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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使館区的形成
北京前门外的东交民巷，是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使馆区。
东交民巷原来叫东江米巷，曾是老北京最长的巷子，也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在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先后签订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东交民巷被划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使馆区”。此前，清政府曾建议把圆明园划为使馆区，遭到各国的反对。
建国之后，在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渐渐形成新的使馆区，习惯上被称为 “第一使馆区”和“第二使馆区”。
“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这些国家一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较早承认了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使馆一般很宏大，有很高的围墙、壮观的大门、俄式的建筑，围墙上都带着国徽、国花、国旗。一些亚非拉和东欧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也被安置在这里。
“第二使馆区”也叫“北使馆区”，西方发达国家使馆聚集此处，沿亮马河排开来，比第一使馆区更幽静。
随着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中国建交国的增多，1980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第三使馆区”。不过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有国家在此建设驻华使馆。随着“第三使馆区”的兴建，这一带正逐渐形成仅次于国贸中心中央商务区的国际化地区，一些五星级酒店已经建成或开始兴建，每天晚上都是一片灯红酒绿的景象。据北京市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居住在此的德国人就有5000多人，所以这里有专门提供纯德式面包和香肠的食品店。
“第三使馆区” 的快速开发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多不谐音，比如站街女。虽然朝阳区的警察经常“扫荡”，但她们始终以“游击战”的方式存在着，那里也就有了一个别称“停鸡坪”。此外，办假证、倒黑市外汇、卖盗版光碟的人，还有一些外国骗子也游荡其中。在“第三使馆区”的希尔顿酒店、硬石餐厅和星期五美式餐厅，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名人与外国人在一起。
沿着亮马河再向东北方向走，就到规划中的望京“第四使馆区”了。在望京地区，朝鲜语已经成为第一外语，3万多韩国人使那里看起来与汉城并无二致。
北京的使馆区常年绿树成荫，看上去非常平静，但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这里通常会迅速做出反应。这片国中之“国”的敏感性犹如人体的神经末梢，使馆区也因此被称为“第二国境线”。
红卫兵围攻苏联大使馆
位于老北京城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1991年被俄罗斯大使馆取代，占地16公顷，比现在美国在亮马河建造的新大使馆还要大四倍，因此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 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为其提供大面积使馆地皮。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
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l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之后使馆家属（妇女和儿童）决定撤离中国时，被红卫兵逼着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
中苏大使馆为两国的外交冲突做出的牺牲，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 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苏联等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在美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
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的风云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美国国内态势和对外战略的“风向标”。“9·11”事件之后的数月内，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几条道路被封闭起来。中国对美国使馆的“重点看护”，是在敏感时期的必要措施。但是在1999年5月7日深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的几天内，美国驻华使馆并未如此设防。轰炸后的几个小时，愤怒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面游行示威。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在她的一本书中回忆到：那一天深夜，她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正在饱受中国大学生石块的攻击，大使馆楼舍的玻璃窗被砖块砸碎了。奥尔布莱特开始担心大使馆人员的安全，她从床上下来，试图与当时的中国外长唐家璇紧急通话，但找不到唐。在这种情况下，她“当机立断”，决定深夜前往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向时任大使的李肇星就炸馆事件道歉，当然更是为了交涉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问题。
5月8日一早，北京各界群众和高校大学生开始在各条街道游行示威，并很快涌进了建国门外的使馆区。下午4点多，多所高校数千名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学生们高举标语、横幅，围着美国大使馆高呼抗议口号：“中国不可战胜！”“血债血还！”
美国使馆随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要求警方加强对使馆的安全保护，一位美国使馆官员提起当时的情景说：“要是我们得不到更多保护的话，局势有可能失去控制。”
