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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1939年生于江苏扬州。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1995年9月应邀在日内瓦第35届国际论坛上就中国正在进行的和平革命作主题报告，是该论坛成立50年来邀请的第二位中国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突破性创新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等。
核心价值：民本、重义、中和
《瞭望东方周刊》：整个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和核心价值的形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姜义华：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形成是在先秦时代，至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从西周说起呢？因为《尚书》和《诗经》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体现了直到今天尚存的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一些核心价值。春秋战国时期，从孔子老子墨子到后来的孟子庄子的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都已经形成了。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更稳定的文明形态，是在秦汉以后，这时中国已经是大一统国家，先秦时代形成的核心价值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不仅渗透在中国上层政治生活中间，也渗透到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固的价值系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核心价值主要有哪些呢？
姜义华：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为国家之本的观念，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等到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则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在先秦时期，除了杨朱强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他各家在讲“义利之辨”时，都强调义和利不能分离，比如墨子讲兼爱，儒家讲大同等。就是说考虑任何问题时，不能只考虑自己，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
自利和他利的关系，私利和公利的关系，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其实在中国很早就有人在思考。比如古人说春夏秋冬四季，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能做，都是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后来的发展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义和利的关系。这些在先秦时代都有了相当完整的论述。
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和”思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已经很流行。人与人之间不能仅仅是竞争关系，不能仅仅是弱肉强食。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很讲求“和为贵”，这其实就是在强调矛盾的统一，相互渗透、结合，相辅相成。
先秦时代也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就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国与国之间，虽然竞争冲突不断，但最根本的还是文化关系，“华夷之辨”反映的就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中华文明更看重的则是以德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普天之下都能沐浴到文明的阳光。
中华文明主要活跃的地方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曾跑得很远，但是中国并没有在那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也没有把那些地方作为自己掠夺的对象。明成祖的时候，万国来朝，很多国家都以朝贡形式与中国交往，这对中国来说还是亏本的买卖。因为他们带一些新奇的贡品和土特产过来，收到的回报则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后来明王朝的财政都不堪重负了，就叫人家都不要来了。
和西方在海外的殖民掠夺不同，中国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基本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讲自给自足，不讲大规模地对外扩张。
当然，在今天市场经济、工业化条件之下，世界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我们这个文明是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存在的。我们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共同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这可能更符合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套核心价值会在先秦这个特殊时期形成呢？
姜义华：这首先是由于中华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的发展。五六千年之前，中国已经有稻作，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到那时已经形成。 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也很早就开始了，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到了先秦时代，与北方的犬戎，西南山林地区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变得更频繁。对于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那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所以，一方面有了相当稳定的，日臻成熟的农耕文明，又和周边的游牧文明有了长时间的交往，这是文明核心形成的基础。另外，当时的商品经济、商业活动已经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展开，能够把不同的农耕地区乃至游牧地区连接在一起，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些核心观念。
《瞭望东方周刊》：先秦时期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许多文明，包括希腊、印度等都在形成着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和其他文明产生巨大的差异？
姜义华：我们这个巨型国家基本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是个相对自我独立的区域。而希腊罗马文明是属于海洋文明，它以地中海为中心，包含北非、西亚、南欧和后来扩展到的中欧。先秦时代的齐国就和希腊罗马有些相似，靠海边，宗教色彩比较浓，因为海边风云变幻，这和内陆的农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地中海周围，基督教、天主教都能广泛传播，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寄希望于上帝和来世，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明起源的时候，地理环境肯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对文明之间的差异产生影响。 大一统——中华文明根柢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它的根柢究竟是什么？
姜义华：我所说的根柢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大一统国家虽然是秦汉以后才形成的，但是从夏商周，特别是西周开始，尽管当时是分封制、诸侯割据，却已经有天下共主—周天子存在。所以最初的大一统思想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了。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统一国家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中国是几千年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其中也有过多次短暂的分裂，但是很快又重新统一。这是由于农耕文明需要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往时，也需要长期保持一种稳定的格局。
而中国之所以能长时期处于大一统格局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治国体系。从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举制，它的核心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变成职业官员，负责国家治理。
过去我们一直讲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其实毛泽东早在1972年就曾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几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几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谈毛泽东怎么从巴黎公社式的理想，一步步转到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原来想用巴黎公社式的理想，即直接选举，公务人员低工资，随时可以罢免等用于中国，后来发现一搞那样的直接选举，全国到处混乱，连清华北大内部都打得不可开交，到最后，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是有非常深的合理性的。
