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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唐代诗人王翰的边塞诗描绘了当年戍边将士谈笑沙场的豪放气概与无畏精神，同时也说明了在唐代以夜光杯盛满葡萄美酒，欣赏着欢快的琵琶乐曲，那是一种既时髦又高尚的文化享受。
其实，葡萄酒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特产。它既是我们引进的一种异文化，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关于酒的事情，但是却未明确记载酒是谁发明的，所以，宁可相信酒是猿猴发明的。《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载：“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不管此说真实与否，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类人猿造酒也就是古人类造酒。猿猴受野果自然发酵的“启示”，在依靠采集野果度日的同时，用多余的野果造酒也是可能的。不过，猿猴造的这种酒与人类酿的酒是有质的区别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有目的地酿酒。它们酿造的酒，是建立在天然果酒基础上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带有酒味的野果汁。但不管怎么说，猿猴酒可以说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果酒。
在历史文献记载及民间传说中曾提到“古者仪狄作酒醪”当为米酒的创始人，“少康作秫应酒”，说杜康是用高粱酿酒的创始人。对自然发酵的果酒记载，见于《随书·赤土国传》：赤土国“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赤黄，味亦甘美”。至唐代就有了关于葡萄酒的明确记载，《新修本草》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葡萄）、蜜独不同曲。”
葡萄，即“蒲桃”，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等国的特产，酿造葡萄酒，味极醇美。汉张骞出使大宛时，得葡萄种，带回栽于长安。对于张骞等人不顾艰险的先导和开拓，后人曾有微辞。唐李欣就曾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是说以很大的代价把葡萄引入中国，值吗？愚以为，这个问题还应该从宏观上考虑。在汉代，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中原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也是一个单一的、自我禁锢的、有很大局限性的文化形态。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积极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才使中华民族的饮食从数量、质量、结构、层次上都更上一层楼，以至今天我们在餐桌上的很多的物质文明享受——洋葱、洋芋（土豆）、番茄、菠菜、西瓜等，都是文化交流的成果。应该说，张骞对民族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但把外国文化引进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世界。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这里居住着四面八方的各国使臣和研习文化的留学生、学问僧和求法僧，以及乐舞人和画师，还有数达千人的各国商贾，使长安成为最大的开放城市，东西方文化之交汇地。在长安，有不少外商开的酒店，唐人称其为“酒家胡”。
“酒家胡”不但有美貌的异域女招待，还有美味的胡酒胡食。唐代的胡酒主要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和龙膏酒等。据史籍记载，唐太宗破高昌国，收马乳葡萄种子植于苑中，同时还得到了葡萄酒酿造方法。唐太宗亲自过问试酿葡萄酒，当时酿造成功八种成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滋味不亚于粮食酒。唐太宗将在京师酿的葡萄美酒颁赐群臣，京师不少民众也品尝到了其醇美甘味。
对于我国酿造葡萄酒的历史，曾经有人推测，内地也许早在汉代就已经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却查无实据。至于汉魏以来帝王们虽然早已享用葡萄酒，但那都是西域献来的贡品，因此，中国内地开始酿造葡萄酒，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
我们研究葡萄酒史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是《敦煌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生活在这里的汉、粟特、吐谷浑、吐蕃等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敦煌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为东西通衢辐辏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具有显著的作用。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这里闪耀，使其成为各种不同文化的熔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各种不同文化在敦煌汇集、交融又传播开来，这一特点，表现在饮食文化上尤为突出。
学者们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时，总要举出胡饼、葡萄酒等“胡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实际上西域所谓“胡食”对中原传统影响之大远不止于此，不仅许多其他的饮食品种来源于西域及更远的中亚，其中对中原饮食观念的影响、主食结构的改变如从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主到以小麦为主的转变上，西域的“胡食”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胡饼（一种早期的面食）为代表的一批粉食类食物传入中原以及同期至以后的胡床等高足餐饮日用家具进入中原而被中原人逐步接受和喜爱。在这个意义上讲，愚以为，这无疑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一场革命。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唐五代时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其中记载了许多与敦煌人的饮食相关的资料。据记载，敦煌因与西域接近，其栽培葡萄酿酒史要早于唐代，而且敦煌酿的葡萄酒质量很好。在《下女夫词》中说“千钱沽一斗”虽系夸张，但也说明了葡萄酒在当地的地位。另据记载，葡萄园中结葡萄时，人们还要举行赛神仪式。在唐五代敦煌壁画中有四十多幅婚宴图，这些图中婚礼宴饮多在帏帐中举行。一般每张食床（桌）坐8~10人。仪式中除新郎、新娘为客人敬酒外，可以看到客人列坐在食床旁。床上盘置蒸饼等食物，客人手持酒杯，作喝酒状。
