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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文明，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孝道是家庭美德的核心。孝道即指善事父母与长辈之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孝道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实践和推行孝道文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孝道也同样推崇。时至今日，海峡两岸人民仍然共同推崇与实践孝道文化。台湾当局如若把“以忠孝治天下”传统扩大到国家民族的层面，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孝道；中华；传统美德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2-0001-05
中华民族一向以“立德”为重，把其列为“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之首。① 《左传》注云：“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垂泽被于无穷。”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就是建立高尚的道德风尚，以形成道德文明，惠泽于千秋万代。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明，是中国人民一份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道德文明，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美德应该是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所有道德的基础。而在家庭美德中，孝道是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难想象。那么，何谓“孝道”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即“无违”，也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②据笔者理解，孝道当指善事父母诸长辈之道。
中国人民历来非常重视对“孝道”的弘扬。继孔子之后，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论述。较著名者，南北朝时期的梁朝人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中，就有“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之句，即继续提倡孝道。此后，在各种经典著作中相关论述不断。为了使孝道在中国民众中代代相传，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所编写的融汇中国文化精粹的通俗读物《三字经》中，就贯穿着不少提倡孝道的文字，如提到“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即提倡人们必须效法黄香九岁时为父亲暖席的孝敬行为。后至元代，郭居敬就编写了儿童启蒙读物《二十四孝》，用系列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历史上二十四位人士孝敬父母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很快就被社会人士所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并且代代相传，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历代以来弘扬孝道的一种纲领性著作。清代康熙年间，李毓秀所作《训蒙文》，后经同为清代人的贾存仁进行了修订，改名为《弟子规》。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的文义，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纂而成。在《总叙》中即云：“首孝悌，次谨信。”意即谓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语言行为要小心谨慎，要讲究信用。继《总叙》之后的首篇即为《入则孝》，具体地讲述了孝敬父母诸长辈的行为规范。
中国历代对孝道的提倡，不但在文人学士的著作中有相关叙述，就是在广大民众中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方面的内容。妈祖是海内外均有广泛影响的民间信仰神灵，据传她生前就曾下海拯救溺水的父兄，然遗憾的是其父得救，其兄身亡。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也是以适应国情、弘扬孝道为前提的。例如，中国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其中以观音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最为深入人心。然而，观音在印度佛教中原为男性，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民众强烈希望摆脱困苦的心理需求，逐渐演化为女性；据传她“天性贞洁，孝事父母”，后因割手眼送其父为食，使其父之病得以痊愈，而自己则坐化成为菩萨。这一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且为不少书籍所记载。凡此种种，使得孝道更加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遵循。
自古至今，经过历代人们的不断实践并把其总结、升华，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孝道文化。当然，在孝道文化中，不无存在着封建主义糟粕，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的也不一定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这是我们当今在弘扬孝道文化过程中必须抛弃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其基本内容还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加以借鉴并继续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汲取总结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新的道德观念，创造了新的孝道文化，以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1995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联合组织编写的《思想道德教育丛书》之一《道德箴言》中有云：“爷娘父母，养育有恩，由衷敬重，饮水思源。羊知跪乳，人孰忘亲？乌知反哺，人宁逊禽？习成孝道，从幼从微，孝顺恭谨，勿怍勿欺。少小行踪，亲心所羁，出禀归告，务使亲知。父母有病，亲侍汤药；父母有过，婉言劝说。赡养老人，子职明确。生奉甘旨，死葬节约。”[1]类似内容的书籍在其它地方也有刊行。这样一些包括孝道文化的道德行为规则，是值得我们认真遵循和弘扬的。
