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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少有作家的命运像高长虹一般，从叱咤风云、轰轰烈烈到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乃至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字仍是一个负面符号：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高長虹才算被官方正名。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高长虹何许人也，有人认为他在文坛的崛起与消失，皆缘于他与鲁迅的关系，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一个文学青年的“狂飙运动”】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出身于山西盂县书香门第。高长虹的成长过程中，恰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国文和英语，上小学时便得到过县知事嘉奖，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时，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得罪校方，被迫离开学校，开始闯荡江湖。他先是去北京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于1918年之后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五年，这期间，他定下了用文学创造历史的宏大志向。
高长虹年幼时，十分喜欢自己的表姐，曾希望与表姐结秦晋之好。可他的婚姻由不得他作主，父母早已为他物色了结婚对象——一个缠足且不识字的女孩。尽管高长虹很失望，但他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无法违抗父母之命，不得不与这个他不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高长虹一辈子的遗憾——他性格越来越孤僻和怪异，或许与他的婚姻不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婚后的生活平淡也很平静，他曾试图让妻子识字，最终却功败垂成。妻子为他生下了四个儿女，养活成人的只有儿子高曙。1925年底，高长虹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提出与妻子离婚。妻子没有答应，但同意给高长虹自由。自此一别，高再没回过老家。
1921年初，高长虹离开家乡来到太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这期间，高长虹的阅读兴趣从中国文化转向西方文化，阅读了大量文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著作，喜欢法、英、德、俄文学名著，也喜欢进化论、相对论和《资本论》。高长虹的一生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尼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思想影响，有激进的冲动，亦有冷静的坚持。他既不完全认同“三民主义”，觉得不管用，也对唯物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无法理解。他比较偏向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自由平等思想，正好符合他的愿望。这是高长虹思想成型的时期，以后不管他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其基本观点从未改变。
1922年5月，高长虹的小说处女作《红叶》，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发表。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高歌（高长虹弟弟）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高长虹对“狂飙运动”的定义是：团结进步青年，利用文学手段，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一滴泉水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不久，高长虹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后弟弟高歌从山西来到北京，兄弟俩共同开始了他们的“狂飙”事业。
11月，周刊出刊后，文学界通过高长虹的文章和他编辑的副刊，看到他的才气与能力，得到了当时文坛不少名家的注意和欣赏。在高长虹的带领下，“狂飙运动”进入高潮时期，许多文学青年纷纷加入进来，他们写文章、出刊物、演戏剧，在北京城弄得轰轰烈烈。高长虹的名字成为那段时间中国文坛的热门词汇，他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一样，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
1925年3月底，出刊17期的《狂飙》周刊，因为内部矛盾等原因被迫停刊。“狂飙运动”高潮迭起之时突遇不测，让高长虹十分痛苦。然而，他是个不会言败的人，他开始反思并决心东山再起。正当高长虹的事业陷入低潮时，鲁迅正在筹办《莽原》，需要有经验的人手，对高长虹及“狂飙运动”，鲁迅也是知道的，还曾经寄译诗给《狂飙》周刊作为支持。但鲁迅对高长虹并不十分了解，他们有共同之处——对黑暗的诅咒和强权的痛恨，但鲁迅对高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赞同。3月22日，《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邀请包括高长虹在内的四个人喝酒，敲定了《莽原》出刊的相关事宜。《莽原》编辑是鲁迅，可出力最多的还是高长虹，高、鲁决裂九年之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还说《莽原》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的文章，或热情奔放、一泻千里，或思维怪异、思想深邃，既有诗人的浪漫想象，也有学者的严肃论述，还有哲人的高深莫测和复杂多面。他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位奇人。
【一场影响深远的论争】
