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对“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了规划。为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建议》的相关情况，本刊特选登了这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陈耀——
“计划”变“规划”：
一字之差透出三大信号
延续了５０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这“一字之差”，传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信号。
信号一：“计划”让位于“规划”，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与以往的历次五年计划不同，“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统计显示，目前，中国９５％以上的商品资源由市场来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５％，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超过９９％。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市场。据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７３．８％，早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６０％），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
信号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
“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显然，后者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信号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
与竞争性行业各项具体指标的消失形成对照的是，“十一五”规划将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如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领域的内容减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充实了，规划侧重点的变化，对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计划到规划，表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职能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恰恰是当前政府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十一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政府在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应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
从重物到重人：
亲近民生成“十一五”规划标志
五年一次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其实大为不然。尤其是编制“十一五”规划，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重要转折，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其意义是：一者，动员全党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主要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来；二者，显示对人民利益的完全、彻底负责态度，以编制和实施新的五年规划的方式，对解决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民生大计问题作出承诺和安排；三者，再一次向国际社会郑重表明，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尽管世事动荡纷扰，中国决不改变和平发展的初衷。
如果我们比较“十五”计划中强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而“十一五”规划中则是载明“以人为本”，从而一语道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提纲挈领的意义。
鉴于“十一五”时期仍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做好“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主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负责人以一种不多见的特别明快的语言表述：编制的出发点，是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规划，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规划理念与制度的创新之举，受惠的将是全社会阶层、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历代素有“与民休息”、“十年生聚”的政治经验，以致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解读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我们党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农民运动高潮和红军初创时期，就种下了自己所独有的人民生计的深厚情结。进入新世纪后，党又饱含深情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理所当然，这种感情不但注入到各项工作之中，同样也注入到规划之中。体现民意，集中民智，亲近民生，就是“十一五”规划的显著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十一五”规划是规划的民生，民生的规划。说是规划民生，因为它所包括内容的着重点，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转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的提高；说是民生规划，因为它的编制过程除有相关机关、组织之外，还有广大社会公众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左大培——
从“先富”到“共富”
比起“十一五”规划本身，我们更应该关注规划的背后。《建议》指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最大的亮点，是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了以人为本。这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
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１０００美元。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改革初期的大步跃进相比，今天的改革速度显然已经大大放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贫富分化目前已经成为了制约改革继续前行的一个最大障碍，而由于贫困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则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贫富分化将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建议》提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了调整。改革在各个阶段应当有不同的指导理念。过去经济落后的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因此，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并最终实现从先富到共富，是非常必须的。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
大力破除体制障碍
《建议》提出要“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值得牢记：“还是制度靠得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体制的障碍和机制的弊端，诸如行业行政性垄断、部门间利益冲突、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监管缺位等等，还严重制约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十一五”发展中，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使企业、政府、市场能够互补互动，形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合力。同时，在进行体制设计、机制创新、制度安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新变化，下大力气创新健全和谐相处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把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
《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把国民经济这一“蛋糕”做大、做优、切好。所谓做优，就是要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不小，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许多方面大而不强，胖而不壮。在新的阶段，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不能再继续维持那种“薄而脆”的扁平式发展模式。
“十一五”期间在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下功夫，既要摒弃落后观念，又要完善核算体系；既要调整经济结构，又要促进科技进步；既要发展循环经济，又要加快体制创新；既要引导合理消费，又要提高国民素质；既要改善企业管理，又要加强法律约束。
“十一五”期间，我国必须全面提高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十一五”规划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解决农业弱的问题，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业一要安全，二要发展，“十一五”要解决如何更好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问题。
其次，工业要解决大而不强或者低水平的问题。工业优化升级的内容很多，其实质是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高工业的整体水平。
第三，服务业要解决慢的问题。由于服务业不发达，我国的交易成本比国外高１０％～２０％。同时，发展服务业也是破解资源约束矛盾的重要途径。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仍然仅是盲目发展工业，发展高耗能的、大量消耗资源的产业，服务业比重仍然徘徊不前，资源短缺这一关我们就过不去。相反，如果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但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大大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
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研究员丁元竹——
消费模式也应有所改变
中国目前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追赶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消费模式的理念之上的，是一种以消耗和浪费资源为特征的模式。现行消费模式从根本上体现了旧的发展观，其狭隘、局限的弊端已日益显现。科学发展观绝不只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体制要素的投入，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建立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消费模式。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模式，包括生活方式、福利模式、就业模式等。没有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张晓山——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战略举措
《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从构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整体思路是一脉相通的，也凸显了对“三农”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深化。