古往今来，中国孝道文化哺养了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从军之前，跪在祖宗神牌面前，让其母用针在其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最好的明证。可是，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不是不顺从其父郑芝龙降清而坚持抗清吗？事实确实如此。然而，郑成功在劝说其父不可降清无效之后，曾给其上书，内中有云：“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2]因此，笔者以为，郑成功抗清是在其以欲尽孝道为前提的。否则，他何必在书信中对其父说出以上这些话呢？然而，在尽忠与尽孝未能统一之时，他选择了前者、即忠于祖国，举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这也正是郑成功的伟大之处。一些古人对长辈的孝敬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除去《二十四孝》的内容不说，此处另举二例。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武阳人李密为了孝敬抚育他长大成人的祖母刘氏，给武帝呈上一道言辞凄切的《陈情表》，辞谢即将给他赐封的官职，成为千古名篇。还有，“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3]范宣不是因为自己误伤手指疼痛而啼哭，而是因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但却无意误伤而啼哭。何以如此呢？因为人的身体发肤均来自于父母。其孝顺之心，不是意在言外吗？当然，笔者并不赞成范宣如此的极端行为，但他时时记住必须孝敬父母的举止，是值得赞扬与提倡的。 为了宣扬、提倡孝道——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历代文人学士创作了不少类似“大火不侵至孝家”“艾孝子寻父”[4]等故事以及其它一些格言、谚语，如“严父常多孝子”“孝莫辞劳，转眼便为人父母；善勿望报，回头但看尔子孙”“守身不敢妄为，恐贻羞于父母；创业还须积德，虑遗害于子孙”[5]“子之孝，不如率妇以为孝，妇能养亲者也。公姑得一孝妇，胜如得一孝子。妇之孝，不如导孙以为孝，孙能娱乐亲者也。祖父得一孝孙，又增一辈孝子”[6]等等。窃以为，在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若是迷信成分过于浓厚的故事则不宜继续推广；但对于类似上述这些简洁明了的格言、谚语是应该继续广泛传播的，因为这将有益于在全社会继续弘扬孝道文化。
二
如上所述，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能够哺育出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笔者此处不从理论上进行阐述，而是拟就中国现代几位伟人、名人等相关事例，排除党派纷争，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他们对孝道的承传、弘扬及其影响，以见一斑。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对父母是孝顺的。虽然，他在求取知识的过程中，曾和其父进行过斗争，但在1911年欲往长沙求学前，还抄给其父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7]这表明他孝顺父母与从事革命是有机统一的。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朴素，心地善良，慷慨厚道，富有同情心。她逝世以后，毛泽东于1919年写了一篇长达300多字的《祭母文》，表达了为人子者切盼报答母恩的强烈感情。1959年，毛泽东回到故乡，在父母的合葬墓前鞠躬，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对乡人说：“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俩位。”[8] 1930年，杨开慧牺牲以后，身在江西的毛泽东给其亲属写信表示哀悼，并寄款修墓立碑，铭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9]由此可见，毛泽东除了自己孝敬父母以外，平时必定也是教育子女应该孝敬母亲的。周恩来也甚为孝顺父母。据云，在重庆时，他某次去看望父亲周贻能时，刚好其父喝醉酒，被人搀扶着回房间，便对他说：“……以后还是少喝两杯好！”但在邓颖超劝阻下，就没有再说了。然而，第二天，他特意和邓颖超到其父住地。吃饭时，他端起酒杯对父亲说：“大（淮安方言，爸爸的意思），我们光顾忙，没空陪您老喝酒，昨天我说您不对，小超要我今天来陪您饮几杯，算是我尽孝和陪礼。”[10]1946年5月，他曾对记者说：“36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1]1950年1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自己为何数十年没有回老家的三个原因后说：“所以我终究没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淮安去，没有到我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12]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不仅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中国人民的孝道文化也是赞许、实践并提倡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弘扬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孝道文化的。以下我们再从几位普通共产党员来看看对孝道文化的传承。林正良为贵州省金沙县中共党总支书记，1940年农历12月27日被国民党逮捕，1941年8月7日在贵阳被秘密杀害。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了《狱中勉诸儿》一诗，末联云：“千古英雄承母教，圣贤事业盼追踪。”[13]倾诉了希望自己儿子继承革命事业的愿望，也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尊重与孝顺。还有，先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与江西省委书记的袁冰玉，在1927年12月27日于江西南昌牺牲前，曾写过《勖弟》一诗曰：“人生难得是青春，要学汤铭日日新。但嘱加鞭须趁早，莫抛岁月负双亲。”[14]诗中希望弟弟应该珍惜青春，努力学习，不断增进知识，不要辜负父母双亲的栽培与愿望，言外之意不也包含着孝敬父母的意思吗？由此可见，其时中国共产党员与广大革命群众是遵循并提倡孝道文化的。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孝道逐渐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否定。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孝道”被归入当时所谓的“四旧”而被摧残殆尽，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使“孝道”的精华继续在中国人民中间得以弘扬，并形成了新的观念，因而才有类似上述《道德箴言》的出版与发行。