随着《莽原》的创办，高长虹与鲁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融洽。在高、鲁合作的七个月时间，高长虹到鲁迅寓所去过50多次，他们一起喝酒、饮茶、聊天、谈工作。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周作人、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尤其是北师大学潮发生之后，高长虹完全站在鲁迅的立场，不少人将鲁迅与高长虹称之为这场思想革命的“主帅”与“副帅”。据陈学昭回忆，她在鲁迅家里第一次见到高长虹时，见其头发式样、走路姿势、说话神气，都像极了鲁迅，可见“主帅”与“副帅”之融洽。
可惜，两人的“蜜月期”仅维持了七个月，决裂的导火索是一次“退稿事件”。《莽原》因为内部矛盾改组，韦素园担任《莽原》编辑后，发表原狂飙社同仁的稿件便越来越少了，其中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和高歌的一部小说约定要刊发的，可一拖再拖，最后将高歌的小说以稿挤为由退掉了。甚至高长虹按鲁迅要求写作的批评郭沫若等人的两篇稿件也不被刊用，高问鲁，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作为《莽原》的重要成员，高长虹多期杂志没有收到。 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對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帮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
其实，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满并非仅仅是鲁迅拉安徽帮入伙，也并非仅仅因为退稿事件，一年多前，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以权威献人”后，高长虹便对鲁迅很有意见了。所谓韦素园“以权威献人”，缘于一则将鲁迅称之为“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广告。1925年8月5日，新创刊的《民报副刊》刊登启事：称副刊将特约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等为其撰稿。高长虹对“思想界之权威者”十分反感，认为是编辑韦素园“以权势献人”。为此，他曾经亲自向鲁迅表达了他对“思想界之权威者”观点的不认同，可鲁迅却告诉他，思想权威之说，在国外是很普遍的。由此，高长虹认为当时的鲁迅已非昔日之鲁迅，他已被感情、地位、虚荣心所腐蚀，默默接受了“思想界权威”的桂冠。高长虹甚至认为：如果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运动，非得要青年人来做不可，鲁迅所要的不过是“思想界权威者”的虚名。
其实，鲁迅和高长虹都是尼采的崇拜者，相信超常的力量方能改变中国现状。他们对中国现实、文坛现状、思想思潮的看法有不少相同之处，高长虹的杂文文风也神似鲁迅——尖刻、冷峻、不留情面。甚至生活上，他们也有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受父母之命“赋闲”在家的妻子。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走到了一起。当然，高长虹也有不同于鲁迅的地方，一个是他的浪漫主义情节，幻想美好的爱情和轰轰烈烈的成功。二是容易冲动，缺乏理性和节制。这些性格导致了他与鲁迅的决裂，也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起初，鲁迅以为高长虹的发难，是为了与韦素园争夺《莽原》的领导权及“好出风头”，他认为高有点无理取闹，对指责没有公开回应，但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还是有所提及，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是不愿意奉陪了。”鲁迅是明显站在韦素园这边的，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认为，韦不给高寄《莽原》杂志也不算什么大错。直到1926年11月21日，《狂飙》周刊上发表高长虹的爱情诗《给——》之后，鲁迅才认为高长虹所做的一切都是冲他来的。《给——》诗言：“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呵，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韦素园写信给鲁迅，说北京文艺圈都在议论高长虹的那首诗，说高写这首诗是为了一个女人。太阳是高，黑夜是鲁，而月亮则是许广平，这才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这样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鲁迅无疑是相信了末一说的，否则不会委托弟弟周健人和日本朋友川岛对其进行调查。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上可以看出，鲁迅还是认为高长虹的《给——》是写给许广平的，只不过是在害单相思罢了。鲁迅在《新的世故》中亦讽刺过高长虹：“病眼盖在肝，‘以其好吃醋也’。”（鲁迅文中“景宋”即许广平）
那么，高长虹与许广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据高长虹自己说，他与许广平只是卖文稿的关系，许广平读过高长虹的一些文章，比较欣赏，高的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后，许广平写信给高长虹购买此书，因此他们便有了联系，通了八九封信。后来，高长虹听说许广平正在与鲁迅恋爱，便主动断绝了与许的联系。不少高长虹研究者都认为，高长虹这首诗是写给石评梅的（据说高一直爱同乡女作家石评梅，可惜石早就心属革命文人高君宇，乃至高君宇去世之后也无法接受高长虹，让他心生苦闷），也有研究者认为，这首爱情诗只是一种泛泛的感情抒发，并不是写给哪个具体对象的。高长虹是否对许广平有爱意，许广平对高长虹除了欣赏其文章之外，是否存在好感，由于双方来往的信件没有保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但高长虹与鲁迅论战中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但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似乎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高长虹所说的生活上的让步，让人浮想联翩。
声言“决不向青年还手”的鲁迅出手了，一口气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对高长虹加以讨伐。高长虹是不言失败的人，面对强大的鲁迅他一点也不示弱，一直在报刊发文与鲁迅公开论战。高长虹坚持认为鲁迅心胸狭窄、不讲信用，已经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阴暗之间了。鲁迅则将高长虹比作阴险小人，接近自己是想当盟主、做权威……鲁迅针对高长虹写了一篇题为《奔月》的小说，用一个叫“蓬蒙”的卑鄙小人对高长虹大加影射。这期间，两人明里暗里相互指责、讽刺的文章各达四五十篇之多。