要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上，就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提高农村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如果光是把劳动力转移出去从事非农产业，那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提高留在农村务农者的收入，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应该说，在未来的一个特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不可能马上缩小。因为，即使这两年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较大，但从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来看，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是比农村的增长要快，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尽管扩大的幅度目前已呈现减小的趋势，但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也不现实。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即城乡之间居民在享受社会福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享受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等方面的差距应该是有可能缩小的，因为这些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在履行它的职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着重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十一五”规划中体现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战略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所企业管理研究室
主任黄群慧——
自主创新：国企应当好主力军
经过２０多年的高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如何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是下一步工业化的核心任务，而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建议》指出：“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国家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的竞争力无非依靠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这两个方面得以实现。对于我国而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应该依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来源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国际竞争中，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必须要向产业化阶段过渡，“十一五”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开始阶段。在“十一五”期间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实现持久的、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尽管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有竞争力的企业明显不够。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长久如此必将使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企业必须有效承担起创新主体的责任。当然，由于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受到这种身份的影响，企业创新主体的责任可能将更多落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身上。?笊
（本刊综合摘编自《人民日报》、《望》、《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
链接
数字前瞻“十一五”
人均ＧＤＰ翻１番——到“十一五”期末，我国人均ＧＤＰ将由２０００年的８５０美元左右翻１番，达到１６００－１７００美元。“十一五”期间ＧＤＰ年均增速约为７．４％。如果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年均０．７％的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基本可实现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单位ＧＤＰ能耗比下降２０％——到“十一五”期末，我国单位ＧＤＰ能耗比将比“十五”降低２０％。
基尼系数维持当前水平——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０．３４左右，目前已逼近０．４５。预计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有望维持０．４５这个当前水平。
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７％——２０００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３６．２％，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有望实现４７％的城镇化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有望实现５６％。
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３０％、４０％——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有望分别下降到３０％和４０％，２０２０年将分别下降到２５％和３５％。
年净增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每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必须控制在年净增１０００万人以下。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也应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
（摘自《上海证券报》）
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对“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了规划。为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建议》的相关情况，本刊特选登了这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陈耀——
“计划”变“规划”：
一字之差透出三大信号
延续了５０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这“一字之差”，传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信号。
信号一：“计划”让位于“规划”，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与以往的历次五年计划不同，“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统计显示，目前，中国９５％以上的商品资源由市场来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５％，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超过９９％。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市场。据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７３．８％，早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６０％），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
信号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
“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显然，后者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信号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
与竞争性行业各项具体指标的消失形成对照的是，“十一五”规划将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如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领域的内容减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充实了，规划侧重点的变化，对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计划到规划，表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职能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恰恰是当前政府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十一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政府在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应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
从重物到重人：
亲近民生成“十一五”规划标志
五年一次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其实大为不然。尤其是编制“十一五”规划，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重要转折，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其意义是：一者，动员全党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主要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来；二者，显示对人民利益的完全、彻底负责态度，以编制和实施新的五年规划的方式，对解决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民生大计问题作出承诺和安排；三者，再一次向国际社会郑重表明，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尽管世事动荡纷扰，中国决不改变和平发展的初衷。
如果我们比较“十五”计划中强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而“十一五”规划中则是载明“以人为本”，从而一语道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提纲挈领的意义。
鉴于“十一五”时期仍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做好“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主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负责人以一种不多见的特别明快的语言表述：编制的出发点，是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规划，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规划理念与制度的创新之举，受惠的将是全社会阶层、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历代素有“与民休息”、“十年生聚”的政治经验，以致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解读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我们党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农民运动高潮和红军初创时期，就种下了自己所独有的人民生计的深厚情结。进入新世纪后，党又饱含深情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理所当然，这种感情不但注入到各项工作之中，同样也注入到规划之中。体现民意，集中民智，亲近民生，就是“十一五”规划的显著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十一五”规划是规划的民生，民生的规划。说是规划民生，因为它所包括内容的着重点，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转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的提高；说是民生规划，因为它的编制过程除有相关机关、组织之外，还有广大社会公众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左大培——
从“先富”到“共富”
