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作品逐渐向市场化发展。文学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作家的文学创作更趋于市场化，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文学价值、文学信仰逐渐转变为作家作品的销售量、卖点，以及是否符合娱乐消费等内容。这些价值取向使作家面临尴尬，既是职业劳动生产者又是艺术审美创造者的角色认定使作家陷入两难之境，这是作家目前的文学出境。同时这些作家受到了来自社会大众的“不解”与“批评”，逐渐把自己摆在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尤其要强调作家的文学抱负，注重文化启蒙，从而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并使自己得到大众的认可。
【关键词】文学批评；作家；尴尬；原因；反思
我们无法否认，当今社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可对作家来说，这个时代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时代。从表面上看作家具有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机会，但“自由”却受市场需求，文学价值的约束和挑战。这些都对作家创作和自身角色价值的确认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任何作家，既是自主创作的主题，同时又是对他外在的文学出境、文学事实作反映的受体。就当下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出境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1.商业成功背后的尴尬境遇
随着“80后”作家的异军突起，作为“80后”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韩寒的多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就长居该年度图书畅销排行版，如《三重门》自2000年出版以来畅销200多万册，成为中国大陆作品近20年来几乎是销量最大的作品，2004年《韩寒五年文集》[1]出版并销售70多万册，译为法国、韩国等版本发行。然而“80后”作品在市场上热销的背后，却得不到主流文坛的重视，造成了白烨先生口中“已进入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尴尬。相对于韩寒这样在社会上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作者，却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与评价，刘绪源认为这是韩寒作品中“以相当过激的口吻抨击了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2]。同时像韩寒这样出版量与销售量都很高的作家，启用的批评文章数量却很少，而对于这种想象，刘绪源曾经归结于批评界的异化。因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批评韩寒的文章并不在少数。同时在80后作家内部，也存在着“实力”与“偶像”派别之争。200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篇题为《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的报道，明确提出了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的划分，比如韩寒、郭敬明等属于偶像派。而胡坚、小饭。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两派互不相让，开始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例如实力派在对于偶像派作品畅销这一现象时，作为实力派的小饭认为“韩寒，郭敬明写的东西根本都称不上文学，只是一些廉价的消费品。他们遮蔽了80后写作中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混淆了80后写作的真相”。不管是“80后”作家，还是其他派别的作家，其实都出现过这样类似的尴尬境地，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悲哀。然而这种悲哀并不是我们所能避免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一部分读者他需要些作品来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并与之产生共鸣，从而形成了大批读者。相反那些曾经非常畅销的作品已经不能适应这些读者的需求，让这些作者在失去了“市场”后心里长生不平，使二者都出现在了尴尬的境地。
2.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使作家面临尴尬
近年来，作家创作与影视结合成为了大部分作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福布斯》杂志曾经公布了“2004年中国名人榜”，覆盖影视、体育、出版、传媒等领域的100位名人浮出水面，其中余秋雨等5位文学界的人士榜上有名[3]。他们中间单纯依靠稿费和版税上榜的只有郭敬明，其他的都是靠“搭车影视”，如海岩的长篇新作《深牢大狱》[4]首印便高达22万册。与此同时，各地的电视台也不断重播着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除此之外，海岩还将自己的作品制作成有声小说。确实，市场经济正凸显着文化生产的效益原则，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娱乐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的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产品与消费品，读者成为消费者。这一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揭示了文学不仅具有认识、情感教育、审美的价值与功能，同时还具有非审美意义的消费价值、娱乐功能，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消费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变成了市民大众，市民审美趣味趋向于娱乐性、时尚性、快餐式和平面化，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成为了他们精神消费的主要方式，他们不再有对文学的单一兴趣，而是把文学当影视一样消费，因而他们更喜爱带有流行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于是，明显符合这类特征的作家大红大紫，严肃文学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整个文坛的重心向流行文化偏移[5]。面对文学功能的侧重点的变化，面对消费娱乐功能被过分地强化的现实，尽管许多作家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希望能走出一条与当前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学创作道路。但是每个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这个问题的缠绕，即不论他意识到与否，流行对很多作家已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此时的文学不单是作家创作的孤立文本，它必须与出版行情、社会审美期待、读者消费心理等因素结合起来，才可能发生社会影响力。他不得不考虑市场、考虑读者的需求。所以，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学要想摆脱市场的影响，大概很难。然而作家他也是人，他需要生活，需要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存，并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就如刘心武的《草根文学》在谈论什么是好时说：“好，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倾向”[6]。我们不能说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希望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创作出好的作品，但同时也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鼓励与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的以修养阅读为主导的取向正在被商业化时代以愉悦、消费阅读为主导的取向所覆盖，阅读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使文学市场丢失的深层原因。同时一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于作品单调，不能和传统文学找到合适的接触点，从而是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文化“差异”，这样他们在无形中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文学的生命由作家赋予，但文学生命力的延伸又需要超越作家，进入阅读和传播领域才能实现。可以说，离开了阅读，离开了读者，文学的意义、影响就会十分有限。随着文学市场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文学作品开始普遍地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尤其是当原先的启蒙与被启蒙关系转化为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时，读者对作者的制约力量越来越成为读写双方的主宰力量。在近20年中，作家们通过引入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学流派，尝试了各种艺术风格，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而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迁又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如果社会的变迁能重新激活文学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给文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相信文学依然能重建精神价值，创造出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韩寒.韩寒五年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2]刘绪源.与韩寒面对面.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3]李凌凌.福布斯上榜作家“财源”调查[N].文学报，2004-3-5.
