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画不好画咋办?到生活中去。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五十年的宿命。 曾有大字报夸我：“社教完了，他把一个一米大的纸塑大阿佛背回来，这就是他在农村教育中的全部贡献和收获了。”有一米高?未免夸大，少说多出三十公分。我小儿子喜欢它，费劲地抱进抱出，尤其爱把它抱到大门背后，出来的时候那阿佛从嘴角到胸脯以下一片潮湿。起先大人们以为他在人前害臊和阿佛亲嘴，谁想到他是朝那开着一个小洞的阿佛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画不好画咋办?到生活中去。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五十年的宿命。
曾有大字报夸我：“社教完了，他把一个一米大的纸塑大阿佛背回来，这就是他在农村教育中的全部贡献和收获了。”有一米高?未免夸大，少说多出三十公分。我小儿子喜欢它，费劲地抱进抱出，尤其爱把它抱到大门背后，出来的时候那阿佛从嘴角到胸脯以下一片潮湿。起先大人们以为他在人前害臊和阿佛亲嘴，谁想到他是朝那开着一个小洞的阿佛嘴里撒尿呢?这小子也真敢亵渎他老爸的艺术啊!
今天(2003.8.13)读到《北京青年报》一个通栏标题：“农民连续自杀事件调查”，说是因为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有失，五天三人自杀。啊，活不下去了。这种事我也见过许多，就是不说。“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冷吗?冷!从头凉到脚心，居然在人前若无其事毫无羞耻。
现在有人敢说真话了，公家敢说真话就是不允许活不下的事件再发生了。不怕说真话，我感到我和我的民族有希望!
其他文献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回到长沙来跟大家聊天。离开广州之前，朱训德院长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回来谈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这是一个大题目。 我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个讲题，是有它的前提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中国当代的绘画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代中国绘画的革新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是一个判断。要
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这一时期，随着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不断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步开阔，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引发了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认识，在思想史、科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些研究所带动的相关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发
1651年春，约翰·弥尔顿(1608～1674)正在着手撰写《为英国人民声辩》这部著作的时候，凶猛的病魔向他袭来，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对弥尔顿提出警告：需要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但是，弥尔顿回答说：“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 1655年弥尔顿双目失明后，在写给他的学生斯基纳的诗中吟咏道：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 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 保卫自由，这
洛杉矶的地铁有三种形式：一是地道线，由总站至好莱坞方向；二是地面线，由总站至长堤军港；三是高架线，由机场向东横过洛杉矾南部。Rose站是从南到北的地面线与从东到西的高架线呈十字形的交汇大站，修得奇特雄伟，如同一座水泥的森林。每天上下的客流量很大，因此成为我街头画像的好去处。每周有一天，我背上画夹，由家门口乘七十八路公车，坐一小时至地铁总站，转乘地铁半小时，到Rose站下，站好我的位置，就是人流最多
毫无疑问，爱与美在现代中国命途多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字眼是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等表示贬义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竟会长时间地排拒爱与美，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能算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上个世纪的思想先锋鲁迅有一篇著名的小说《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理解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终于“难掩其苍白与虚无”。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据此发出浩叹：“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在鲁迅看来
潘多拉在余秋雨的一场名誉官司一审败诉后，写了篇《余秋雨是可以“随便骂”的吗？》，把《三国演义》中的王朗拉了出来打比说：“假使余秋雨的心理比有的未成年人还要脆弱，承受批评的能力比《三国演义》中的司徒王朗还要低下，在萧夏林的一通乱‘骂’之下，不幸出现了不大不小的意外，法院大约也只会对萧夏林提出更严厉的批评，而不会要求他对此意外承担法律责任。” 王朗是谁！意外有多大？我不知道，那就翻书吧。在《三国演义
“辣味烈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辣椒种子在西南、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后，开始正式落脚在湖南这片肥沃而湿润的土地，并立即在这里迅速生根、开花、结果，繁衍扩张，赢得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酷爱。作为一种西来的洋货，辣椒在湖南不仅没有被排斥，或者遭到洋葱、胡椒等农作物被冷落的命运，反而得到了特别的礼遇，碰撞出激情的火花。究其缘由，似可作以下的分析： 第一层是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据说在全球同一纬度上，有
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思想界开始对知识阶层及其历史作用进行反思。1909年推出的《路标》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其政治倾向争执不一，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俄国学者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和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分别推出了《俄国知识阶层史》（1906～1911）和《俄国社会思想史》（1911年）。前者事实上是一本文学论著。奥夫相尼科—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