自从1927年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死对头，必欲把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他对“孝道”也是奉行的。蒋介石“幼即失怙，赖母教养成立，熊丸荻画，极尽辛劳！……稍长，母更俾习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期于博爱兼善，利国利民……惟入民国未久，蒋母竞以疾殁……而蒋亦不免抱椎牛祭墓，不如鸡黍事生之憾焉！”[15]蒋介石曾以幼名“端泰”在其母墓前撰书一联：“祸逮慈亲，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16]联中表述了惋惜母亲不幸罹疾而逝世，并把其逝世归罪于自己的痛悔心情。蒋母卧病期间，刚好他在家养晦，便朝夕亲奉汤药。后来，他又希望自己身后葬在其母墓地旁边。[17]我们于此不难明白他在晚年对其母的孝敬之心。蒋介石如此，其它一些官吏、军人也大多如斯。湖北孝感人石志泉于民国年间曾任北京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民本司长等职；其弟石凤翔为实业界巨子，任石门大兴纱厂厂长。其父早殁，赖其母单身一人起早摸黑地辛勤劳作，培养志泉兄弟两人长大成人，学业有成。1934年，其母70诞辰之时，石志泉会见记者时云：“……故愚弟兄，所以克有今日，非母氏之赐安能？嗟呼！罔极之恩，又岂此区区彩觞所能报！而戏彩娱亲以介眉寿辰，非人子应有之义也哉？” [18]由此我们不难想象，石志泉、石凤翔兄弟对其母一定也是非常孝敬的。由此可见，其时国民政府对孝道也是推崇的。据福建省《民国莆田县志》载：“民国十八年（按：公元1929年）破除迷信，林氏子孙根据族谱，神（按：指妈祖）有入海救父之事，呈请保存，奉文改为孝女祠。”[19]此处更是具体地表明，其时福建省政府（或莆田县政府）是因为传说中妈祖有海上救父一事，故同意林氏子孙的呈请——保存妈祖庙，并把其“改为孝女祠”。因此，其时国民政府对“孝道”的推崇不就是更显而易见的吗？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其时国共两党严重对立，并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党人都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所以也都同样推崇孝道文化，因为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值得中国人民不断把其发扬光大的。所以，至今仍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推崇与实践。
三
“孝”，应该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笔者以为，羊知跪乳，乌知反哺，岂云人乎？）。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在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升华，才逐渐形成了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传统文化，从而使孝道在中国家庭、伦理、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要地位，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此，家庭的稳定对于社会的安定关系极大。在我们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弘扬孝道文化，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睦，融洽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助老风尚，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孝”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即经由婚姻以生育子女，绵延血统。《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尚书》又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以，封建帝制的忠君又是孝敬父（母）的扩大，即家与国相通，君与父（母）相代。因此，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以忠孝治天下”的传统。如上所述，共产党与国民党（包括其它党派）同样都推崇孝道文化——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因此，台湾当局应该继承并发扬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这一“以忠孝治天下”的传统，只不过要把“忠”的对象由封建帝制的“君”扩大到国家与民族的层面，摒弃前嫌，消除成见，化干戈为玉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与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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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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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云惠.金箴录[R].201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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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张贻玖.毛泽东和诗[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112，118—119，107
[10]摘文.周恩来举杯表孝[N].福建老年报，2015—8—8（6）[2015-10-25]
[111][12]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炎黄纵横[J].2011，（9）：64.