论战双方都有过激言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高长虹落败了，败得一塌糊涂。
【一颗游荡于现实外的灵魂】
高长虹在与鲁迅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后，对于文学已心灰意冷，他决定出国学习经济，用发展经济救国。这个决定并非头脑发热或者纯粹的逃避，这是他性格使然，也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他特别想了解欧美的科学实验室、工厂、现代艺术，也对经济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曙》中说：“我觉得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图画、音乐倒更适合我，所以我必须赶早出国。”文学不过是高长虹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他一直有一个振兴国家的宏图大志，也特别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他在《睡觉之前》中说：“我希望有一个尼采、托尔斯泰、拿破仑综合的人。” 1930年春天，高长虹利用好不容易筹得的一点路费东渡日本。经济一直是制约高长虹才能发挥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开展狂飙运动、办刊物、办书店、演戏剧，都因资金问题或半途而废，或无法开启。之所以选择先来日本，主要原因还是经费不足。来东京时，他仅带了一口小箱子，里面除一部手摇电唱机和几盘唱片外，就只有几件旧衣服。
高长虹到日本后靠朋友救济生活，连住宿费都无钱支付，一日的生活费仅5日元。后得到了狂飙运动成员张磐石的帮助，张磐石是高长虹的崇拜者，在高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因山西当局通缉才逃至日本，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当高长虹食不果腹时，是张磐石伸出了援手。
高长虹在日本的两年时间，以研究苏联经济为重点。此外，他还研究行为学，编写汉语字典。他希望通过编字典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认为一部好的字典，会有相当不错的销路且可以成为畅销书，版税便会源源不断。张磐石对他这个想法不予认可，费时费力，条件也不充分，不是几个月能够见效的，劝他还是继续创作。
1931年底，高长虹离开东京来到德国。据说此行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高长虹在日本时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的成就十分赞赏。高长虹在欧洲的行踪国内很少人知，他自己也几乎不与国内联系。只知道他在法国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鹿特丹、海牙、阿姆斯特丹之间奔走，发动爱国华侨为中国的抗日出力。高长虹在海外近9年，国内除了1930年8月10日《山西日报》上发表的《普罗列托利亚诗歌之一》外，未见过他的任何文字。
1933年德国《出版消息》中的文章《长虹在柏林》披露：高长虹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间极狭小的房间内，且自炊于此书斋兼卧室内。差不多每天午后都得在普鲁士邦大图书馆内的东方部翻阅中文的书籍。有时也在杂志部见他读英文的刊物。有朋友讲他想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说要到汉堡的海员队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贵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罢，不然为何他的这些计划都未实现。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费的来源了。此文作者是位经营小生意的华侨，后来得到了替一家中国饭店掮广告牌的事，每月还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他的薪俸给高长虹了。高长虹则教他中文和英文，他们在异国他乡成为患难之交。
在柏林期间，高长虹与德国女作家西格斯过从甚密，他们不仅是革命作家，且都是30多岁的青年人，有不少共同语言。1940年6月，高长虹在《书和前进》的文章中，還谈到了当年他与西格斯在一起时，就美国女作家某一作品的畅销与否进行了探讨的情形。高长虹离开柏林后曾去过荷兰和瑞士，不久也来到了巴黎，他与隐居在巴黎的西格斯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高长虹在欧洲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得到友人的一些资助外，全靠稿费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还得依靠欧洲文学界的朋友帮助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然后拿去发表。高长虹作品的德文译者就是安娜·西格斯。
1938年夏天，高长虹回到香港。他回国的目的是抗日和救国。刚回到香港，已经身无分文的高长虹在码头巧遇潘汉年，潘为他安排了住宿，并问他回国后的打算，高说他在欧洲研究的是经济，想到西北开矿，潘对他这个计划颇为惊讶，劝他改弦易辙。后高又遇到茅盾、戴望舒等朋友，也是谈他准备开矿的设想。朋友们都认为他的设想不切实际，希望他重操旧业，用自己熟悉的文学支持抗战。武汉失守后，高长虹来到重庆，曾试图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他去西北开矿，走实业救国之路。其结果可想而知。
高长虹只好重操旧业，写诗，写杂文、政论，也写经济论文，用笔作武器，为强国救国鼓与呼。在国统区的两三年时间，他发表了10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章，还参加了文艺界的很多重要抗日宣传活动，编辑《大江日报》副刊，培养文学青年，高长虹成为重庆十分活跃的文艺家。高长虹觉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不积极，于是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书稿分析“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为了能够将这部书稿公开出版，高长虹决定投奔老乡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他于1941年4月从重庆出发，提着手提箱和书稿步行两个多月，于6月下旬到达西安，然后继续步行，于9月初到达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秋林镇。然而，第二战区亦让高长虹失望，书稿不能出版。高长虹于是找人油印了100多份散发。司令部虽然十分恼火，但碍于高长虹是名人，也不敢将他怎么样。