[4]海岩.深牢大狱.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9-3.
[5]刘川鄂.90年代流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学现象——作家明星化.文艺研究，2001.
[6]刘心武.草根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关键词】文学批评；作家；尴尬；原因；反思
我们无法否认，当今社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可对作家来说，这个时代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时代。从表面上看作家具有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机会，但“自由”却受市场需求，文学价值的约束和挑战。这些都对作家创作和自身角色价值的确认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任何作家，既是自主创作的主题，同时又是对他外在的文学出境、文学事实作反映的受体。就当下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出境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1.商业成功背后的尴尬境遇
随着“80后”作家的异军突起，作为“80后”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韩寒的多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就长居该年度图书畅销排行版，如《三重门》自2000年出版以来畅销200多万册，成为中国大陆作品近20年来几乎是销量最大的作品，2004年《韩寒五年文集》[1]出版并销售70多万册，译为法国、韩国等版本发行。然而“80后”作品在市场上热销的背后，却得不到主流文坛的重视，造成了白烨先生口中“已进入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尴尬。相对于韩寒这样在社会上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作者，却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与评价，刘绪源认为这是韩寒作品中“以相当过激的口吻抨击了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2]。同时像韩寒这样出版量与销售量都很高的作家，启用的批评文章数量却很少，而对于这种想象，刘绪源曾经归结于批评界的异化。因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批评韩寒的文章并不在少数。同时在80后作家内部，也存在着“实力”与“偶像”派别之争。200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篇题为《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的报道，明确提出了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的划分，比如韩寒、郭敬明等属于偶像派。而胡坚、小饭。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两派互不相让，开始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例如实力派在对于偶像派作品畅销这一现象时，作为实力派的小饭认为“韩寒，郭敬明写的东西根本都称不上文学，只是一些廉价的消费品。他们遮蔽了80后写作中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混淆了80后写作的真相”。不管是“80后”作家，还是其他派别的作家，其实都出现过这样类似的尴尬境地，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悲哀。然而这种悲哀并不是我们所能避免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一部分读者他需要些作品来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并与之产生共鸣，从而形成了大批读者。相反那些曾经非常畅销的作品已经不能适应这些读者的需求，让这些作者在失去了“市场”后心里长生不平，使二者都出现在了尴尬的境地。
2.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使作家面临尴尬
近年来，作家创作与影视结合成为了大部分作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福布斯》杂志曾经公布了“2004年中国名人榜”，覆盖影视、体育、出版、传媒等领域的100位名人浮出水面，其中余秋雨等5位文学界的人士榜上有名[3]。他们中间单纯依靠稿费和版税上榜的只有郭敬明，其他的都是靠“搭车影视”，如海岩的长篇新作《深牢大狱》[4]首印便高达22万册。与此同时，各地的电视台也不断重播着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除此之外，海岩还将自己的作品制作成有声小说。确实，市场经济正凸显着文化生产的效益原则，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娱乐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的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产品与消费品，读者成为消费者。这一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揭示了文学不仅具有认识、情感教育、审美的价值与功能，同时还具有非审美意义的消费价值、娱乐功能，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消费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变成了市民大众，市民审美趣味趋向于娱乐性、时尚性、快餐式和平面化，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成为了他们精神消费的主要方式，他们不再有对文学的单一兴趣，而是把文学当影视一样消费，因而他们更喜爱带有流行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于是，明显符合这类特征的作家大红大紫，严肃文学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整个文坛的重心向流行文化偏移[5]。面对文学功能的侧重点的变化，面对消费娱乐功能被过分地强化的现实，尽管许多作家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希望能走出一条与当前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学创作道路。但是每个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这个问题的缠绕，即不论他意识到与否，流行对很多作家已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此时的文学不单是作家创作的孤立文本，它必须与出版行情、社会审美期待、读者消费心理等因素结合起来，才可能发生社会影响力。他不得不考虑市场、考虑读者的需求。所以，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学要想摆脱市场的影响，大概很难。然而作家他也是人，他需要生活，需要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存，并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就如刘心武的《草根文学》在谈论什么是好时说：“好，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倾向”[6]。我们不能说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希望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创作出好的作品，但同时也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鼓励与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的以修养阅读为主导的取向正在被商业化时代以愉悦、消费阅读为主导的取向所覆盖，阅读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使文学市场丢失的深层原因。同时一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于作品单调，不能和传统文学找到合适的接触点，从而是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文化“差异”，这样他们在无形中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文学的生命由作家赋予，但文学生命力的延伸又需要超越作家，进入阅读和传播领域才能实现。可以说，离开了阅读，离开了读者，文学的意义、影响就会十分有限。随着文学市场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文学作品开始普遍地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尤其是当原先的启蒙与被启蒙关系转化为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时，读者对作者的制约力量越来越成为读写双方的主宰力量。在近20年中，作家们通过引入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学流派，尝试了各种艺术风格，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而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迁又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如果社会的变迁能重新激活文学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给文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相信文学依然能重建精神价值，创造出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韩寒.韩寒五年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2]刘绪源.与韩寒面对面.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3]李凌凌.福布斯上榜作家“财源”调查[N].文学报，2004-3-5.
[4]海岩.深牢大狱.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9-3.
[5]刘川鄂.90年代流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学现象——作家明星化.文艺研究，2001.
[6]刘心武.草根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