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以开出租车为生。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位乘客的预约电话。当我赶到的时候，楼里漆黑一片，只有第一层窗户亮着一盏孤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司机会按一两下喇叭。等一会儿，然后就开车离开了。但我见过太多穷困的人們，他们把出租车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因此我走到门前，敲门。“请等一下。”应答的是一个虚弱而苍老的声音，我还能听到在地板上拖东西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一位80多岁的瘦弱老妇人站在我面前。她穿着印花外套，戴着别有面纱的筒状女帽，就像是从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她身旁放着一个小型的尼龙手提箱。看上去这套公寓好像很多年没人住过了，所有的家具都用布蒙着，墙上没有挂钟，柜子上也没有任何装饰物或家用器具。墙角放着一个纸箱，里面堆满了照片和玻璃器皿。“你能帮我把箱子搬到车上吗？”她说。我把箱子放到车上，又回来搀扶老妇人，她挽住我的胳膊，我们慢慢走到车旁。她不停地感谢我。“没什么，”我说，“我想要让别人也这样对待我的母亲，所以我就得尽力这样对待我的乘客。”“哦，你真是个好孩子。”她说。
　　当我们坐进车里时，她递给我一个地址，然后问道：“你能从市中心穿过去吗？”“那不是最近的路。”我回答。“哦，没关系，”她说，“我不急着赶路，我就要去救济院了。”
　　我从后视镜看了看，她的眼睛闪着光。她继续说着：“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亲人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轻轻地伸手关掉了计价器。“您想让我走哪条路线？”我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穿过了整座城市。她指给我看了当年她在其中当电梯操作员的那座大厦、她和她的新婚丈夫当年生活过的小区；她让我在一家家具店前面停车，那儿以前是个舞厅，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常去那儿跳舞。当第一缕阳光冲出地平线时，她突然说：“我累了，咱们现在走吧。”我默默地驾车向她给我的那个地址驶去。刚一停车，就有两个护理员朝我们走来，她们关切而又热心地注视着她的举动，看样子一定是在等待她的到来。我打开车的后备厢，把她的手提箱提到门口。
　　“我该给你多少钱？”她边说边把手伸进钱包。“不用了。”我说。“你还得谋生呢。”她说。“我还有其他乘客。”我回答。我几乎想都没想就给了她一个拥抱，她也紧紧地抱住我。“你给了一个老太婆片刻的欢乐，”她说，“谢谢你。”说完，她松开我，走进了微弱的晨曦中。门在我身后关上了，那是生命关闭的声音。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再拉其他乘客。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陷入了沉思。如果那位老妇人碰到一个狂暴的司机，或者急着交接班的司机，那会怎样呢？如果我拒绝跑这趟车，或者只是按一声喇叭便驱车离开，那又会怎样呢？匆忙回顾了一下，我认为我做了一件生命中再重要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