1941年11月初，高长虹到达延安。高长虹的到来，受到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周扬等高层人物的欢迎，吃的是小灶，住的是独窑。来延安两个月，组织便安排高长虹为延安“文协”第三次筹委会副主任，可高长虹坚决不受。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高长虹收到了毛泽东与凯丰亲笔签名的请柬，但他以我是研究经济的为由推辞了——他也是发过参会请柬而不出席座谈会的唯一作家。在延安，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也不能如愿出版，这让高长虹很气恼，国民党不出版是因为我揭了他们短，共产党为何也不出版？有关方面回答说，怕影响与国民党的关系。高长虹又写出了一部揭露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什么是德国的法西斯蒂》，因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亦未获准出版。据说高长虹还因为这事去找过毛泽东辩论。
刚到延安时，“鲁艺”院长周扬请高长虹去“鲁艺”给学生作报告，会前还张贴了海报。报告会由周扬亲自主持。周扬介绍说，高长虹先生是著名作家，狂飙社领袖，从欧洲回国参加抗战，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从重庆步行到延安。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令学生们大失所望的是，高长虹只说了两句话：“艺术就是起义！艺术就是暴动！”并边喊口号边举起右手。弄得周扬目瞪口呆。周扬请他多谈点，他将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便不吭声了。周扬只好带头鼓掌，陪他走出了会场。
高长虹的这一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当时的很多人无法理解，也让后来人众说纷纭。有人说高长虹那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有人说高长虹是在故弄玄虚，也有人说高长虹是意简言赅，高度地概括了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只是表达得有些突凸。高长虹的身体内隐藏着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具有超强的现实感悟能力，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因此，他常常会不顾利害得失我行我素，他的不少言行用常理、逻辑无法解释。无疑，回国之后的高长虹已经经常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了。 【人间奇才不知所踪】
1946年2月，高长虹从延安出发，徒步走向东北。他拿着一张陕甘宁边区的介绍信，走到哪，吃到哪，睡到哪，跋涉两个多月到达山西兴县。他谢绝了在这里工作的老朋友张稼夫的挽留，执意去东北研究经济、开矿。张稼夫给高长虹送了一匹马，一些零钱，让高长虹减少了不少的辛劳。高长虹在张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期间，他在此地一个业余出版团体出版了他此生最后一本书《延安集》，收入他在延安公开发表的7首诗和墙报上发表的3首诗。1946年6月，重庆《诗歌月刊》发表了高长虹此生最后一件公开见诸报刊的作品，从此，读者再也没有从报刊上读过他的作品了。
1946年秋天，高长虹到达哈尔滨。他找到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共东北局文委负责人舒群，要求到经济部门工作，最好是去开采金矿。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说，高长虹早已疯了，舒群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高长虹享受东北“文协”驻会作家待遇——也就是吃小灶，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编写那部已经弄丢了的字典。
1948年11月，高长虹随东北局迁往沈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出有人监视，也不通知他参加文化活动了，待遇也改为吃中灶了（县团级标准）。据在延安时帮助过高长虹的诗人侯唯动回忆，1953年春，侯唯动来到沈阳工作，在东北局招待所遇到了高长虹，与他同住一年时间。侯唯动目睹了招待所工作人员对高长虹的粗暴无礼，并出手相助。当时，高长虹正在编一本文法书，桌上满是外文书籍和资料。高长虹原来的英语水平就相当高，出国之后又学习了日文、德文、法文等外文，可谓奇才，人们常常听见他在叽哩瓜拉地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以为他是疯病犯了，谁知他是在用外文背诵作品。高长虹告诉侯唯动，他特别想出去工作，给北京的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可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音。
侯唯动调走后，高长虹的情况便无人知晓了。据说1965年的时候，全国总工会组织作家到东北参观，与高长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孔罗荪等人，在辽宁省文联的食堂看到过高长虹，但谁也没有上去与他打一个招呼。以后经历过什么，死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知晓了。
高长虹是一个奇才，怪才，一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眼光，也曾经有过让世人赞叹不已的辉煌，但最后却命运多舛，结局凄惨。他长期被当作一个反动文人对待，乃至殃及家人。高长虹的侄孙高林祖在《高长虹诞辰百年祭》中说：高长虹的儿子高曙和他均因是反动文人的后代被看管起来，开始的三个月内严刑拷打，现场批斗。指头来粗的绿麻头索子将你的曙儿捆住，鸭凫水式吊起来，一次又一次……”
高長虹的不少亲人认为，高长虹冤案的罪魁祸首，包括高家后人的不幸遭遇都拜“两注”所赐。所谓“两注”是指《鲁迅全集》1956年版《奔月》注8将高长虹定性为：“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者……”；鲁迅全集》1981年版在书信编号为261229的《致韦素园》的注5中说，高长虹在短诗《给——》中“自比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两注”中的后一注其实无伤大雅，只是不够严谨，此说法不失为多种解释中的一种。
