均费用为3050美元，新西兰为6710美元，美国为1.3万美元。最终，这些成本都会转化为沉重的社会负担。根据经合组织2019年的数据，美国人均医疗开支为11072美元，第二名瑞士为7732美元，德国为6646美元、英国为4653美元、日本为4823美元。美国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约为18%，是国防开支的4倍、教育开支的3倍，比西欧各国和日本都要高，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有78.9岁，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诡异的K型复苏
疫情在美国异常猛烈，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中低收入阶层往往必须去人多的现场工作，难以居家办公，加上居住环境欠佳，染疫的可能性更高;而中高收入阶层可以在网上居家办公，家中的冰箱塞满食物，很久都不用出门，感染的风险小很多;富豪阶层则可以在别墅、地堡、游艇、小岛等地方自我隔离，躲开人群，他们还有细心的私人医生和更快速的核酸检测。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平均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的家庭中，每一万人有117.4例感染者;而平均收入高于75000美元的家庭中，每一万人只有51.8例感染者。
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高科技、软件服务、零售等行业触底后快速反弹，而旅游、娱乐、酒店、食品等行业仍在探底。疫情之下，电影院、餐厅等公共场合关闭，美国人花费更多时间在网络上，使得五大科技公司Alphabet（谷歌重组后的公司）、Facebook、苹果、微软和亚马逊的市值暴涨，如今已经占到了标准普尔500企业市值的25%，对这些公司和它们的员工来说，疫情早已结束。低收入群体则是另一番景象，与疫情前相比，年收入低于2.7万美元的岗位已经流失了20%。所以，对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最形象的解释是，一部分人在上楼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下楼梯，构成了一个大写的“K”。
从2020年4月开始，美国股市一路飙涨，和实体经济的表现渐行渐远，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救市的资金大量入场，能拿到这些资金的企业，疫情之下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而倾向于在股市回购自家股票，股价飙涨让这些企业及其高管的财富水涨船高。据《福布斯》最新统计，美国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已达到创纪录的3.2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2400亿美元。前20人的财富总和为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
因此，面向富有人群或者高净值人群的行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涨。面向普罗大众的行业，则普遍需求不足，处境艰难。疫情暴发以来，香奈儿、爱马仕等顶级奢侈品逆势涨价。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豪宅销售同比增长41.5%，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中等价位房屋的销售额仅增长了3%，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额则下降了4.2%。
疫情进一步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对穷人和年轻人尤为不利。富者越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而穷人和年轻人的金融资产本来就不多。不仅如此，年轻一代的负担远比前辈沉重。在1980-1981学年期间，美国私立大学学费相当于如今的1.7万美元，公立大学为7900美元。到了2019-2020学年，相应的费用已翻了两倍以上，导致4400万美国人背负了总计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而且，美国19至34岁成年人也是没有医疗保险最多的一群人，他们在疫情中面临更大的风险。
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美国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升级。而且，千禧一代及之后的年轻人种族构成更多样化，据预测，到2030年，5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白人所占比例将下降到50%以下。种族多样又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的社会政治走向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堕胎争议
美国是一个有清教徒传统的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否堕胎并不是个人的私生活问题，而是事关伦理道德的大是大非问题。反堕胎派认为，胎儿从受精卵阶段开始就算是上帝的选民，胎儿具有生命权，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支持堕胎者则认为，孕妇也有选择权，胎儿算不上生命，即使胎儿有生命，也不如孕妇的权利重要。
1972年，得克萨斯州两名年轻律师、女权主义者萨拉·威丁顿和林达·科菲试图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墮胎的21岁女子（化名为简·罗伊）作为原告，起诉达拉斯县检察官韦德，因为得州反堕胎法令使得罗伊不能在本州堕胎。几经周折，1973年 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表决结果，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等于承认了堕胎在美国的合法性。这就是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
随着2020年大选的展开，堕胎议题又在美国掀起一波政治博弈。6月19日，佐治亚州也通過了“胎儿心跳法案”，禁令生效不到一小时，就被联邦法院以违宪为由予以封锁。佐治亚州州长表示将起诉该裁决。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推翻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限制堕胎法，并再次声明了对堕胎权利的保护。7月13日，田纳西州州长也签署了一项新堕胎法，禁止怀孕满六周的妇女堕胎，强奸和乱伦也不例外，堕胎将成为重罪，联邦法院随后裁定该禁令违法。
美国最高法院至今还在坚守四十多年前的裁决，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因为10月26日，特朗普提名的第三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正式宣誓就职。巴雷特是公认的反堕胎人士，在一系列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她的就任意味着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取得了6：3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未来很可能选一个典型性案例，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藉人数优势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堕胎问题上走回头路。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则一直坚持堕胎合法化立场，美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棘手的移民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上经济发达，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其中包括很多通过偷渡等方式到达美国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以及一些大城市，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由于这些人承担了大量美国人不愿干的低薪底层工作，特别是农业种植和采摘、女佣、服务员等工作，移民局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GDP在增长，富人财富暴涨，底层劳工的薪水却原地踏步，这尤其体现在“铁锈地带”老工业区的白人中下层劳工身上，他们因此拒绝竞争，排斥移民。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迎合这些人的需要，不断污名化移民，并声称要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以阻拦非法移民，最终得以入主白宫。
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在打击非法移民上的力度明显加强。2008年针对贩卖儿童通过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其中的保护无陪伴儿童条款意外地鼓励了大量中美洲家庭携带儿童偷渡。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开始推行饱受争议的“零容忍”政策，将非法入境的移民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强行分开。特朗普毫不避讳地说，就是要震慑更多非法移民，让他们因为害怕失去孩子而不再铤而走险。
这项政策在推出后一直备受争议和诟病。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几年来数千名儿童被关在集中营一样的边境收容站，性侵和死亡的悲剧时有发生，更不用说因强制与父母分离而产生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了。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正是看到关在笼子里的儿童的那一刻，她决定把特朗普家族的故事写出来，揭发自己的叔叔，以警示世人。
在移民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合法移民的处境也变得艰难。目前，即便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也很难拿到在美国工作的签证，针对移民绿卡排期、国际留学生签证的限制越来越多。据统计，2019-2020财年美国正规移民数量比往年减少了11%。
移民问题并不仅仅牵涉到人道主义，也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议题。近年来，美国拉美裔人口大幅增长，在南部靠近墨西哥的一些州，拉美裔已经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民主党的重要支持基础是白人之外的少数族裔，他们倾向于对非法移民持宽容态度。奥巴马当政时推出了《梦想法案》，规定16岁以前入境的非法移民推迟遣返，在此期间可以有驾照，可以合法工作。
2020年10月22日，在特朗普和拜登的最后一场选举辩论中，拜登承诺将会在上任后解决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特朗普则宣布11月1日为被非法移民杀害的美国人纪念日，以“缅怀每一个被非法移民从我们身边夺走生命的美国人”，并举行了一场活动，纪念在美墨边境修建近400英里长的隔离墙。
除两党之争外，如何对待移民也是牵涉到美国人口政策和族群比例、能否保持科技竞争力的大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争论，还远未到尘埃落定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