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在瓦砾堆中，刘小东正在画当地的拆迁工人，他疯狂地画，把“拍片”这件事晾在一边。有时候，刘小东兀自在那儿画着，任由贾樟柯随意地拍。有天正拍着，突然“轰”的一声，一栋楼塌了下来，拆楼工人被埋在里面，没再站起来。

溜在社会边上管闲事

　　挺着啤酒肚的男人，酒桌上慵懒的人群，在长11米、高1.5米的巨幅画里神情涣散。此次影像展也沿用了这幅画的名字：“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叹一口气，“社会变胖的速度比人还快。”
　　2006年，刘小东曾回故乡辽宁金城写生，画曾经的小伙伴，画台球厅闲着的女郎、田埂上研究X光片的男子、废弃飞机边的牌局，故乡在他的画布上有了温度。然而短短4年，小镇金城变得太快，彼时的平楼被拆个精光。影展最后一张照片，是刘小东站在自家门前画画时照的，那栋房子，如今也已灰飞烟灭。朋友们却照旧各奔东西，明明快到退休的年纪，稳定的生活仍好似远在天边。
　　“不仅仅是焦虑，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刘小东说，那么大片的耕地变成楼房，那么多自然村落变成新农村，这个社会的转型、大发展带来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都会变成没有故乡的城里人，每个人拼命地往前奔，退路却被斩掉了。原来也许还有一个温情的小镇、一片田野让你去瞎奔，去抒怀，但是现在，都变成一片楼房和城市，你可能只能去卡拉OK抒怀了。

　　一触及此，他的声音立刻急促起来，“我们都会变成没有故乡的城里人，每个人拼命地往前奔，退路却被斩掉了。原来也许还有一个温情的小镇、一片田野让你去瞎奔，去抒怀，但是现在，都变成一片楼房和城市，你可能只能去卡拉OK抒怀了。”
　　同时，一些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发生，社会快速发展也带来人性的变化。“我改变不了现状，但可以凝视这种变化，去捅开这种异化和变态、臃肿的东西。”作为艺术家，刘小东自嘲，他总是怨天尤人、自作多情，为这些事情忧虑，创作也都围绕这些主题，“毕竟不是社会实践的真正参与者，还是溜在边上的人，没事儿干的人，精神上管闲事的人。”
　　陈丹青说他生猛，阿城说他鲜活，他全盘接受。“我可以说是老愤青吧”，刘小东笑。他曾说，画画时常怀怨恨。这些年来，从成名作《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到后来去新疆和田、青海等地完成各种绘画项目，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曾从他的画布上挪开。
　　第一次到重庆奉节是在2002年，彼时为了建三峡大坝，那里河流已经断流，剩下拆迁后的废墟。当天天色已晚，满目的疮痍让他心里一震—“画下来”，他想，可是，怎么画？回北京后，有天路过工地，他看到两个人抬着沉重的钢筋从沙尘暴里走过，“像一根绳上的蚂蚱”。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人的命运。把工地场景和三峡的背景融到一起，第一张《三峡大移民》就这样跳脱了出来。
　　此后，他不停地画，试图给这个社会提醒点什么。
　　在金城，他画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一群人。组画里，自己最满意的那张《肋骨弯了》，两个男人在田埂上旁若无人地审视自己的身体，“被遗忘的气息”。
　　在青海，他画戈壁滩上吐着浓烟的化工厂，画青藏铁路，画牵马走过的牧民。
　　在和田，他画不停挖玉的老少人群，千疮百孔的河道。
　　刘小东说自己痛恨旅行，但为了画画，这些年马不停蹄地走了很多地方。从北京走到三峡，走到故乡，又走出中国。这次30年影像展搭配展出了5幅画作，其中有一幅就是2008年的罗马写生，10米宽、2.5米高的画布上，尽是一群人倚坐餐桌兴致盎然吃饭的情景，题目是：“吃完了再说”。他说，这是一个隐喻，我们做什么事都不管未来，眼睛只盯着现下，一切吃完了再说。但如果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子孙后代，以后的他们怎么办？“有的事情吃前就要解决，画里有这样一些焦虑和忧患。”
　　“我就是精神上管闲事，溜着边儿，说点不阴不阳的话。能做什么呢？”刘小东重复这句话，垂下眼睑，停顿了好一阵。
　　现实在刘小东那里变得沉重，但他也不是沉重到不可接近。
　　30年影像展里，喻红始终是最醒目的主角。沙滩上的女孩，成了妻子、母亲，30年后依旧窈窕美丽。刘小东没有把对社会的愤怒带入生活，按他自己的说法，“艺术上该亮见识就得亮，在生活中倒是挺随和的。”30年来，他画画、教书，没离婚，有老婆有孩子，日子看似波澜不惊倒也平稳幸福。他说，家庭对他的意义，跟艺术是一样的。
　　回头看这30年，刘小东觉得，只要过去了的在记忆里就都是好的，都值得怀念。“我是个悲观的人”，他补充道，人总归一死，最后无声无息还给了当初的虚无。悲观来自于这个社会，而正因为悲观，才会珍视一些事情，这点让他感激，“你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