为什么要熟读唐人《封建论》呢？因为柳宗元的《封建论》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秦始皇搞郡县制，想搞万世一系的国家，就他个人来说是为私利，但就这个制度的建立而言，它使得“公天下”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把国家变成了“公器”，由选拔出来的精英负责国家治理。
现在我们认为西方的选举制很好，其实中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文官治国的制度。官僚是从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选拔他们的科举考试，首先考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品、治国的核心观念等等，具体的治国技术是要到实践中学习的。
这种以德选拔人才，以德治国，就形成了一套把“公天下”变成实际的文官治国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最核心的东西。当然，它也在不断受到破坏。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官吏并不一定能真正坚持“公天下”，很多人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但那套制度的形成，使这个大一统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这套完整的制度中包含了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官员的选拔、监督、考核等。
《瞭望东方周刊》：看来这套制度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姜义华：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唐朝考核官吏的方案并不比我们今天的差，而且它不纯粹是GDP挂帅，还要从方方面面来考核。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什么时候做得比较好，什么时候完全流于形式，这都可以再探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套制度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这套制度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其他很多问题，但是它对于保持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文明虽然多次受到外部的冲击，但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所以仍能坚持下来。
家国共同体——中华文明根柢之二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样的根柢呢？
姜义华：第二个根柢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我称之为家国共同体。
中国很早就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各种活动，这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商鞅变法之前，虽然在井田制之下，人身依附关系仍然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到商鞅变法时，一家一户确定了自己的土地、财产支配权。汉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细胞基本上就是五口之家。但是单独一个家庭，其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不能保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家庭之上有家族，再到乡里、郡县、国家的层级关系。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把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看作一个整体。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能维系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我们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家国共同体。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形成了责任伦理。过去我们一直批判伦理本位主义、道德本位主义，泛道德化，但其实中国人讲责任是很重要的。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辈子是赎罪，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的一辈子则是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你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子女和父母、老师与学生、君主与臣民之间都相互有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家国共同体现在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呢？
姜义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等等都在冲击着它。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共同体在今天的条件下同样有生命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欧洲去，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州人开的饭店，意大利的皮鞋、皮革用品，很多也都是温州人制造的。我去调查过，温州人最初是举全家族甚至全村之力支持一个人出去，这个人出去后在外面打了天下，再把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带过去。我在梵蒂冈碰到一个饭店老板，他先后带出去83个人。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性的联系面前，家国共同体还是有生命力的。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似乎更为突出？
姜义华：当然。但是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个人本位、个人自主意识在今天的发展，的确使得个人权利越来越被重视。但无论是日本文明还是中华文明，欧洲式的那种个人本位还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因为在这里家族的根很难一下子全部拔起。这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西方，市场经济、工业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但到了中国，纯粹的个人本位反而不容易真正站住脚。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时也要讲人情关系，因为他们发现一纸契约有时候甚至不如口头约定。
道德责任——中华文明根柢之三
《瞭望东方周刊》：中华文明的第三个根柢是什么？
姜义华：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和责任伦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不讲宗教，西方讲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中国讲的则是“泛道德主义”，把教化放在第一位，讲人的现实生活。
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成为君子。中国人的价值体现在能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作出什么贡献。所以中国古代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第一是“立德”，在道德上是否能得到很高的水准；第二讲“立功”，你为社会做了什么功业；第三讲“立言”，你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作了什么贡献。不像西方那样，人向上帝赎罪了才能不朽。这就形成中国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
前面讲的两个根柢分别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这第三个则是精神层面的。中国人在精神层面注重道德修养，所以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先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人内在的修养。这个修养不是归于上帝，而是自己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其实正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一个概括。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中华民族得以维系靠的并非宗教，而是这种……
姜义华：教化，这种道德伦理，这种责任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
姜义华：中国农民中也有民间宗教，但在分散的农民中间很难形成统一的教会。在西方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贵族与贵族之间是对垒的，国王没有多少实权，制约他们的主要是宗教的力量。教会、教皇和大主教等都有很高的权威，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中，选拔社会精英进行文官治国，就很难容许另一种政治力量凌驾于皇权之上，并直接冲击这种维系国家统一的基本文官制度。
所以，中国的宗教力量一直存在，但也一直处于政权之下，而它真的一旦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必定导致国家的混乱。比如武则天时代，佛教有一段时间要介入到宫廷政治中间，马上就使得整个政治生态恶化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西方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政教合一格局的原因。这不适合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国情，也不适合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需要。