比起“十一五”规划本身，我们更应该关注规划的背后。《建议》指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最大的亮点，是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了以人为本。这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
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１０００美元。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改革初期的大步跃进相比，今天的改革速度显然已经大大放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贫富分化目前已经成为了制约改革继续前行的一个最大障碍，而由于贫困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则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贫富分化将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建议》提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了调整。改革在各个阶段应当有不同的指导理念。过去经济落后的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因此，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并最终实现从先富到共富，是非常必须的。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
大力破除体制障碍
《建议》提出要“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值得牢记：“还是制度靠得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体制的障碍和机制的弊端，诸如行业行政性垄断、部门间利益冲突、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监管缺位等等，还严重制约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十一五”发展中，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使企业、政府、市场能够互补互动，形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合力。同时，在进行体制设计、机制创新、制度安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新变化，下大力气创新健全和谐相处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把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
《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把国民经济这一“蛋糕”做大、做优、切好。所谓做优，就是要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不小，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许多方面大而不强，胖而不壮。在新的阶段，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不能再继续维持那种“薄而脆”的扁平式发展模式。
“十一五”期间在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下功夫，既要摒弃落后观念，又要完善核算体系；既要调整经济结构，又要促进科技进步；既要发展循环经济，又要加快体制创新；既要引导合理消费，又要提高国民素质；既要改善企业管理，又要加强法律约束。
“十一五”期间，我国必须全面提高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十一五”规划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解决农业弱的问题，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业一要安全，二要发展，“十一五”要解决如何更好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问题。
其次，工业要解决大而不强或者低水平的问题。工业优化升级的内容很多，其实质是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高工业的整体水平。
第三，服务业要解决慢的问题。由于服务业不发达，我国的交易成本比国外高１０％～２０％。同时，发展服务业也是破解资源约束矛盾的重要途径。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仍然仅是盲目发展工业，发展高耗能的、大量消耗资源的产业，服务业比重仍然徘徊不前，资源短缺这一关我们就过不去。相反，如果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但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大大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
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研究员丁元竹——
消费模式也应有所改变
中国目前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追赶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消费模式的理念之上的，是一种以消耗和浪费资源为特征的模式。现行消费模式从根本上体现了旧的发展观，其狭隘、局限的弊端已日益显现。科学发展观绝不只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体制要素的投入，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建立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消费模式。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模式，包括生活方式、福利模式、就业模式等。没有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张晓山——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战略举措
《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从构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整体思路是一脉相通的，也凸显了对“三农”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深化。
要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上，就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提高农村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如果光是把劳动力转移出去从事非农产业，那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提高留在农村务农者的收入，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应该说，在未来的一个特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不可能马上缩小。因为，即使这两年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较大，但从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来看，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是比农村的增长要快，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尽管扩大的幅度目前已呈现减小的趋势，但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也不现实。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即城乡之间居民在享受社会福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享受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等方面的差距应该是有可能缩小的，因为这些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在履行它的职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着重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十一五”规划中体现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战略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所企业管理研究室
主任黄群慧——
自主创新：国企应当好主力军
经过２０多年的高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如何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是下一步工业化的核心任务，而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建议》指出：“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国家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的竞争力无非依靠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这两个方面得以实现。对于我国而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应该依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来源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国际竞争中，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必须要向产业化阶段过渡，“十一五”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开始阶段。在“十一五”期间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实现持久的、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尽管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有竞争力的企业明显不够。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长久如此必将使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企业必须有效承担起创新主体的责任。当然，由于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受到这种身份的影响，企业创新主体的责任可能将更多落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身上。?笊
（本刊综合摘编自《人民日报》、《望》、《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
链接
数字前瞻“十一五”
人均ＧＤＰ翻１番——到“十一五”期末，我国人均ＧＤＰ将由２０００年的８５０美元左右翻１番，达到１６００－１７００美元。“十一五”期间ＧＤＰ年均增速约为７．４％。如果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年均０．７％的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基本可实现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单位ＧＤＰ能耗比下降２０％——到“十一五”期末，我国单位ＧＤＰ能耗比将比“十五”降低２０％。
基尼系数维持当前水平——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０．３４左右，目前已逼近０．４５。预计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有望维持０．４５这个当前水平。
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７％——２０００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３６．２％，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有望实现４７％的城镇化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有望实现５６％。
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３０％、４０％——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有望分别下降到３０％和４０％，２０２０年将分别下降到２５％和３５％。
年净增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每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必须控制在年净增１０００万人以下。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也应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
（摘自《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