北京群众围攻美国使馆的行动持续了4天，直到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游行的人群要保持克制。
除了在敏感时期之外，由于中国警方的格外照顾，美国驻华使馆基本上是安全的。
朝鲜人闯馆—使馆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如果日本政府认为阻拦是不对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对闯入者不再阻拦。那么日本领事馆要接纳的不只是5个、50个，也不会是500或5000个（闯馆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日本访问时，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及朝鲜难民闯进日本领事馆引发中日外交风波的问题时表示，对于成千上万想闯馆的朝鲜难民，“中国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什么时候冲进大使馆。” 说各个使馆区处于“战备状态”毫不为过，而这段时间的起因就是闯馆的朝鲜人。
2001年以来，从19岁的“政治活动家”朝鲜人张吉洙带领全家人来到北京寻求政治避难开始，北京各个使馆区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朝鲜人闯馆”事件。这令中国警方和各国使馆的神经高度紧张。那些曾经被闯过的使馆前面，经常会拉起警备线，穿着蓝色衣服的便衣或坐或站在附近。韩国大使馆受到格外照顾，被专门与其他建筑隔离开来。在第一使馆区，开车进入使馆常常遇到武警拿着“禁止通行”牌子挡在前面。在美国大使馆四周，更是被街道隔离护栏围了两周。使馆区不时被禁行，常常导致周边交通不畅。
“我们想以闯馆行动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在中国东北地区藏身的15万朝鲜难民的命运。”为朝鲜人闯馆提供帮助的德国医生弗莱尔森说，他作为救援组织“阿纳穆尔之角”的工作人员在朝鲜工作了一年半，后来被朝鲜驱逐出境。
有一位西方记者谈起他对朝鲜人闯馆的看法时，认为有团体希望制造“东北亚柏林墙事件”，也就是在中国上演类似这样的一幕：匈牙利1989年打开边境，允许在外旅游的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奥地利进入西德，最后导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这种设想未免天真，但朝鲜人闯馆的确成为北京使馆区的第一“危险因素”。
不平静的使馆区
即使并无两国外交不谐或者朝鲜人闯馆，使馆区也并非一片静土，国际风云随时有可能在此激起涟漪。
就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受到“白色粉末”的袭扰，外国驻华使館区同样未能避免。2001年10月31日，英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纸包的邮件，没有落款。公安机关开展了对邮件来源的调查，卫生检疫部门也对纸包内的物质进行了检验。英国使馆在嘉里中心的签证处因此关闭了近一周。
较有戏剧性的是，路透社2003年7月6日消息称，伊拉克驻中国大使穆瓦法克抗拒奉召回国的命令，并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警方保护，防止使馆内其他工作人员要求他离开。与此同时，使馆工作人员也向警方寻求保护，声称穆瓦法克持枪挟持了他们。此时，伊拉克前政权已经被美英联军推翻。由此酿成了“伊拉克驻华使馆内讧事件”。在与使馆人员对峙了一段时间后，穆瓦法克放弃了斗争，黯然走上了回国的路途。
此外，巴勒斯坦、以色列大使馆也曾因为巴以问题发生过冲突，阿拉法特因此专门致电中国有关部门，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
北京前门外的东交民巷，是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使馆区。
东交民巷原来叫东江米巷，曾是老北京最长的巷子，也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在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先后签订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东交民巷被划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使馆区”。此前，清政府曾建议把圆明园划为使馆区，遭到各国的反对。
建国之后，在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渐渐形成新的使馆区，习惯上被称为 “第一使馆区”和“第二使馆区”。
“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这些国家一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较早承认了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使馆一般很宏大，有很高的围墙、壮观的大门、俄式的建筑，围墙上都带着国徽、国花、国旗。一些亚非拉和东欧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也被安置在这里。
“第二使馆区”也叫“北使馆区”，西方发达国家使馆聚集此处，沿亮马河排开来，比第一使馆区更幽静。
随着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中国建交国的增多，1980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第三使馆区”。不过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有国家在此建设驻华使馆。随着“第三使馆区”的兴建，这一带正逐渐形成仅次于国贸中心中央商务区的国际化地区，一些五星级酒店已经建成或开始兴建，每天晚上都是一片灯红酒绿的景象。据北京市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居住在此的德国人就有5000多人，所以这里有专门提供纯德式面包和香肠的食品店。
“第三使馆区” 的快速开发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多不谐音，比如站街女。虽然朝阳区的警察经常“扫荡”，但她们始终以“游击战”的方式存在着，那里也就有了一个别称“停鸡坪”。此外，办假证、倒黑市外汇、卖盗版光碟的人，还有一些外国骗子也游荡其中。在“第三使馆区”的希尔顿酒店、硬石餐厅和星期五美式餐厅，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名人与外国人在一起。
沿着亮马河再向东北方向走，就到规划中的望京“第四使馆区”了。在望京地区，朝鲜语已经成为第一外语，3万多韩国人使那里看起来与汉城并无二致。
北京的使馆区常年绿树成荫，看上去非常平静，但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这里通常会迅速做出反应。这片国中之“国”的敏感性犹如人体的神经末梢，使馆区也因此被称为“第二国境线”。
红卫兵围攻苏联大使馆