从汉王朝到北宋时期，历时1 20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新丰酒、兰陵美酒等名优酒开始诞生；黄酒、药酒、果酒、葡萄酒等酒品亦有了发展；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苏轼等酒文化名人辈出，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酒进入灿烂的黄金时期。从北宋到公元1840年的晚清时期，历时84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提高期。这八百多年中，白、黄、果、葡、药五类酒竞相发展，缤纷多姿。在此期间，我国许多书籍提到过葡萄酒。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我听说过有葡萄酒，只用葡萄并不杂以他物，酿出的酒甘醇味美。在《红楼梦》中六十回写道：“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这说明在清代，我们不但自酿葡萄酒，大户人家还喝进口的葡萄酒。自公元1840年到现在，历时16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变革期。在此期间，西方的先进酿酒技术与中国的传统酿酒技术完美结合，使中国酿酒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年代。葡萄酒也出现了不少国产名牌，如烟台的味美思就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目前，在国内葡萄酒市场上著名的品牌有王朝、张裕、长城等。
酒的历史几乎是和人类的文化史一同开始的。在世界古老的神话中曾经流传着许多酒的故事。在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名叫狄奥尼索斯，他是众神之父宙斯的儿子，是种植葡萄者的庇护神。西方人认为最早的酒是用葡萄酿造的，便尊其为“酿神”，也就是“酒神”。
在巴比伦、古印度与古埃及的神话传说中也都有酒的出现。
要精确地说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葡萄酒的时间、地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酿酒与蒸馏、调制不同，它是一种自然过程，从理论上讲，是不需人的插手就可以进行的。当葡萄落地、果皮裂开，渗出的果汁与空气中的酵母接触后不久，原始意义上的葡萄酒就产生了，我们的先人一定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因此可以说，酒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同样长久，至少在有野生葡萄生长的地区是这样的。
据研究，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都在种植可以用来酿酒的葡萄。埃及法老陵墓（公元前2000年）的壁画上详尽地描绘了古埃及酿制葡萄酒的每一个步骤。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福西亚人把葡萄和橄榄带到了法国南部。波尔多和勃艮第（Burgundy）地区最早的葡萄园大约出现于3世纪，后来位于法兰西岛（llede France）、香槟（champagne）、卢瓦尔河谷（Loir Valley）的葡萄园在4~5世纪亦相继出现，波尔多、阿维尼翁名扬欧洲。此后英国的克拉雷，美国加州的莎当妮、黑皮诺、仙芬黛，华盛顿的加本力苏维翁，意大利巴罗洛和巴巴罗斯科，澳大利亚的薏丝琳，阿根廷的莎当妮，南非的帕尔的美景等都相继成为享誉世界的葡萄名酒。
世界对葡萄酒的分类并不是按它们所属的国家或产区，而是依据葡萄酒的款式和生产商的性质分为经典名牌、名门精品与后起之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葡萄酒名牌如王朝葡萄酒，恐怕算是后起之秀了。
现在，葡萄酒作为营养、健康、时尚的发酵酒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企业经营方式也趋于时尚。前不久，中国首个酒庄俱乐部——张裕·卡斯特VIP俱乐部在广州成立。酒窖式葡萄酒店在深圳营业，大批外国名葡萄酒借助酒吧在大中城市到处开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应该掌握如何正确饮用葡萄酒这门学问了。
我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蹲“牛棚”时曾写过《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从中得知，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斯、恩格斯看作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却很少知道他们也食人间烟火，而且是很有人情味的普通人。
马克思的家乡是德国一个有名的葡萄酒产地，他本人也可以说曾是一个葡萄园主，因此他不但饮葡萄酒，而且在评价各种葡萄酒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平。马克思长期患病，他听从医生建议常以饮酒来疗疾。但他很穷，不得不经常向恩格斯求援。恩格斯经常寄酒给马克思，马克思也常把自己喝酒所获告知恩格斯。可以说，酒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恩格斯没有葡萄园，但在酒文化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可以用车叶草和另一种酒酿制一种叫做“五月葡萄”的酒。
笔者引用此文并非炒作葡萄酒，只是想说适量饮用葡萄酒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早在1980年，美国的医学杂志曾经发表论文说葡萄酒对癌症、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意外（中风）三大疾病的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葡萄酒中的单宁酸可以降低血流中动物脂肪分解出的脂质含量。所以饮用葡萄酒特别是红酒，对人的心脏有益。专家进言，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约为每公斤体重1克。葡萄酒有益健康，但仍以每天2至3杯为宜，不可饮用过量。