高长虹的悲惨命运，有其自己性格的原因——他太好强、太独特、太不计后果，也有社会的原因——比他表现积极的知识人尚且不能幸免灾难，何况他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一个文学青年的“狂飙运动”】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出身于山西盂县书香门第。高长虹的成长过程中，恰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国文和英语，上小学时便得到过县知事嘉奖，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时，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得罪校方，被迫离开学校，开始闯荡江湖。他先是去北京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于1918年之后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五年，这期间，他定下了用文学创造历史的宏大志向。
高长虹年幼时，十分喜欢自己的表姐，曾希望与表姐结秦晋之好。可他的婚姻由不得他作主，父母早已为他物色了结婚对象——一个缠足且不识字的女孩。尽管高长虹很失望，但他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无法违抗父母之命，不得不与这个他不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高长虹一辈子的遗憾——他性格越来越孤僻和怪异，或许与他的婚姻不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婚后的生活平淡也很平静，他曾试图让妻子识字，最终却功败垂成。妻子为他生下了四个儿女，养活成人的只有儿子高曙。1925年底，高长虹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提出与妻子离婚。妻子没有答应，但同意给高长虹自由。自此一别，高再没回过老家。
1921年初，高长虹离开家乡来到太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这期间，高长虹的阅读兴趣从中国文化转向西方文化，阅读了大量文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著作，喜欢法、英、德、俄文学名著，也喜欢进化论、相对论和《资本论》。高长虹的一生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尼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思想影响，有激进的冲动，亦有冷静的坚持。他既不完全认同“三民主义”，觉得不管用，也对唯物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无法理解。他比较偏向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自由平等思想，正好符合他的愿望。这是高长虹思想成型的时期，以后不管他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其基本观点从未改变。
1922年5月，高长虹的小说处女作《红叶》，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发表。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高歌（高长虹弟弟）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高长虹对“狂飙运动”的定义是：团结进步青年，利用文学手段，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一滴泉水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不久，高长虹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后弟弟高歌从山西来到北京，兄弟俩共同开始了他们的“狂飙”事业。
11月，周刊出刊后，文学界通过高长虹的文章和他编辑的副刊，看到他的才气与能力，得到了当时文坛不少名家的注意和欣赏。在高长虹的带领下，“狂飙运动”进入高潮时期，许多文学青年纷纷加入进来，他们写文章、出刊物、演戏剧，在北京城弄得轰轰烈烈。高长虹的名字成为那段时间中国文坛的热门词汇，他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一样，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
1925年3月底，出刊17期的《狂飙》周刊，因为内部矛盾等原因被迫停刊。“狂飙运动”高潮迭起之时突遇不测，让高长虹十分痛苦。然而，他是个不会言败的人，他开始反思并决心东山再起。正当高长虹的事业陷入低潮时，鲁迅正在筹办《莽原》，需要有经验的人手，对高长虹及“狂飙运动”，鲁迅也是知道的，还曾经寄译诗给《狂飙》周刊作为支持。但鲁迅对高长虹并不十分了解，他们有共同之处——对黑暗的诅咒和强权的痛恨，但鲁迅对高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赞同。3月22日，《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邀请包括高长虹在内的四个人喝酒，敲定了《莽原》出刊的相关事宜。《莽原》编辑是鲁迅，可出力最多的还是高长虹，高、鲁决裂九年之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还说《莽原》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的文章，或热情奔放、一泻千里，或思维怪异、思想深邃，既有诗人的浪漫想象，也有学者的严肃论述，还有哲人的高深莫测和复杂多面。他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位奇人。
【一场影响深远的论争】
随着《莽原》的创办，高长虹与鲁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融洽。在高、鲁合作的七个月时间，高长虹到鲁迅寓所去过50多次，他们一起喝酒、饮茶、聊天、谈工作。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周作人、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尤其是北师大学潮发生之后，高长虹完全站在鲁迅的立场，不少人将鲁迅与高长虹称之为这场思想革命的“主帅”与“副帅”。据陈学昭回忆，她在鲁迅家里第一次见到高长虹时，见其头发式样、走路姿势、说话神气，都像极了鲁迅，可见“主帅”与“副帅”之融洽。
