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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公民社会日益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发挥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慈善等各个领域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成为政府可以信任与依靠的支柱力量，是中国成就民族复兴伟业，迈向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钱钢：对比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过程，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
灵敏迅捷的应急反应，高效有序的救灾部署，凸显近年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在应对特大自然灾难和突发公共事件方面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此次汶川大地震抢险救灾提供了行政依据和法律保障 。
在数万解放军因地面交通受阻无法快速开赴灾区展开救援的紧急时刻，军方果断下达国防动员令，无偿征召20多架大型民航飞机投送兵力。这也是自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4年来的首次施用。
救援装备的现代化，救援队伍的专业化和救灾财物的充裕化，更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的整体跃升水平。
不过，这还只局限在国家层面，反映的是国家应急力、国家执行力、国家承载力和国家意志力的巨大变化。仅仅从这个方面讲，唐山大地震时期，尽管救援手段原始落后，救援队伍专业素养缺乏，救灾财物总体匮乏，但中国政府同样是全力以赴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对此，唐山人民感恩在心，终身难忘。
汶川大地震救援最大的变化、最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是中国民间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崛起。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唐山大地震时期未曾出现也难以想象和不敢奢求的奇迹。
施昌学：是的。唐山大地震时代，即使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叫得山响，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中国民众徒有其心而难尽其力，空有其志而身无其财。现在不一样了，在救援汶川震灾壮举中，他们实实在在地撑起了半壁江山，顶起了半边天！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崛起，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句国人并不陌生的政治口号，增添了人性光辉，物化了精神价值，赋予了时代色彩。
在地震灾区救援队伍中，活跃着数万名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以不同的方式向灾区人民奉献着同一颗爱心。
在赈灾的行列中，高扬着数以百计民间行业组织和NGO的旗帜。他们联系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活动领域，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投身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
捐资救灾，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灾区人民应尽的慈善义务。在各种传媒发布的排行榜上，企业和企业家捐献的金额少以万数，多以亿计。唐山孤儿队伍里走出的“钢铁大王”张祥青，向汶川灾区慷慨捐款一亿元人民币，誓言要为灾区学童修建“震不跨的学校”。
演艺明星义演募捐，蔚成风气，已为惯例。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岸三地演艺界争先恐后，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募捐义演活动。仅中央电视台承办的一场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募捐额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也不甘示弱，在世界各地发起了形式多样的赈灾捐募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半个月内，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347亿多元人民币，高出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总额77.8％。
钱钢：在自然灾害面前，来自民间的强大财力物力支持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同赴国难、共度时艰的良性互动，为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前景。
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
灾难，是人类社会无法躲避的考场。一个社会，尽管沉重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完全清理，却已有救赎之心；尽管前进的步履时疾时徐，却已走入向善的道路；那么，灾难，就是“新民”与“兴邦”的最佳契机。现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个体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主。但人与人之间，也有越来越多的隔膜、差异和冲突。巨灾突降，人类的悲悯在刹那间被点燃，并顷刻燎原。如此多的志愿者，如此多的自购机票飞赴四川的个体援兵，如此炽烈的捐款捐物乃至争相献血的善行义举，这一切，让人们清清楚楚看到人世间的“最大公约数”。绝境相助，全民的同情心、公德心、自治力，迅速生长，裂变释放。是的，这就是“新民”。社会的能量在民间。在救死扶伤的行动中发育壮大的公民社会，不只是救灾的生力军，更是国家民族更生自新的驱动器。
施昌学：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一脉相承的主题，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30年的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现代国家，公权民授。有限责任政府公权力所及，并不能包揽天下一切社会责任和公众事务，更多的社会问题和民间事务依赖于公民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因此，培育壮大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民间社团以至社会各阶层群体组织，确立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角色定位，规范其行为准则，发挥其特殊作用，对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藏富于民政策，已然是民富国强。在民众私有财产普遍增多、中产阶层日益壮大的今天，如何催生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如何管理一个有序的公民社会，如何规范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已是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满足公民社会日益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发挥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慈善等各个领域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成为政府可以信任与依靠的支柱力量，更是中国成就民族复兴伟业，迈向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钱钢：对比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过程，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