1995年9月应邀在日内瓦第35届国际论坛上就中国正在进行的和平革命作主题报告，是该论坛成立50年来邀请的第二位中国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突破性创新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等。
核心价值：民本、重义、中和
《瞭望东方周刊》：整个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和核心价值的形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姜义华：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形成是在先秦时代，至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从西周说起呢？因为《尚书》和《诗经》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体现了直到今天尚存的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一些核心价值。春秋战国时期，从孔子老子墨子到后来的孟子庄子的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都已经形成了。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更稳定的文明形态，是在秦汉以后，这时中国已经是大一统国家，先秦时代形成的核心价值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不仅渗透在中国上层政治生活中间，也渗透到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固的价值系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核心价值主要有哪些呢？
姜义华：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为国家之本的观念，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等到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则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在先秦时期，除了杨朱强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他各家在讲“义利之辨”时，都强调义和利不能分离，比如墨子讲兼爱，儒家讲大同等。就是说考虑任何问题时，不能只考虑自己，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
自利和他利的关系，私利和公利的关系，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其实在中国很早就有人在思考。比如古人说春夏秋冬四季，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能做，都是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后来的发展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义和利的关系。这些在先秦时代都有了相当完整的论述。
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和”思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已经很流行。人与人之间不能仅仅是竞争关系，不能仅仅是弱肉强食。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很讲求“和为贵”，这其实就是在强调矛盾的统一，相互渗透、结合，相辅相成。
先秦时代也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就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国与国之间，虽然竞争冲突不断，但最根本的还是文化关系，“华夷之辨”反映的就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中华文明更看重的则是以德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普天之下都能沐浴到文明的阳光。
中华文明主要活跃的地方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曾跑得很远，但是中国并没有在那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也没有把那些地方作为自己掠夺的对象。明成祖的时候，万国来朝，很多国家都以朝贡形式与中国交往，这对中国来说还是亏本的买卖。因为他们带一些新奇的贡品和土特产过来，收到的回报则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后来明王朝的财政都不堪重负了，就叫人家都不要来了。
和西方在海外的殖民掠夺不同，中国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基本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讲自给自足，不讲大规模地对外扩张。
当然，在今天市场经济、工业化条件之下，世界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我们这个文明是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存在的。我们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共同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这可能更符合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套核心价值会在先秦这个特殊时期形成呢？
姜义华：这首先是由于中华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的发展。五六千年之前，中国已经有稻作，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到那时已经形成。 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也很早就开始了，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到了先秦时代，与北方的犬戎，西南山林地区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变得更频繁。对于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那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所以，一方面有了相当稳定的，日臻成熟的农耕文明，又和周边的游牧文明有了长时间的交往，这是文明核心形成的基础。另外，当时的商品经济、商业活动已经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展开，能够把不同的农耕地区乃至游牧地区连接在一起，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些核心观念。
《瞭望东方周刊》：先秦时期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许多文明，包括希腊、印度等都在形成着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和其他文明产生巨大的差异？
姜义华：我们这个巨型国家基本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是个相对自我独立的区域。而希腊罗马文明是属于海洋文明，它以地中海为中心，包含北非、西亚、南欧和后来扩展到的中欧。先秦时代的齐国就和希腊罗马有些相似，靠海边，宗教色彩比较浓，因为海边风云变幻，这和内陆的农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地中海周围，基督教、天主教都能广泛传播，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寄希望于上帝和来世，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明起源的时候，地理环境肯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对文明之间的差异产生影响。 大一统——中华文明根柢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它的根柢究竟是什么？
姜义华：我所说的根柢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大一统国家虽然是秦汉以后才形成的，但是从夏商周，特别是西周开始，尽管当时是分封制、诸侯割据，却已经有天下共主—周天子存在。所以最初的大一统思想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了。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统一国家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中国是几千年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其中也有过多次短暂的分裂，但是很快又重新统一。这是由于农耕文明需要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往时，也需要长期保持一种稳定的格局。
而中国之所以能长时期处于大一统格局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治国体系。从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举制，它的核心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变成职业官员，负责国家治理。
过去我们一直讲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其实毛泽东早在1972年就曾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几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几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谈毛泽东怎么从巴黎公社式的理想，一步步转到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原来想用巴黎公社式的理想，即直接选举，公务人员低工资，随时可以罢免等用于中国，后来发现一搞那样的直接选举，全国到处混乱，连清华北大内部都打得不可开交，到最后，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是有非常深的合理性的。