[13][14]革命烈士诗选·生命壮歌[M].香港：风采出版社，2014：128，87.
[15][16][18]坦荡荡斋主.现代中国名人外史[M].北平：撷华印书馆，1935：4，3，99-100.
[17]摘文.蒋介石在台湾未下葬之谜[N].福建老年报，2011—12—31[2015-10-25].
[19]石人纪，张琴民国莆田县志[M].福建省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刘祖琼】
关键词：孝道；中华；传统美德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2-0001-05
中华民族一向以“立德”为重，把其列为“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之首。① 《左传》注云：“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垂泽被于无穷。”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就是建立高尚的道德风尚，以形成道德文明，惠泽于千秋万代。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明，是中国人民一份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道德文明，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美德应该是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所有道德的基础。而在家庭美德中，孝道是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难想象。那么，何谓“孝道”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即“无违”，也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②据笔者理解，孝道当指善事父母诸长辈之道。
中国人民历来非常重视对“孝道”的弘扬。继孔子之后，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论述。较著名者，南北朝时期的梁朝人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中，就有“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之句，即继续提倡孝道。此后，在各种经典著作中相关论述不断。为了使孝道在中国民众中代代相传，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所编写的融汇中国文化精粹的通俗读物《三字经》中，就贯穿着不少提倡孝道的文字，如提到“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即提倡人们必须效法黄香九岁时为父亲暖席的孝敬行为。后至元代，郭居敬就编写了儿童启蒙读物《二十四孝》，用系列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历史上二十四位人士孝敬父母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很快就被社会人士所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并且代代相传，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历代以来弘扬孝道的一种纲领性著作。清代康熙年间，李毓秀所作《训蒙文》，后经同为清代人的贾存仁进行了修订，改名为《弟子规》。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的文义，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纂而成。在《总叙》中即云：“首孝悌，次谨信。”意即谓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语言行为要小心谨慎，要讲究信用。继《总叙》之后的首篇即为《入则孝》，具体地讲述了孝敬父母诸长辈的行为规范。
中国历代对孝道的提倡，不但在文人学士的著作中有相关叙述，就是在广大民众中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方面的内容。妈祖是海内外均有广泛影响的民间信仰神灵，据传她生前就曾下海拯救溺水的父兄，然遗憾的是其父得救，其兄身亡。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也是以适应国情、弘扬孝道为前提的。例如，中国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其中以观音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最为深入人心。然而，观音在印度佛教中原为男性，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民众强烈希望摆脱困苦的心理需求，逐渐演化为女性；据传她“天性贞洁，孝事父母”，后因割手眼送其父为食，使其父之病得以痊愈，而自己则坐化成为菩萨。这一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且为不少书籍所记载。凡此种种，使得孝道更加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遵循。
自古至今，经过历代人们的不断实践并把其总结、升华，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孝道文化。当然，在孝道文化中，不无存在着封建主义糟粕，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的也不一定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这是我们当今在弘扬孝道文化过程中必须抛弃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其基本内容还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加以借鉴并继续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汲取总结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新的道德观念，创造了新的孝道文化，以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1995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联合组织编写的《思想道德教育丛书》之一《道德箴言》中有云：“爷娘父母，养育有恩，由衷敬重，饮水思源。羊知跪乳，人孰忘亲？乌知反哺，人宁逊禽？习成孝道，从幼从微，孝顺恭谨，勿怍勿欺。少小行踪，亲心所羁，出禀归告，务使亲知。父母有病，亲侍汤药；父母有过，婉言劝说。赡养老人，子职明确。生奉甘旨，死葬节约。”[1]类似内容的书籍在其它地方也有刊行。这样一些包括孝道文化的道德行为规则，是值得我们认真遵循和弘扬的。
