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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向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捏造了无中生有的四条罪状，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从此，罗瑞卿遭到了长期的严格审查、批判。本文作者汪春耀，曾任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等职；1957年7月，曾参与罗瑞卿专案组，参加了对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
——编者
经层层筛选被抽调去“罗案组”
1967年7月，我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去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以下简称“罗案组”，同年10月移设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1968年3月回公安部学习班（当时机关绝大多数干部已进学习班）。在那里7个多月中，我被分派参加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事务，并随王亚志（当时是总参作战部副处长，曾任彭德怀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和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张英华（当时是总政保卫部副处长。现为国防大学离休干部）两位师级干部做记录和参加外调工作。所谓“罗瑞卿问题”是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上海会议”）上，罗被林彪、叶群一伙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林彪”开始的；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简称“京西宾馆会议”）上，罗又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毛主席”；“文革”开始又被妄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医院治疗腿骨伤时，1966年12月21日被红卫兵劫出。后在周总理过问下，红卫兵才将他送交北京卫戍区“监护”，直至1973年11月解除“监护”，期间一直在卫戍部队营房或301医院治疗。
1967年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设“罗案组”（起初称“507”组）。上面领导人三易其主，头几个月是肖华；1967年10月军队系统审查对象归中央专案审查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因肖华已被揪斗，改由杨成武领导；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由吴法宪领导，上面“二办”的领导是黄永胜。我到“罗案组”时，连同师级干部总共10多个人。起初去那里的人还有点荣誉感，因凡是抽调去的，都是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方面，经过层层筛选才去的。我在那里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我四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生涯中难以忘却的日子。
被“监护”初期罗瑞卿就发出了抗争之声
揭发所谓“罗瑞卿问题”是“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开始后又变本加厉。1967年春夏间，林彪、江青、谢富治一伙，竟不顾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操纵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其时“罗案组”除军队总部和公安部外，其他批斗大会均不去参加。那几个月他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在多次批斗大会后，我多次听他坚定地说“我根本没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对“反林彪”、“伸手”廿要权卅等等也说“根本没有的事”。只听他说过“无非有的重要事情向林彪请示，林不表态，自己有些急躁情绪”这些话；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说“彭真是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长的上级，是上下级关系”，“陆定一抗日战争期间任过八路军‘前指’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主任，那时并不在一个战区，解放后从未有私人来往”；还说“同杨尚昆仅仅都是四川人而已”。当时两位师级干部和我只管“历史问题”，对这些抗争的话，既不表态，也不写什么简报向上反映。当时，我等小人物不可能清楚上面的实情。但在向上送材料的事情上有过教训。1967年8月间，负责“监护”的单位给“罗案组”送来一份材料，是清华大学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勒令”罗交待“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是如何出笼的？因为“手册”中有“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词句。罗阐明“手册”并非个人亲自撰写，而是先由延安有文才的人起草的，其中提到有陈伯达参加。当材料转送上面的办公室（当时尚未设“二办”）后，“罗案组”支部书记柴瑞林（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已故）被叫去训斥一番，意思是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还了得。柴回来传达时说“以后往上送什么材料要多动动脑子，谨慎再谨慎”等等。所以，当时“罗案组”对揭批的所谓“反林彪”、“反毛主席”等等大问题均缄默，互相也不议论。
所谓“入党问题”和“假党员”之真相
在审查“历史问题”过程中，起初并无所谓“入党问题”。最初，我随王、张两位处长访问陈伯钧上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同学），了解武汉军校概况。当向陈提及罗瑞卿时，陈风趣地说“罗是大高个，我是小个子，一到列队，他在队首，我在队尾”（罗本人也说过此事）。陈并提到“在军校与罗没有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陈1927年5月在武汉军校经熊修武介绍入党。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第14页），也没有显出“入党问题”。只是“罗案组”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罗瑞卿档案后，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何以如此，需要弄清原因。在我随王亚志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人仍在世。但翻遍此人几厚本档案，却找不出此人加入过共产党的片纸只语，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自此，“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当时，肖华也不来过问具体事。而“罗案组”对所谓的“大问题”，既无权也无法做什么查证工作。只好用上海话讲“炒冷饭”式的，将“入党问题”的前次情况反复外调，外调回来再同本人面对面磨合这段历史情节。直至1967年11月，双方都心照不宣，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的时候，是罗自己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那天9时许，当王、张两位处长和我刚坐下，罗就抢先说：“诸位（这是他对讯问、记录人的称呼）今天别先问什么，我先讲吧！”