可惜，两人的“蜜月期”仅维持了七个月，决裂的导火索是一次“退稿事件”。《莽原》因为内部矛盾改组，韦素园担任《莽原》编辑后，发表原狂飙社同仁的稿件便越来越少了，其中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和高歌的一部小说约定要刊发的，可一拖再拖，最后将高歌的小说以稿挤为由退掉了。甚至高长虹按鲁迅要求写作的批评郭沫若等人的两篇稿件也不被刊用，高问鲁，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作为《莽原》的重要成员，高长虹多期杂志没有收到。 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對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帮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
其实，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满并非仅仅是鲁迅拉安徽帮入伙，也并非仅仅因为退稿事件，一年多前，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以权威献人”后，高长虹便对鲁迅很有意见了。所谓韦素园“以权威献人”，缘于一则将鲁迅称之为“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广告。1925年8月5日，新创刊的《民报副刊》刊登启事：称副刊将特约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等为其撰稿。高长虹对“思想界之权威者”十分反感，认为是编辑韦素园“以权势献人”。为此，他曾经亲自向鲁迅表达了他对“思想界之权威者”观点的不认同，可鲁迅却告诉他，思想权威之说，在国外是很普遍的。由此，高长虹认为当时的鲁迅已非昔日之鲁迅，他已被感情、地位、虚荣心所腐蚀，默默接受了“思想界权威”的桂冠。高长虹甚至认为：如果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运动，非得要青年人来做不可，鲁迅所要的不过是“思想界权威者”的虚名。
其实，鲁迅和高长虹都是尼采的崇拜者，相信超常的力量方能改变中国现状。他们对中国现实、文坛现状、思想思潮的看法有不少相同之处，高长虹的杂文文风也神似鲁迅——尖刻、冷峻、不留情面。甚至生活上，他们也有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受父母之命“赋闲”在家的妻子。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走到了一起。当然，高长虹也有不同于鲁迅的地方，一个是他的浪漫主义情节，幻想美好的爱情和轰轰烈烈的成功。二是容易冲动，缺乏理性和节制。这些性格导致了他与鲁迅的决裂，也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起初，鲁迅以为高长虹的发难，是为了与韦素园争夺《莽原》的领导权及“好出风头”，他认为高有点无理取闹，对指责没有公开回应，但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还是有所提及，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是不愿意奉陪了。”鲁迅是明显站在韦素园这边的，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认为，韦不给高寄《莽原》杂志也不算什么大错。直到1926年11月21日，《狂飙》周刊上发表高长虹的爱情诗《给——》之后，鲁迅才认为高长虹所做的一切都是冲他来的。《给——》诗言：“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呵，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韦素园写信给鲁迅，说北京文艺圈都在议论高长虹的那首诗，说高写这首诗是为了一个女人。太阳是高，黑夜是鲁，而月亮则是许广平，这才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这样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鲁迅无疑是相信了末一说的，否则不会委托弟弟周健人和日本朋友川岛对其进行调查。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上可以看出，鲁迅还是认为高长虹的《给——》是写给许广平的，只不过是在害单相思罢了。鲁迅在《新的世故》中亦讽刺过高长虹：“病眼盖在肝，‘以其好吃醋也’。”（鲁迅文中“景宋”即许广平）
那么，高长虹与许广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据高长虹自己说，他与许广平只是卖文稿的关系，许广平读过高长虹的一些文章，比较欣赏，高的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后，许广平写信给高长虹购买此书，因此他们便有了联系，通了八九封信。后来，高长虹听说许广平正在与鲁迅恋爱，便主动断绝了与许的联系。不少高长虹研究者都认为，高长虹这首诗是写给石评梅的（据说高一直爱同乡女作家石评梅，可惜石早就心属革命文人高君宇，乃至高君宇去世之后也无法接受高长虹，让他心生苦闷），也有研究者认为，这首爱情诗只是一种泛泛的感情抒发，并不是写给哪个具体对象的。高长虹是否对许广平有爱意，许广平对高长虹除了欣赏其文章之外，是否存在好感，由于双方来往的信件没有保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但高长虹与鲁迅论战中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但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似乎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高长虹所说的生活上的让步，让人浮想联翩。
声言“决不向青年还手”的鲁迅出手了，一口气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对高长虹加以讨伐。高长虹是不言失败的人，面对强大的鲁迅他一点也不示弱，一直在报刊发文与鲁迅公开论战。高长虹坚持认为鲁迅心胸狭窄、不讲信用，已经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阴暗之间了。鲁迅则将高长虹比作阴险小人，接近自己是想当盟主、做权威……鲁迅针对高长虹写了一篇题为《奔月》的小说，用一个叫“蓬蒙”的卑鄙小人对高长虹大加影射。这期间，两人明里暗里相互指责、讽刺的文章各达四五十篇之多。
论战双方都有过激言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高长虹落败了，败得一塌糊涂。
【一颗游荡于现实外的灵魂】