古往今来，中国孝道文化哺养了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从军之前，跪在祖宗神牌面前，让其母用针在其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最好的明证。可是，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不是不顺从其父郑芝龙降清而坚持抗清吗？事实确实如此。然而，郑成功在劝说其父不可降清无效之后，曾给其上书，内中有云：“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2]因此，笔者以为，郑成功抗清是在其以欲尽孝道为前提的。否则，他何必在书信中对其父说出以上这些话呢？然而，在尽忠与尽孝未能统一之时，他选择了前者、即忠于祖国，举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这也正是郑成功的伟大之处。一些古人对长辈的孝敬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除去《二十四孝》的内容不说，此处另举二例。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武阳人李密为了孝敬抚育他长大成人的祖母刘氏，给武帝呈上一道言辞凄切的《陈情表》，辞谢即将给他赐封的官职，成为千古名篇。还有，“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3]范宣不是因为自己误伤手指疼痛而啼哭，而是因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但却无意误伤而啼哭。何以如此呢？因为人的身体发肤均来自于父母。其孝顺之心，不是意在言外吗？当然，笔者并不赞成范宣如此的极端行为，但他时时记住必须孝敬父母的举止，是值得赞扬与提倡的。 为了宣扬、提倡孝道——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历代文人学士创作了不少类似“大火不侵至孝家”“艾孝子寻父”[4]等故事以及其它一些格言、谚语，如“严父常多孝子”“孝莫辞劳，转眼便为人父母；善勿望报，回头但看尔子孙”“守身不敢妄为，恐贻羞于父母；创业还须积德，虑遗害于子孙”[5]“子之孝，不如率妇以为孝，妇能养亲者也。公姑得一孝妇，胜如得一孝子。妇之孝，不如导孙以为孝，孙能娱乐亲者也。祖父得一孝孙，又增一辈孝子”[6]等等。窃以为，在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若是迷信成分过于浓厚的故事则不宜继续推广；但对于类似上述这些简洁明了的格言、谚语是应该继续广泛传播的，因为这将有益于在全社会继续弘扬孝道文化。
二
如上所述，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能够哺育出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笔者此处不从理论上进行阐述，而是拟就中国现代几位伟人、名人等相关事例，排除党派纷争，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他们对孝道的承传、弘扬及其影响，以见一斑。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对父母是孝顺的。虽然，他在求取知识的过程中，曾和其父进行过斗争，但在1911年欲往长沙求学前，还抄给其父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7]这表明他孝顺父母与从事革命是有机统一的。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朴素，心地善良，慷慨厚道，富有同情心。她逝世以后，毛泽东于1919年写了一篇长达300多字的《祭母文》，表达了为人子者切盼报答母恩的强烈感情。1959年，毛泽东回到故乡，在父母的合葬墓前鞠躬，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对乡人说：“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俩位。”[8] 1930年，杨开慧牺牲以后，身在江西的毛泽东给其亲属写信表示哀悼，并寄款修墓立碑，铭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9]由此可见，毛泽东除了自己孝敬父母以外，平时必定也是教育子女应该孝敬母亲的。周恩来也甚为孝顺父母。据云，在重庆时，他某次去看望父亲周贻能时，刚好其父喝醉酒，被人搀扶着回房间，便对他说：“……以后还是少喝两杯好！”但在邓颖超劝阻下，就没有再说了。然而，第二天，他特意和邓颖超到其父住地。吃饭时，他端起酒杯对父亲说：“大（淮安方言，爸爸的意思），我们光顾忙，没空陪您老喝酒，昨天我说您不对，小超要我今天来陪您饮几杯，算是我尽孝和陪礼。”[10]1946年5月，他曾对记者说：“36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1]1950年1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自己为何数十年没有回老家的三个原因后说：“所以我终究没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淮安去，没有到我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12]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不仅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中国人民的孝道文化也是赞许、实践并提倡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弘扬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孝道文化的。以下我们再从几位普通共产党员来看看对孝道文化的传承。林正良为贵州省金沙县中共党总支书记，1940年农历12月27日被国民党逮捕，1941年8月7日在贵阳被秘密杀害。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了《狱中勉诸儿》一诗，末联云：“千古英雄承母教，圣贤事业盼追踪。”