喝葡萄酒也要会喝。什么叫会喝？会喝就是要懂得饮葡萄酒的科学道理。比如知道葡萄酒的分类（色泽、酿造方法、有无二氧化碳、新潮类型等），酒礼（出示酒的标志年份、敬客满酒等），配菜（忌海鲜、忌伴醋、忌配浓香辛辣食物等）。因为本文着重谈葡萄酒的文化内涵，所以有关饮用常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和爱侣在烛光下举杯体味那相互来电的缠绵时，当你和家人在餐桌前举杯品味那温馨的亲情时，当你和挚友在酒吧里举杯啜饮那笃诚的理解时，当你在社交场上举杯共祝双方事业有成时，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享受和传承一种文化？这种葡萄酒文化正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宝贵的文化积淀，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结晶。
葡萄酒是一种“胡”酒。“胡”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民族的泛指。上个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曾经有一种片面强调“汉化”否认“胡化”之倾向。其论点是：“汉族接受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胡化’却是历史上没有的，因为在中国境内，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它不可能被相对落后的周边各民族所同化，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落后的各族入侵之后，往往被汉族所同化。”在这个问题上，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就多次指出过“胡化”与“汉化”有关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化”的内涵乃指客观上或主观上认同另一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种接受与认同，当然随时间、空间或人群使“化”的内容与形式有差异，但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就是汉族与其他外来民族的融合。既然是融合，就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化合的关系，汉中有胡，胡中有汉。所谓胡化也好，汉化也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一种民族融合，当然也包括文化融合。笔者以为，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胡化”、“汉化”的问题是交织而又复杂的。陈先生对胡汉之分重文化而轻血统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葡萄与葡萄酒既是“胡化”与“汉化”交织的产物，又是外来文明对本土文明的影响结果。因此，从大文化圈的角度看，它又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都不能自我孤立、与世隔绝；因为孤立隔绝了，它的发展也就停滞迟缓了。正像生物界那种纯之又纯的良种一样，年代一久便会退化。惟有经过杂交，吸收外来营养，加以筛选和培育，然后才能产生新的优良品种。因此，我们完全不必担忧麦当劳与肯德基等外来饮食文化的冲击，我们完全可以像老祖宗引进消化葡萄酒那样，来吸收优秀的异文化，在适合中华民族科学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搞民族“化”了的“融合主义”。
其实，葡萄酒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特产。它既是我们引进的一种异文化，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关于酒的事情，但是却未明确记载酒是谁发明的，所以，宁可相信酒是猿猴发明的。《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载：“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不管此说真实与否，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类人猿造酒也就是古人类造酒。猿猴受野果自然发酵的“启示”，在依靠采集野果度日的同时，用多余的野果造酒也是可能的。不过，猿猴造的这种酒与人类酿的酒是有质的区别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有目的地酿酒。它们酿造的酒，是建立在天然果酒基础上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带有酒味的野果汁。但不管怎么说，猿猴酒可以说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果酒。
在历史文献记载及民间传说中曾提到“古者仪狄作酒醪”当为米酒的创始人，“少康作秫应酒”，说杜康是用高粱酿酒的创始人。对自然发酵的果酒记载，见于《随书·赤土国传》：赤土国“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赤黄，味亦甘美”。至唐代就有了关于葡萄酒的明确记载，《新修本草》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葡萄）、蜜独不同曲。”
葡萄，即“蒲桃”，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等国的特产，酿造葡萄酒，味极醇美。汉张骞出使大宛时，得葡萄种，带回栽于长安。对于张骞等人不顾艰险的先导和开拓，后人曾有微辞。唐李欣就曾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是说以很大的代价把葡萄引入中国，值吗？愚以为，这个问题还应该从宏观上考虑。在汉代，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中原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也是一个单一的、自我禁锢的、有很大局限性的文化形态。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积极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才使中华民族的饮食从数量、质量、结构、层次上都更上一层楼，以至今天我们在餐桌上的很多的物质文明享受——洋葱、洋芋（土豆）、番茄、菠菜、西瓜等，都是文化交流的成果。应该说，张骞对民族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但把外国文化引进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世界。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这里居住着四面八方的各国使臣和研习文化的留学生、学问僧和求法僧，以及乐舞人和画师，还有数达千人的各国商贾，使长安成为最大的开放城市，东西方文化之交汇地。在长安，有不少外商开的酒店，唐人称其为“酒家胡”。
