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解释节日的诞生：工作太忙了总得找点借口让自己放纵一下。于是乎，我们能记得起名字的节日越来越多。节前的期盼和节后的遗憾也应运而生，似乎乐趣越来越少，激情越来越淡，似乎乏了口舌，疲了耳目。
　　同样，想想热闹非凡的电影圈，越来越频繁的电影节、电影展、颁奖典礼、表彰大会和排行榜庆功宴，每个季节的电影节都火热的得好像农历新年一样。节前的期盼和节后的遗憾同样明显，有人说过：“只要是评选的奖项，就非有争议不可。往好处想，表示这个奖受到重视；往坏处想，可能是对评审制度与水准而发的警讯。”所以，可视性和功能性成了各种电影节之后可以把玩的话题，“节”后余下的生活就像新年伊始的愿望，要么从未来开始，要么从未来终止。
　　电影节的兴起，对于从业者来说，是一次总结表彰的大会；对于影迷来说，是一次走马观花的补习；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道刺激眼球的风景；对于商业机制来说，是一年掘金收官的战役——看过很多颁奖礼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眼见“金球金像金熊金狮金棕榈”如霓虹一般璀璨，耳闻致辞间隐隐透出来年的一番光景，觉得一年就如此流转，倒也不觉得拿奖与否的惊心动魄。唯一遗憾，就是流年暗转、年年如此。
　　电影节的荣誉，归根结底该是属于导演的。导演作为一部电影作品最核心的作者，这个定义已经被彰显得更加具体和量化了。把导演更多地看作是一位影响写作的作者而非拍摄图像的匠人，这是电影节的内蕴所在。从近年来的各种获奖名单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类别化和功能化已经十分明显，今年的奥斯卡小金人之争，可以说不无新意但又情理之中——斯旺可二度封后，黑人兄弟也扬眉吐气了，而老马丁也最终惨败给了伊斯特伍德——日趋功利的马丁·西科塞斯输给了捍卫“电影作者尊严” 的伊斯特伍德，也输掉了他当年《好家伙》时期的作者锋芒。所以，导演与作者这两种身份的统一越来越成为电影盛会中潜移默化的主题，就像戛纳电影节的作者论，就像圣丹斯电影节的独立精神。
　　电影节的受众，无非就是在现场和通过屏幕观看的观众。观看是人类最自然的行为，人的眼睛总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想要观看的对象，所以“星光熠熠”最容易获得观众的亲近。作为任何一种电影节的观众，他们的目的多数都很单纯，无非是看到自己这一年喜欢的电影和演员，而电影节的受众又是那些可能没怎么看过影片却保留一种惯性思维的追星族们。所以，好像今年的柏林影展一样， “金熊”在目睹了柏林苍穹之下欲火中烧的“艳福”之后，牵着《卡雅利沙的卡门》的手去了南非，这大概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一部源自比才戏剧《卡门》的电影，一个又黑又胖、操着班图语的南非女子用最朴素的命运悲剧搞定了“金熊”，值得国人高兴的是，平静的《孔雀》带回了银熊，但无法阻止那个充满嘘声的结局。不过整个寡欲的得奖名单倒是可以平衡观众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这样的“看”与“被看”彼此交织，构成一整套的话语系统和空间规划。尽管这是种最常见的行为，在电影节的操作上却并非是最简单的。我们的金鸡和百花双奖时间并不短，影响力却日渐式微，政府为了扶持电影不断地设立华表奖、金爵奖等等，但对于刺激电影发展也作用不大，国际A级的上海电影节也变得寡淡乏味。既然打开了门做场秀给老百姓，好看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奥斯卡的预热期，就好像金钟奖的艳光四射。
　　电影节的支柱，对于业内人员而言，影片买卖的商业交流绝对重要，而他们交易的结果也直接影响到观众们的消费心理，也就决定了票房的潜在实力。好莱坞的成功，首先就是市场的成功。在波德里亚对于大众消费的理解之中，消费是被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典型模式的，消费是对人的一种强制力量。套用詹姆逊的理论，电影作为视象文化的一种，在整个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被消费——在购物，在工作，在各种休闲的节目形式里，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里被消费。照此看来，电影节或者电影从业人员的聚会应该搭建出一个更广阔的平台，长期以来的单一购买渠道应该被更加自由的市场空间所取代，或许就像会做生意的日本人和他们的东京电影节，就像严谨实干的德国人和他们的柏林电影节。
　　电影节的喧嚣移植在中国电影之上，其现状是从纯粹意义上的作者化、市场化创作降格为贴贴标签、发发奖杯，中国各大电影节越来越不能提起观众们的重视，并且越来越滑向一个孤芳自赏、闭门练功的境界——视野不大不小，眼界不高不低，受众不清不楚——尴尬与自大可谓是“交相辉映”。让别人开心已经够难的了，让自己开心当然更难。转念想想自己，早过了那个过年期待一碗红烧肉的年代，也过了大年夜有资格拿压岁钱的年纪，剩下的，只有陪乐、花钱以及谋杀时间的份儿了，不过还好，还没到那种临近年关就开始张罗佳肴、奔波苦命的境地。可是电影节毕竟还是个竞赛的项目，竞争总好过见者有份。年年如此，还有什么，戛纳4月就要来了，“节”后是否还是一样？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