灵敏迅捷的应急反应，高效有序的救灾部署，凸显近年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在应对特大自然灾难和突发公共事件方面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此次汶川大地震抢险救灾提供了行政依据和法律保障 。
在数万解放军因地面交通受阻无法快速开赴灾区展开救援的紧急时刻，军方果断下达国防动员令，无偿征召20多架大型民航飞机投送兵力。这也是自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4年来的首次施用。
救援装备的现代化，救援队伍的专业化和救灾财物的充裕化，更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的整体跃升水平。
不过，这还只局限在国家层面，反映的是国家应急力、国家执行力、国家承载力和国家意志力的巨大变化。仅仅从这个方面讲，唐山大地震时期，尽管救援手段原始落后，救援队伍专业素养缺乏，救灾财物总体匮乏，但中国政府同样是全力以赴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对此，唐山人民感恩在心，终身难忘。
汶川大地震救援最大的变化、最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是中国民间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崛起。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唐山大地震时期未曾出现也难以想象和不敢奢求的奇迹。
施昌学：是的。唐山大地震时代，即使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叫得山响，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中国民众徒有其心而难尽其力，空有其志而身无其财。现在不一样了，在救援汶川震灾壮举中，他们实实在在地撑起了半壁江山，顶起了半边天！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崛起，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句国人并不陌生的政治口号，增添了人性光辉，物化了精神价值，赋予了时代色彩。
在地震灾区救援队伍中，活跃着数万名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以不同的方式向灾区人民奉献着同一颗爱心。
在赈灾的行列中，高扬着数以百计民间行业组织和NGO的旗帜。他们联系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活动领域，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投身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
捐资救灾，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灾区人民应尽的慈善义务。在各种传媒发布的排行榜上，企业和企业家捐献的金额少以万数，多以亿计。唐山孤儿队伍里走出的“钢铁大王”张祥青，向汶川灾区慷慨捐款一亿元人民币，誓言要为灾区学童修建“震不跨的学校”。
演艺明星义演募捐，蔚成风气，已为惯例。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岸三地演艺界争先恐后，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募捐义演活动。仅中央电视台承办的一场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募捐额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也不甘示弱，在世界各地发起了形式多样的赈灾捐募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半个月内，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347亿多元人民币，高出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总额77.8％。
钱钢：在自然灾害面前，来自民间的强大财力物力支持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同赴国难、共度时艰的良性互动，为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前景。
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
灾难，是人类社会无法躲避的考场。一个社会，尽管沉重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完全清理，却已有救赎之心；尽管前进的步履时疾时徐，却已走入向善的道路；那么，灾难，就是“新民”与“兴邦”的最佳契机。现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个体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主。但人与人之间，也有越来越多的隔膜、差异和冲突。巨灾突降，人类的悲悯在刹那间被点燃，并顷刻燎原。如此多的志愿者，如此多的自购机票飞赴四川的个体援兵，如此炽烈的捐款捐物乃至争相献血的善行义举，这一切，让人们清清楚楚看到人世间的“最大公约数”。绝境相助，全民的同情心、公德心、自治力，迅速生长，裂变释放。是的，这就是“新民”。社会的能量在民间。在救死扶伤的行动中发育壮大的公民社会，不只是救灾的生力军，更是国家民族更生自新的驱动器。
施昌学：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一脉相承的主题，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30年的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现代国家，公权民授。有限责任政府公权力所及，并不能包揽天下一切社会责任和公众事务，更多的社会问题和民间事务依赖于公民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因此，培育壮大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民间社团以至社会各阶层群体组织，确立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角色定位，规范其行为准则，发挥其特殊作用，对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藏富于民政策，已然是民富国强。在民众私有财产普遍增多、中产阶层日益壮大的今天，如何催生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如何管理一个有序的公民社会，如何规范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已是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满足公民社会日益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发挥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慈善等各个领域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成为政府可以信任与依靠的支柱力量，更是中国成就民族复兴伟业，迈向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