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兄：
　　见信如面。
　　我最近常住香港。从你活着的时候到七十年代末，大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个小岛。钱把小岛挤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挤出来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单位城市面积上的丰富。
　　从香港荷里活道往北边的山下走，有个年轻人开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旧货，120相机、拨盘电话、唱片机、收音机，从欧美的二线城市淘换来，集中在香港卖。因为不是荷里活道常卖的那些艺术品古董，所以也没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艺术无关的假货，开店的几个年轻人长得又鲜活生动，小伙子长得像有梦想的真的小伙子，小姑娘长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没用，我常常买些零碎回去。
　　前两周买了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通用电气出的调频调幅收音机带回北京，两块砖头大小，附带的电子表不准了，一天慢一个小时，而且电压需要转化到美国标准的一百一十伏才能用，但是喇叭好，一个碗大的喇叭，FM调准了，满屋子的声音，听得人心里碗大的疤。2009年北京很热，夏老虎，秋母老虎，立秋之后，日头还是击毙很多比你还年轻很多的老头儿和老太太。开空调也难受。空调房间睡一晚上，醒来，全身的毛孔紧缩，受了腐刑似的。唯一舒服一点是在傍晚，在院子里，日头下了，月亮上了，热气有些退了，蚊子还没完全兴奋，周身一围凉风，插上那个通用电气的老收音机，喇叭里传出老歌：“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女生背景跟唱：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哪！”
　　你们那拨儿人在北京出没的时候，很多历史久远的东西就这样被打倒了，包括绅士。
　　这三十年来，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复了，比你那时候还繁茂，比如暗娼、赌场、帮会、二百五十块一平米买地卖两万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后，商业理念强调协同效应和资本运作，为了创造规模效应，这一类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时候，都是扯地连天的，暗娼比理发馆都多，赌场比旅店都多，帮会比学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还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复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钱味了。有些猪开始重新在山里放养了，但是它们长大之后，眼神稍稍有点像野猪的，二百克猪肉就敢卖五百块钱。有些茶开始走俏了，你那时候生产的普洱茶七子饼随便能卖到好几万了，顾景舟一把泥壶，如果传承清楚，也随便卖到二三十万了。有些人开始收集古董，八国联军抢走的东西慢慢坐飞机回来了，再抢一次中国人的钱，一把唐朝古琴的价格，在唐朝的时候，够买一个县城了。
　　还有些被打倒的，脚筋断绝，基本就再也没苏醒过来。比如你当时想留下来的北京城墙和牌楼。现在的北京是个伟大的混搭，东城像民国，西城像苏联，宣武像朝鲜，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阳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现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长美容、驾车、唱歌、表演、公众演说、纵横辩论，和娱乐的暧昧关系远远大于和文字的亲密关系。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记》、《世说新语》、唐诗、《五灯会元》妙处的，一代人里面不会超过十个人，有能力创造出类似文字的，十代人里不会超过两三个。比如大师。余秋雨、张艺谋、季羡林都被官府和群众认可，是大师了。比如名士。花上千万买辆意大利的跑车在北京开开，花几千万买张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杀猪画摆摆，就被媒体和群众认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现在街面上这些才女叫才女，那么李清照、张爱玲，或者你老婆转世，你我需要为她们再造一个汉语名词。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绅士。
　　首先，没有“士”。近二十年出现一个互联网，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联网有搜索引擎，键入一个词，当今人们与之最熟悉的条目就最先蹦出来。键入“士”，最先蹦出来的是迪士尼乐园、摩根士丹利、多乐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在三千条、两万里之外。大器，不争近期名利，坚毅，不怕一时得失，有使命，堪远任，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有几个“士”呢？那时候，你愿意拿一条腿换一座北京城门的保存。现在，地产大鳄愿意为了亮丽的年度财务报表，把前门改造成斯坦福购物街。
　　其次，缺少“绅”。绅士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但是“绅”和钱不完全相关。“绅”包含柔软、退让、谦和、担当。明朝是个对于才情品质缺少足够敬畏的朝代，特别是在后期。明朝后期的王婆总结极品男人的标准，五个字：潘、驴、邓、小、闲。貌如潘安，屌壮如驴，富比邓通，伏低做小，有闲陪你。其中的“小”，从某种意义上，接近绅士的“绅”。合在一起，绅士就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着一个人事练达、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壳。
　　这是一个我公安干警按财富榜抓坏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我国有企业建厂三十年就敢出六十年陈酿二锅头的时代，让我从明城墙遗址公园畅想你那时北京城墙的美好，让我从刘德华和曾梵志畅想中国新绅士的滥觞吧。
　　我们有的是希望。遥祝老兄秋安。
　　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