“酒家胡”不但有美貌的异域女招待，还有美味的胡酒胡食。唐代的胡酒主要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和龙膏酒等。据史籍记载，唐太宗破高昌国，收马乳葡萄种子植于苑中，同时还得到了葡萄酒酿造方法。唐太宗亲自过问试酿葡萄酒，当时酿造成功八种成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滋味不亚于粮食酒。唐太宗将在京师酿的葡萄美酒颁赐群臣，京师不少民众也品尝到了其醇美甘味。
对于我国酿造葡萄酒的历史，曾经有人推测，内地也许早在汉代就已经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却查无实据。至于汉魏以来帝王们虽然早已享用葡萄酒，但那都是西域献来的贡品，因此，中国内地开始酿造葡萄酒，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
我们研究葡萄酒史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是《敦煌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生活在这里的汉、粟特、吐谷浑、吐蕃等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敦煌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为东西通衢辐辏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具有显著的作用。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这里闪耀，使其成为各种不同文化的熔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各种不同文化在敦煌汇集、交融又传播开来，这一特点，表现在饮食文化上尤为突出。
学者们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时，总要举出胡饼、葡萄酒等“胡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实际上西域所谓“胡食”对中原传统影响之大远不止于此，不仅许多其他的饮食品种来源于西域及更远的中亚，其中对中原饮食观念的影响、主食结构的改变如从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主到以小麦为主的转变上，西域的“胡食”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胡饼（一种早期的面食）为代表的一批粉食类食物传入中原以及同期至以后的胡床等高足餐饮日用家具进入中原而被中原人逐步接受和喜爱。在这个意义上讲，愚以为，这无疑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一场革命。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唐五代时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其中记载了许多与敦煌人的饮食相关的资料。据记载，敦煌因与西域接近，其栽培葡萄酿酒史要早于唐代，而且敦煌酿的葡萄酒质量很好。在《下女夫词》中说“千钱沽一斗”虽系夸张，但也说明了葡萄酒在当地的地位。另据记载，葡萄园中结葡萄时，人们还要举行赛神仪式。在唐五代敦煌壁画中有四十多幅婚宴图，这些图中婚礼宴饮多在帏帐中举行。一般每张食床（桌）坐8~10人。仪式中除新郎、新娘为客人敬酒外，可以看到客人列坐在食床旁。床上盘置蒸饼等食物，客人手持酒杯，作喝酒状。
从汉王朝到北宋时期，历时1 20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新丰酒、兰陵美酒等名优酒开始诞生；黄酒、药酒、果酒、葡萄酒等酒品亦有了发展；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苏轼等酒文化名人辈出，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酒进入灿烂的黄金时期。从北宋到公元1840年的晚清时期，历时84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提高期。这八百多年中，白、黄、果、葡、药五类酒竞相发展，缤纷多姿。在此期间，我国许多书籍提到过葡萄酒。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我听说过有葡萄酒，只用葡萄并不杂以他物，酿出的酒甘醇味美。在《红楼梦》中六十回写道：“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这说明在清代，我们不但自酿葡萄酒，大户人家还喝进口的葡萄酒。自公元1840年到现在，历时160多年，是中国传统酒的变革期。在此期间，西方的先进酿酒技术与中国的传统酿酒技术完美结合，使中国酿酒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年代。葡萄酒也出现了不少国产名牌，如烟台的味美思就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目前，在国内葡萄酒市场上著名的品牌有王朝、张裕、长城等。
酒的历史几乎是和人类的文化史一同开始的。在世界古老的神话中曾经流传着许多酒的故事。在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名叫狄奥尼索斯，他是众神之父宙斯的儿子，是种植葡萄者的庇护神。西方人认为最早的酒是用葡萄酿造的，便尊其为“酿神”，也就是“酒神”。
在巴比伦、古印度与古埃及的神话传说中也都有酒的出现。
要精确地说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葡萄酒的时间、地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酿酒与蒸馏、调制不同，它是一种自然过程，从理论上讲，是不需人的插手就可以进行的。当葡萄落地、果皮裂开，渗出的果汁与空气中的酵母接触后不久，原始意义上的葡萄酒就产生了，我们的先人一定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因此可以说，酒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同样长久，至少在有野生葡萄生长的地区是这样的。
据研究，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都在种植可以用来酿酒的葡萄。埃及法老陵墓（公元前2000年）的壁画上详尽地描绘了古埃及酿制葡萄酒的每一个步骤。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福西亚人把葡萄和橄榄带到了法国南部。波尔多和勃艮第（Burgundy）地区最早的葡萄园大约出现于3世纪，后来位于法兰西岛（llede France）、香槟（champagne）、卢瓦尔河谷（Loir Valley）的葡萄园在4~5世纪亦相继出现，波尔多、阿维尼翁名扬欧洲。此后英国的克拉雷，美国加州的莎当妮、黑皮诺、仙芬黛，华盛顿的加本力苏维翁，意大利巴罗洛和巴巴罗斯科，澳大利亚的薏丝琳，阿根廷的莎当妮，南非的帕尔的美景等都相继成为享誉世界的葡萄名酒。