[13]倾诉了希望自己儿子继承革命事业的愿望，也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尊重与孝顺。还有，先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与江西省委书记的袁冰玉，在1927年12月27日于江西南昌牺牲前，曾写过《勖弟》一诗曰：“人生难得是青春，要学汤铭日日新。但嘱加鞭须趁早，莫抛岁月负双亲。”[14]诗中希望弟弟应该珍惜青春，努力学习，不断增进知识，不要辜负父母双亲的栽培与愿望，言外之意不也包含着孝敬父母的意思吗？由此可见，其时中国共产党员与广大革命群众是遵循并提倡孝道文化的。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孝道逐渐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否定。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孝道”被归入当时所谓的“四旧”而被摧残殆尽，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使“孝道”的精华继续在中国人民中间得以弘扬，并形成了新的观念，因而才有类似上述《道德箴言》的出版与发行。
自从1927年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死对头，必欲把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他对“孝道”也是奉行的。蒋介石“幼即失怙，赖母教养成立，熊丸荻画，极尽辛劳！……稍长，母更俾习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期于博爱兼善，利国利民……惟入民国未久，蒋母竞以疾殁……而蒋亦不免抱椎牛祭墓，不如鸡黍事生之憾焉！”[15]蒋介石曾以幼名“端泰”在其母墓前撰书一联：“祸逮慈亲，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16]联中表述了惋惜母亲不幸罹疾而逝世，并把其逝世归罪于自己的痛悔心情。蒋母卧病期间，刚好他在家养晦，便朝夕亲奉汤药。后来，他又希望自己身后葬在其母墓地旁边。[17]我们于此不难明白他在晚年对其母的孝敬之心。蒋介石如此，其它一些官吏、军人也大多如斯。湖北孝感人石志泉于民国年间曾任北京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民本司长等职；其弟石凤翔为实业界巨子，任石门大兴纱厂厂长。其父早殁，赖其母单身一人起早摸黑地辛勤劳作，培养志泉兄弟两人长大成人，学业有成。1934年，其母70诞辰之时，石志泉会见记者时云：“……故愚弟兄，所以克有今日，非母氏之赐安能？嗟呼！罔极之恩，又岂此区区彩觞所能报！而戏彩娱亲以介眉寿辰，非人子应有之义也哉？” [18]由此我们不难想象，石志泉、石凤翔兄弟对其母一定也是非常孝敬的。由此可见，其时国民政府对孝道也是推崇的。据福建省《民国莆田县志》载：“民国十八年（按：公元1929年）破除迷信，林氏子孙根据族谱，神（按：指妈祖）有入海救父之事，呈请保存，奉文改为孝女祠。”[19]此处更是具体地表明，其时福建省政府（或莆田县政府）是因为传说中妈祖有海上救父一事，故同意林氏子孙的呈请——保存妈祖庙，并把其“改为孝女祠”。因此，其时国民政府对“孝道”的推崇不就是更显而易见的吗？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其时国共两党严重对立，并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党人都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所以也都同样推崇孝道文化，因为孝道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值得中国人民不断把其发扬光大的。所以，至今仍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推崇与实践。
三
“孝”，应该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笔者以为，羊知跪乳，乌知反哺，岂云人乎？）。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在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升华，才逐渐形成了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传统文化，从而使孝道在中国家庭、伦理、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要地位，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此，家庭的稳定对于社会的安定关系极大。在我们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弘扬孝道文化，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睦，融洽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助老风尚，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孝”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即经由婚姻以生育子女，绵延血统。《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尚书》又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以，封建帝制的忠君又是孝敬父（母）的扩大，即家与国相通，君与父（母）相代。因此，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以忠孝治天下”的传统。如上所述，共产党与国民党（包括其它党派）同样都推崇孝道文化——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因此，台湾当局应该继承并发扬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这一“以忠孝治天下”的传统，只不过要把“忠”的对象由封建帝制的“君”扩大到国家与民族的层面，摒弃前嫌，消除成见，化干戈为玉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与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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