位于老北京城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1991年被俄罗斯大使馆取代，占地16公顷，比现在美国在亮马河建造的新大使馆还要大四倍，因此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 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为其提供大面积使馆地皮。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
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l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之后使馆家属（妇女和儿童）决定撤离中国时，被红卫兵逼着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
中苏大使馆为两国的外交冲突做出的牺牲，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 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苏联等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在美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
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的风云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美国国内态势和对外战略的“风向标”。“9·11”事件之后的数月内，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几条道路被封闭起来。中国对美国使馆的“重点看护”，是在敏感时期的必要措施。但是在1999年5月7日深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的几天内，美国驻华使馆并未如此设防。轰炸后的几个小时，愤怒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面游行示威。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在她的一本书中回忆到：那一天深夜，她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正在饱受中国大学生石块的攻击，大使馆楼舍的玻璃窗被砖块砸碎了。奥尔布莱特开始担心大使馆人员的安全，她从床上下来，试图与当时的中国外长唐家璇紧急通话，但找不到唐。在这种情况下，她“当机立断”，决定深夜前往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向时任大使的李肇星就炸馆事件道歉，当然更是为了交涉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问题。
5月8日一早，北京各界群众和高校大学生开始在各条街道游行示威，并很快涌进了建国门外的使馆区。下午4点多，多所高校数千名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学生们高举标语、横幅，围着美国大使馆高呼抗议口号：“中国不可战胜！”“血债血还！”
美国使馆随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要求警方加强对使馆的安全保护，一位美国使馆官员提起当时的情景说：“要是我们得不到更多保护的话，局势有可能失去控制。”
北京群众围攻美国使馆的行动持续了4天，直到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游行的人群要保持克制。
除了在敏感时期之外，由于中国警方的格外照顾，美国驻华使馆基本上是安全的。
朝鲜人闯馆—使馆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如果日本政府认为阻拦是不对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对闯入者不再阻拦。那么日本领事馆要接纳的不只是5个、50个，也不会是500或5000个（闯馆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日本访问时，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及朝鲜难民闯进日本领事馆引发中日外交风波的问题时表示，对于成千上万想闯馆的朝鲜难民，“中国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什么时候冲进大使馆。” 说各个使馆区处于“战备状态”毫不为过，而这段时间的起因就是闯馆的朝鲜人。
2001年以来，从19岁的“政治活动家”朝鲜人张吉洙带领全家人来到北京寻求政治避难开始，北京各个使馆区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朝鲜人闯馆”事件。这令中国警方和各国使馆的神经高度紧张。那些曾经被闯过的使馆前面，经常会拉起警备线，穿着蓝色衣服的便衣或坐或站在附近。韩国大使馆受到格外照顾，被专门与其他建筑隔离开来。在第一使馆区，开车进入使馆常常遇到武警拿着“禁止通行”牌子挡在前面。在美国大使馆四周，更是被街道隔离护栏围了两周。使馆区不时被禁行，常常导致周边交通不畅。
“我们想以闯馆行动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在中国东北地区藏身的15万朝鲜难民的命运。”为朝鲜人闯馆提供帮助的德国医生弗莱尔森说，他作为救援组织“阿纳穆尔之角”的工作人员在朝鲜工作了一年半，后来被朝鲜驱逐出境。
有一位西方记者谈起他对朝鲜人闯馆的看法时，认为有团体希望制造“东北亚柏林墙事件”，也就是在中国上演类似这样的一幕：匈牙利1989年打开边境，允许在外旅游的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奥地利进入西德，最后导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这种设想未免天真，但朝鲜人闯馆的确成为北京使馆区的第一“危险因素”。
不平静的使馆区
即使并无两国外交不谐或者朝鲜人闯馆，使馆区也并非一片静土，国际风云随时有可能在此激起涟漪。
就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受到“白色粉末”的袭扰，外国驻华使館区同样未能避免。2001年10月31日，英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纸包的邮件，没有落款。公安机关开展了对邮件来源的调查，卫生检疫部门也对纸包内的物质进行了检验。英国使馆在嘉里中心的签证处因此关闭了近一周。
较有戏剧性的是，路透社2003年7月6日消息称，伊拉克驻中国大使穆瓦法克抗拒奉召回国的命令，并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警方保护，防止使馆内其他工作人员要求他离开。与此同时，使馆工作人员也向警方寻求保护，声称穆瓦法克持枪挟持了他们。此时，伊拉克前政权已经被美英联军推翻。由此酿成了“伊拉克驻华使馆内讧事件”。在与使馆人员对峙了一段时间后，穆瓦法克放弃了斗争，黯然走上了回国的路途。
此外，巴勒斯坦、以色列大使馆也曾因为巴以问题发生过冲突，阿拉法特因此专门致电中国有关部门，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