世界对葡萄酒的分类并不是按它们所属的国家或产区，而是依据葡萄酒的款式和生产商的性质分为经典名牌、名门精品与后起之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葡萄酒名牌如王朝葡萄酒，恐怕算是后起之秀了。
现在，葡萄酒作为营养、健康、时尚的发酵酒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企业经营方式也趋于时尚。前不久，中国首个酒庄俱乐部——张裕·卡斯特VIP俱乐部在广州成立。酒窖式葡萄酒店在深圳营业，大批外国名葡萄酒借助酒吧在大中城市到处开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应该掌握如何正确饮用葡萄酒这门学问了。
我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蹲“牛棚”时曾写过《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从中得知，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斯、恩格斯看作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却很少知道他们也食人间烟火，而且是很有人情味的普通人。
马克思的家乡是德国一个有名的葡萄酒产地，他本人也可以说曾是一个葡萄园主，因此他不但饮葡萄酒，而且在评价各种葡萄酒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平。马克思长期患病，他听从医生建议常以饮酒来疗疾。但他很穷，不得不经常向恩格斯求援。恩格斯经常寄酒给马克思，马克思也常把自己喝酒所获告知恩格斯。可以说，酒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恩格斯没有葡萄园，但在酒文化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可以用车叶草和另一种酒酿制一种叫做“五月葡萄”的酒。
笔者引用此文并非炒作葡萄酒，只是想说适量饮用葡萄酒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早在1980年，美国的医学杂志曾经发表论文说葡萄酒对癌症、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意外（中风）三大疾病的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葡萄酒中的单宁酸可以降低血流中动物脂肪分解出的脂质含量。所以饮用葡萄酒特别是红酒，对人的心脏有益。专家进言，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约为每公斤体重1克。葡萄酒有益健康，但仍以每天2至3杯为宜，不可饮用过量。
喝葡萄酒也要会喝。什么叫会喝？会喝就是要懂得饮葡萄酒的科学道理。比如知道葡萄酒的分类（色泽、酿造方法、有无二氧化碳、新潮类型等），酒礼（出示酒的标志年份、敬客满酒等），配菜（忌海鲜、忌伴醋、忌配浓香辛辣食物等）。因为本文着重谈葡萄酒的文化内涵，所以有关饮用常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和爱侣在烛光下举杯体味那相互来电的缠绵时，当你和家人在餐桌前举杯品味那温馨的亲情时，当你和挚友在酒吧里举杯啜饮那笃诚的理解时，当你在社交场上举杯共祝双方事业有成时，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享受和传承一种文化？这种葡萄酒文化正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宝贵的文化积淀，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结晶。
葡萄酒是一种“胡”酒。“胡”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民族的泛指。上个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曾经有一种片面强调“汉化”否认“胡化”之倾向。其论点是：“汉族接受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胡化’却是历史上没有的，因为在中国境内，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它不可能被相对落后的周边各民族所同化，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落后的各族入侵之后，往往被汉族所同化。”在这个问题上，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就多次指出过“胡化”与“汉化”有关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化”的内涵乃指客观上或主观上认同另一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种接受与认同，当然随时间、空间或人群使“化”的内容与形式有差异，但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就是汉族与其他外来民族的融合。既然是融合，就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化合的关系，汉中有胡，胡中有汉。所谓胡化也好，汉化也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一种民族融合，当然也包括文化融合。笔者以为，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胡化”、“汉化”的问题是交织而又复杂的。陈先生对胡汉之分重文化而轻血统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葡萄与葡萄酒既是“胡化”与“汉化”交织的产物，又是外来文明对本土文明的影响结果。因此，从大文化圈的角度看，它又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都不能自我孤立、与世隔绝；因为孤立隔绝了，它的发展也就停滞迟缓了。正像生物界那种纯之又纯的良种一样，年代一久便会退化。惟有经过杂交，吸收外来营养，加以筛选和培育，然后才能产生新的优良品种。因此，我们完全不必担忧麦当劳与肯德基等外来饮食文化的冲击，我们完全可以像老祖宗引进消化葡萄酒那样，来吸收优秀的异文化，在适合中华民族科学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搞民族“化”了的“融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