紧接着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王、张处长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我即把笔和纸递给他。他稍加思索，写了近三百字的材料，写的时候手略有颤抖。上款抬头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的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三十九年等等。还写“我如果当时找不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等（引号内的话，见他女儿罗峪平著《非凡的年代》一书第39页。该书1987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结尾写了“认罪”词句。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我们。接着王亚志对他说了几句安慰性的话，并说：“现在×××仍在世，你大概解放后接到他的来信（×××在1949年建国后见报载罗任公安部长曾给罗写过信），以后就不写 ×××是入党介绍人了吧！不过自己主动讲清总是好的。”前面半个多小时这一幕就结束了。当天下午“罗案组”就把罗写的材料上报。王、张处长和我等人意料不到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演变成刮揪“假党员”妖风的源头。过了几天，11月下旬一个星期日，当时“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罗案组”的人列席了此会）。主持人吴法宪（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个矮矮胖胖的人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吴法宪开头讲的话，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写下了“懿旨”，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还要造反派对单位领导人的入党也要审查。造反派再层层加码。1968年揪“假党员”妖风就弥漫各地，使在战争年代和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对所谓“假党员”一说，当时王亚志就向我说：“这并非是个什么大问题。”因为张英华在调查中，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引号内的话，见《非凡的年代》一书第39页、40页）。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200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永远的丰碑》一文）。以上就是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过程中，所谓“假党员”一说的事实真相。
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的那伙人
其实，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借罗瑞卿“入党问题”大刮揪“假党员”妖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搞成“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置之死地而后快。1968年3月以后的事我没有亲历其境。有两件事还记得清楚：一件是“江办”（或“叶办”）给“罗案组”转来安徽一个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王、张处长一看就淡然一笑。因为罗瑞卿从青年时代到参加红军，以至解放后从来没有改过姓名，假如是一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又不得不调查，结果当然是子虚乌有。原来那个劳改犯解放初被公安机关“逆用”（解放初公安机关利用国民党特务等人员进行反特工作）时，在同反动分子交往中，妄论过“罗瑞卿是咱们的人”这类话，仅此而已。另一件是康生“批示”将××（此人在延安抗大与罗瑞卿结过婚，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师生开赴华北敌后办学，她留在延安，不久去了重庆，后在国民党《黄埔日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南京当教员）从南京押解来北京，要“罗案组”审查她的特务问题，妄图以此搞出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审查××另有专人负责，我只附带调查过此人一段历史。王、张处长后来对我说根本没有××是特务的证据，只是康生在延安曾说过“坦克（堂客的谐音，湖南等地指妻子的俗语）开到床上来了”这样的话。康生后来就说“××是个老特务”。可见康生居心何其险恶、卑鄙。后来，在我离开“罗案组”前没几天，公安部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几位副部长，以及我的顶头上司李钊等先后被逮捕，关押进秦城监狱，交由“罗案组”合并审查。目的是妄图搞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如1968年4月1日，在谢富治、李震（1966年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谢富治死后任部长，1973年10月21日自缢）为首的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内容有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等；1968年5月20日，李震等人写出“地下黑公安部里通苏修罪行简报”上报，继续捏造“地下黑公安部”，歪曲事实，以此诬告迫害罗瑞卿和徐子荣等几位副部长。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挖空心思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头目。
“罗案组”内“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
1996年4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第581页中写有：“审讯人员中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被说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从事实情况看，领导我的王亚志、张英华就是这样的人。1968年期间，他俩因持“罗瑞卿是特务无证据”的立场，当年11月王亚志被居心不良者向吴法宪告密状，遭批斗多日，甚至诬他是“坐探”，被押解回原单位学习班，后送“五七干校”劳动；张英华遭批判后被扣上“认识上不去”、“包庇”等等帽子，撵回原单位学习班。后来，我们在谈及此情时，他俩感叹地说：“这比起遭大难的罗瑞卿和含冤而死的老帅不知好了多少倍吗！”我在“罗案组”没有任何违纪之事，得益于两位前辈的影响。比如在我当记录时从未听到过他俩高嗓门说话，更没有“突击逼供”。我随他俩外调前后三个多月，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均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交谈，特别是严格掌握避开造反派干扰的原则。王亚志曾同我在重庆向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调查。当时，任被造反派劫持关押在重庆医学院。王亚志坚持与任交谈时绝对不允许造反派在旁边，才前去同任见面；我随张英华在北京向部级干部调查，为避开造反派，张让我事先通过保卫干部相约后才去的。我随王亚志住在重庆54军军部客房（小招待所），王得知那里住有中央文革的人，嘱我切不可与这些人接触；当王亚志得知谢富治将从武汉乘飞机来重庆也要住在那里，为避免节外生枝，第二天他就偕我去了成都。王亚志不愧任过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我们虽然相处只7个月，但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俩，他俩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编者