高长虹在与鲁迅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后，对于文学已心灰意冷，他决定出国学习经济，用发展经济救国。这个决定并非头脑发热或者纯粹的逃避，这是他性格使然，也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他特别想了解欧美的科学实验室、工厂、现代艺术，也对经济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曙》中说：“我觉得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图画、音乐倒更适合我，所以我必须赶早出国。”文学不过是高长虹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他一直有一个振兴国家的宏图大志，也特别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他在《睡觉之前》中说：“我希望有一个尼采、托尔斯泰、拿破仑综合的人。” 1930年春天，高长虹利用好不容易筹得的一点路费东渡日本。经济一直是制约高长虹才能发挥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开展狂飙运动、办刊物、办书店、演戏剧，都因资金问题或半途而废，或无法开启。之所以选择先来日本，主要原因还是经费不足。来东京时，他仅带了一口小箱子，里面除一部手摇电唱机和几盘唱片外，就只有几件旧衣服。
高长虹到日本后靠朋友救济生活，连住宿费都无钱支付，一日的生活费仅5日元。后得到了狂飙运动成员张磐石的帮助，张磐石是高长虹的崇拜者，在高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因山西当局通缉才逃至日本，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当高长虹食不果腹时，是张磐石伸出了援手。
高长虹在日本的两年时间，以研究苏联经济为重点。此外，他还研究行为学，编写汉语字典。他希望通过编字典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认为一部好的字典，会有相当不错的销路且可以成为畅销书，版税便会源源不断。张磐石对他这个想法不予认可，费时费力，条件也不充分，不是几个月能够见效的，劝他还是继续创作。
1931年底，高长虹离开东京来到德国。据说此行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高长虹在日本时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的成就十分赞赏。高长虹在欧洲的行踪国内很少人知，他自己也几乎不与国内联系。只知道他在法国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鹿特丹、海牙、阿姆斯特丹之间奔走，发动爱国华侨为中国的抗日出力。高长虹在海外近9年，国内除了1930年8月10日《山西日报》上发表的《普罗列托利亚诗歌之一》外，未见过他的任何文字。
1933年德国《出版消息》中的文章《长虹在柏林》披露：高长虹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间极狭小的房间内，且自炊于此书斋兼卧室内。差不多每天午后都得在普鲁士邦大图书馆内的东方部翻阅中文的书籍。有时也在杂志部见他读英文的刊物。有朋友讲他想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说要到汉堡的海员队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贵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罢，不然为何他的这些计划都未实现。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费的来源了。此文作者是位经营小生意的华侨，后来得到了替一家中国饭店掮广告牌的事，每月还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他的薪俸给高长虹了。高长虹则教他中文和英文，他们在异国他乡成为患难之交。
在柏林期间，高长虹与德国女作家西格斯过从甚密，他们不仅是革命作家，且都是30多岁的青年人，有不少共同语言。1940年6月，高长虹在《书和前进》的文章中，還谈到了当年他与西格斯在一起时，就美国女作家某一作品的畅销与否进行了探讨的情形。高长虹离开柏林后曾去过荷兰和瑞士，不久也来到了巴黎，他与隐居在巴黎的西格斯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高长虹在欧洲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得到友人的一些资助外，全靠稿费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还得依靠欧洲文学界的朋友帮助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然后拿去发表。高长虹作品的德文译者就是安娜·西格斯。
1938年夏天，高长虹回到香港。他回国的目的是抗日和救国。刚回到香港，已经身无分文的高长虹在码头巧遇潘汉年，潘为他安排了住宿，并问他回国后的打算，高说他在欧洲研究的是经济，想到西北开矿，潘对他这个计划颇为惊讶，劝他改弦易辙。后高又遇到茅盾、戴望舒等朋友，也是谈他准备开矿的设想。朋友们都认为他的设想不切实际，希望他重操旧业，用自己熟悉的文学支持抗战。武汉失守后，高长虹来到重庆，曾试图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他去西北开矿，走实业救国之路。其结果可想而知。
高长虹只好重操旧业，写诗，写杂文、政论，也写经济论文，用笔作武器，为强国救国鼓与呼。在国统区的两三年时间，他发表了10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章，还参加了文艺界的很多重要抗日宣传活动，编辑《大江日报》副刊，培养文学青年，高长虹成为重庆十分活跃的文艺家。高长虹觉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不积极，于是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书稿分析“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为了能够将这部书稿公开出版，高长虹决定投奔老乡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他于1941年4月从重庆出发，提着手提箱和书稿步行两个多月，于6月下旬到达西安，然后继续步行，于9月初到达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秋林镇。然而，第二战区亦让高长虹失望，书稿不能出版。高长虹于是找人油印了100多份散发。司令部虽然十分恼火，但碍于高长虹是名人，也不敢将他怎么样。