为什么要熟读唐人《封建论》呢？因为柳宗元的《封建论》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秦始皇搞郡县制，想搞万世一系的国家，就他个人来说是为私利，但就这个制度的建立而言，它使得“公天下”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把国家变成了“公器”，由选拔出来的精英负责国家治理。
现在我们认为西方的选举制很好，其实中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文官治国的制度。官僚是从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选拔他们的科举考试，首先考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品、治国的核心观念等等，具体的治国技术是要到实践中学习的。
这种以德选拔人才，以德治国，就形成了一套把“公天下”变成实际的文官治国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最核心的东西。当然，它也在不断受到破坏。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官吏并不一定能真正坚持“公天下”，很多人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但那套制度的形成，使这个大一统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这套完整的制度中包含了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官员的选拔、监督、考核等。
《瞭望东方周刊》：看来这套制度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姜义华：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唐朝考核官吏的方案并不比我们今天的差，而且它不纯粹是GDP挂帅，还要从方方面面来考核。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什么时候做得比较好，什么时候完全流于形式，这都可以再探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套制度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这套制度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其他很多问题，但是它对于保持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文明虽然多次受到外部的冲击，但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所以仍能坚持下来。
家国共同体——中华文明根柢之二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样的根柢呢？
姜义华：第二个根柢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我称之为家国共同体。
中国很早就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各种活动，这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商鞅变法之前，虽然在井田制之下，人身依附关系仍然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到商鞅变法时，一家一户确定了自己的土地、财产支配权。汉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细胞基本上就是五口之家。但是单独一个家庭，其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不能保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家庭之上有家族，再到乡里、郡县、国家的层级关系。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把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看作一个整体。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能维系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我们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家国共同体。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形成了责任伦理。过去我们一直批判伦理本位主义、道德本位主义，泛道德化，但其实中国人讲责任是很重要的。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辈子是赎罪，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的一辈子则是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你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子女和父母、老师与学生、君主与臣民之间都相互有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家国共同体现在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呢？
姜义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等等都在冲击着它。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共同体在今天的条件下同样有生命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欧洲去，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州人开的饭店，意大利的皮鞋、皮革用品，很多也都是温州人制造的。我去调查过，温州人最初是举全家族甚至全村之力支持一个人出去，这个人出去后在外面打了天下，再把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带过去。我在梵蒂冈碰到一个饭店老板，他先后带出去83个人。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性的联系面前，家国共同体还是有生命力的。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似乎更为突出？
姜义华：当然。但是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个人本位、个人自主意识在今天的发展，的确使得个人权利越来越被重视。但无论是日本文明还是中华文明，欧洲式的那种个人本位还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因为在这里家族的根很难一下子全部拔起。这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西方，市场经济、工业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但到了中国，纯粹的个人本位反而不容易真正站住脚。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时也要讲人情关系，因为他们发现一纸契约有时候甚至不如口头约定。
道德责任——中华文明根柢之三
《瞭望东方周刊》：中华文明的第三个根柢是什么？
姜义华：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和责任伦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不讲宗教，西方讲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中国讲的则是“泛道德主义”，把教化放在第一位，讲人的现实生活。
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成为君子。中国人的价值体现在能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作出什么贡献。所以中国古代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第一是“立德”，在道德上是否能得到很高的水准；第二讲“立功”，你为社会做了什么功业；第三讲“立言”，你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作了什么贡献。不像西方那样，人向上帝赎罪了才能不朽。这就形成中国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
前面讲的两个根柢分别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这第三个则是精神层面的。中国人在精神层面注重道德修养，所以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先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人内在的修养。这个修养不是归于上帝，而是自己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其实正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一个概括。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中华民族得以维系靠的并非宗教，而是这种……
姜义华：教化，这种道德伦理，这种责任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
姜义华：中国农民中也有民间宗教，但在分散的农民中间很难形成统一的教会。在西方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贵族与贵族之间是对垒的，国王没有多少实权，制约他们的主要是宗教的力量。教会、教皇和大主教等都有很高的权威，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中，选拔社会精英进行文官治国，就很难容许另一种政治力量凌驾于皇权之上，并直接冲击这种维系国家统一的基本文官制度。
所以，中国的宗教力量一直存在，但也一直处于政权之下，而它真的一旦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必定导致国家的混乱。比如武则天时代，佛教有一段时间要介入到宫廷政治中间，马上就使得整个政治生态恶化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西方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政教合一格局的原因。这不适合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国情，也不适合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