经层层筛选被抽调去“罗案组”
1967年7月，我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去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以下简称“罗案组”，同年10月移设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1968年3月回公安部学习班（当时机关绝大多数干部已进学习班）。在那里7个多月中，我被分派参加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事务，并随王亚志（当时是总参作战部副处长，曾任彭德怀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和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张英华（当时是总政保卫部副处长。现为国防大学离休干部）两位师级干部做记录和参加外调工作。所谓“罗瑞卿问题”是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上海会议”）上，罗被林彪、叶群一伙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林彪”开始的；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简称“京西宾馆会议”）上，罗又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毛主席”；“文革”开始又被妄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医院治疗腿骨伤时，1966年12月21日被红卫兵劫出。后在周总理过问下，红卫兵才将他送交北京卫戍区“监护”，直至1973年11月解除“监护”，期间一直在卫戍部队营房或301医院治疗。
1967年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设“罗案组”（起初称“507”组）。上面领导人三易其主，头几个月是肖华；1967年10月军队系统审查对象归中央专案审查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因肖华已被揪斗，改由杨成武领导；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由吴法宪领导，上面“二办”的领导是黄永胜。我到“罗案组”时，连同师级干部总共10多个人。起初去那里的人还有点荣誉感，因凡是抽调去的，都是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方面，经过层层筛选才去的。我在那里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我四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生涯中难以忘却的日子。
被“监护”初期罗瑞卿就发出了抗争之声
揭发所谓“罗瑞卿问题”是“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开始后又变本加厉。1967年春夏间，林彪、江青、谢富治一伙，竟不顾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操纵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其时“罗案组”除军队总部和公安部外，其他批斗大会均不去参加。那几个月他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在多次批斗大会后，我多次听他坚定地说“我根本没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对“反林彪”、“伸手”廿要权卅等等也说“根本没有的事”。只听他说过“无非有的重要事情向林彪请示，林不表态，自己有些急躁情绪”这些话；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说“彭真是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长的上级，是上下级关系”，“陆定一抗日战争期间任过八路军‘前指’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主任，那时并不在一个战区，解放后从未有私人来往”；还说“同杨尚昆仅仅都是四川人而已”。当时两位师级干部和我只管“历史问题”，对这些抗争的话，既不表态，也不写什么简报向上反映。当时，我等小人物不可能清楚上面的实情。但在向上送材料的事情上有过教训。1967年8月间，负责“监护”的单位给“罗案组”送来一份材料，是清华大学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勒令”罗交待“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是如何出笼的？因为“手册”中有“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词句。罗阐明“手册”并非个人亲自撰写，而是先由延安有文才的人起草的，其中提到有陈伯达参加。当材料转送上面的办公室（当时尚未设“二办”）后，“罗案组”支部书记柴瑞林（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已故）被叫去训斥一番，意思是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还了得。柴回来传达时说“以后往上送什么材料要多动动脑子，谨慎再谨慎”等等。所以，当时“罗案组”对揭批的所谓“反林彪”、“反毛主席”等等大问题均缄默，互相也不议论。
所谓“入党问题”和“假党员”之真相
在审查“历史问题”过程中，起初并无所谓“入党问题”。最初，我随王、张两位处长访问陈伯钧上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同学），了解武汉军校概况。当向陈提及罗瑞卿时，陈风趣地说“罗是大高个，我是小个子，一到列队，他在队首，我在队尾”（罗本人也说过此事）。陈并提到“在军校与罗没有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陈1927年5月在武汉军校经熊修武介绍入党。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第14页），也没有显出“入党问题”。只是“罗案组”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罗瑞卿档案后，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何以如此，需要弄清原因。在我随王亚志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人仍在世。但翻遍此人几厚本档案，却找不出此人加入过共产党的片纸只语，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自此，“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当时，肖华也不来过问具体事。而“罗案组”对所谓的“大问题”，既无权也无法做什么查证工作。只好用上海话讲“炒冷饭”式的，将“入党问题”的前次情况反复外调，外调回来再同本人面对面磨合这段历史情节。直至1967年11月，双方都心照不宣，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的时候，是罗自己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那天9时许，当王、张两位处长和我刚坐下，罗就抢先说：“诸位（这是他对讯问、记录人的称呼）今天别先问什么，我先讲吧！”紧接着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王、张处长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我即把笔和纸递给他。