1941年11月初，高长虹到达延安。高长虹的到来，受到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周扬等高层人物的欢迎，吃的是小灶，住的是独窑。来延安两个月，组织便安排高长虹为延安“文协”第三次筹委会副主任，可高长虹坚决不受。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高长虹收到了毛泽东与凯丰亲笔签名的请柬，但他以我是研究经济的为由推辞了——他也是发过参会请柬而不出席座谈会的唯一作家。在延安，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也不能如愿出版，这让高长虹很气恼，国民党不出版是因为我揭了他们短，共产党为何也不出版？有关方面回答说，怕影响与国民党的关系。高长虹又写出了一部揭露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什么是德国的法西斯蒂》，因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亦未获准出版。据说高长虹还因为这事去找过毛泽东辩论。
刚到延安时，“鲁艺”院长周扬请高长虹去“鲁艺”给学生作报告，会前还张贴了海报。报告会由周扬亲自主持。周扬介绍说，高长虹先生是著名作家，狂飙社领袖，从欧洲回国参加抗战，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从重庆步行到延安。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令学生们大失所望的是，高长虹只说了两句话：“艺术就是起义！艺术就是暴动！”并边喊口号边举起右手。弄得周扬目瞪口呆。周扬请他多谈点，他将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便不吭声了。周扬只好带头鼓掌，陪他走出了会场。
高长虹的这一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当时的很多人无法理解，也让后来人众说纷纭。有人说高长虹那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有人说高长虹是在故弄玄虚，也有人说高长虹是意简言赅，高度地概括了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只是表达得有些突凸。高长虹的身体内隐藏着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具有超强的现实感悟能力，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因此，他常常会不顾利害得失我行我素，他的不少言行用常理、逻辑无法解释。无疑，回国之后的高长虹已经经常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了。 【人间奇才不知所踪】
1946年2月，高长虹从延安出发，徒步走向东北。他拿着一张陕甘宁边区的介绍信，走到哪，吃到哪，睡到哪，跋涉两个多月到达山西兴县。他谢绝了在这里工作的老朋友张稼夫的挽留，执意去东北研究经济、开矿。张稼夫给高长虹送了一匹马，一些零钱，让高长虹减少了不少的辛劳。高长虹在张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期间，他在此地一个业余出版团体出版了他此生最后一本书《延安集》，收入他在延安公开发表的7首诗和墙报上发表的3首诗。1946年6月，重庆《诗歌月刊》发表了高长虹此生最后一件公开见诸报刊的作品，从此，读者再也没有从报刊上读过他的作品了。
1946年秋天，高长虹到达哈尔滨。他找到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共东北局文委负责人舒群，要求到经济部门工作，最好是去开采金矿。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说，高长虹早已疯了，舒群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高长虹享受东北“文协”驻会作家待遇——也就是吃小灶，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编写那部已经弄丢了的字典。
1948年11月，高长虹随东北局迁往沈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出有人监视，也不通知他参加文化活动了，待遇也改为吃中灶了（县团级标准）。据在延安时帮助过高长虹的诗人侯唯动回忆，1953年春，侯唯动来到沈阳工作，在东北局招待所遇到了高长虹，与他同住一年时间。侯唯动目睹了招待所工作人员对高长虹的粗暴无礼，并出手相助。当时，高长虹正在编一本文法书，桌上满是外文书籍和资料。高长虹原来的英语水平就相当高，出国之后又学习了日文、德文、法文等外文，可谓奇才，人们常常听见他在叽哩瓜拉地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以为他是疯病犯了，谁知他是在用外文背诵作品。高长虹告诉侯唯动，他特别想出去工作，给北京的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可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音。
侯唯动调走后，高长虹的情况便无人知晓了。据说1965年的时候，全国总工会组织作家到东北参观，与高长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孔罗荪等人，在辽宁省文联的食堂看到过高长虹，但谁也没有上去与他打一个招呼。以后经历过什么，死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知晓了。
高长虹是一个奇才，怪才，一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眼光，也曾经有过让世人赞叹不已的辉煌，但最后却命运多舛，结局凄惨。他长期被当作一个反动文人对待，乃至殃及家人。高长虹的侄孙高林祖在《高长虹诞辰百年祭》中说：高长虹的儿子高曙和他均因是反动文人的后代被看管起来，开始的三个月内严刑拷打，现场批斗。指头来粗的绿麻头索子将你的曙儿捆住，鸭凫水式吊起来，一次又一次……”
高長虹的不少亲人认为，高长虹冤案的罪魁祸首，包括高家后人的不幸遭遇都拜“两注”所赐。所谓“两注”是指《鲁迅全集》1956年版《奔月》注8将高长虹定性为：“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者……”；鲁迅全集》1981年版在书信编号为261229的《致韦素园》的注5中说，高长虹在短诗《给——》中“自比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两注”中的后一注其实无伤大雅，只是不够严谨，此说法不失为多种解释中的一种。
高长虹的悲惨命运，有其自己性格的原因——他太好强、太独特、太不计后果，也有社会的原因——比他表现积极的知识人尚且不能幸免灾难，何况他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