他稍加思索，写了近三百字的材料，写的时候手略有颤抖。上款抬头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的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三十九年等等。还写“我如果当时找不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等（引号内的话，见他女儿罗峪平著《非凡的年代》一书第39页。该书1987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结尾写了“认罪”词句。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我们。接着王亚志对他说了几句安慰性的话，并说：“现在×××仍在世，你大概解放后接到他的来信（×××在1949年建国后见报载罗任公安部长曾给罗写过信），以后就不写 ×××是入党介绍人了吧！不过自己主动讲清总是好的。”前面半个多小时这一幕就结束了。当天下午“罗案组”就把罗写的材料上报。王、张处长和我等人意料不到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演变成刮揪“假党员”妖风的源头。过了几天，11月下旬一个星期日，当时“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罗案组”的人列席了此会）。主持人吴法宪（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个矮矮胖胖的人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吴法宪开头讲的话，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写下了“懿旨”，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还要造反派对单位领导人的入党也要审查。造反派再层层加码。1968年揪“假党员”妖风就弥漫各地，使在战争年代和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对所谓“假党员”一说，当时王亚志就向我说：“这并非是个什么大问题。”因为张英华在调查中，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引号内的话，见《非凡的年代》一书第39页、40页）。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200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永远的丰碑》一文）。以上就是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过程中，所谓“假党员”一说的事实真相。
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的那伙人
其实，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借罗瑞卿“入党问题”大刮揪“假党员”妖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搞成“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置之死地而后快。1968年3月以后的事我没有亲历其境。有两件事还记得清楚：一件是“江办”（或“叶办”）给“罗案组”转来安徽一个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王、张处长一看就淡然一笑。因为罗瑞卿从青年时代到参加红军，以至解放后从来没有改过姓名，假如是一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又不得不调查，结果当然是子虚乌有。原来那个劳改犯解放初被公安机关“逆用”（解放初公安机关利用国民党特务等人员进行反特工作）时，在同反动分子交往中，妄论过“罗瑞卿是咱们的人”这类话，仅此而已。另一件是康生“批示”将××（此人在延安抗大与罗瑞卿结过婚，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师生开赴华北敌后办学，她留在延安，不久去了重庆，后在国民党《黄埔日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南京当教员）从南京押解来北京，要“罗案组”审查她的特务问题，妄图以此搞出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审查××另有专人负责，我只附带调查过此人一段历史。王、张处长后来对我说根本没有××是特务的证据，只是康生在延安曾说过“坦克（堂客的谐音，湖南等地指妻子的俗语）开到床上来了”这样的话。康生后来就说“××是个老特务”。可见康生居心何其险恶、卑鄙。后来，在我离开“罗案组”前没几天，公安部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几位副部长，以及我的顶头上司李钊等先后被逮捕，关押进秦城监狱，交由“罗案组”合并审查。目的是妄图搞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如1968年4月1日，在谢富治、李震（1966年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谢富治死后任部长，1973年10月21日自缢）为首的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内容有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等；1968年5月20日，李震等人写出“地下黑公安部里通苏修罪行简报”上报，继续捏造“地下黑公安部”，歪曲事实，以此诬告迫害罗瑞卿和徐子荣等几位副部长。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挖空心思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头目。
“罗案组”内“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
1996年4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第581页中写有：“审讯人员中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被说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从事实情况看，领导我的王亚志、张英华就是这样的人。1968年期间，他俩因持“罗瑞卿是特务无证据”的立场，当年11月王亚志被居心不良者向吴法宪告密状，遭批斗多日，甚至诬他是“坐探”，被押解回原单位学习班，后送“五七干校”劳动；张英华遭批判后被扣上“认识上不去”、“包庇”等等帽子，撵回原单位学习班。后来，我们在谈及此情时，他俩感叹地说：“这比起遭大难的罗瑞卿和含冤而死的老帅不知好了多少倍吗！”我在“罗案组”没有任何违纪之事，得益于两位前辈的影响。比如在我当记录时从未听到过他俩高嗓门说话，更没有“突击逼供”。我随他俩外调前后三个多月，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均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交谈，特别是严格掌握避开造反派干扰的原则。王亚志曾同我在重庆向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调查。当时，任被造反派劫持关押在重庆医学院。王亚志坚持与任交谈时绝对不允许造反派在旁边，才前去同任见面；我随张英华在北京向部级干部调查，为避开造反派，张让我事先通过保卫干部相约后才去的。我随王亚志住在重庆54军军部客房（小招待所），王得知那里住有中央文革的人，嘱我切不可与这些人接触；当王亚志得知谢富治将从武汉乘飞机来重庆也要住在那里，为避免节外生枝，第二天他就偕我去了成都。王亚志不愧任过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我们虽然相处只7个月，但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俩，他俩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