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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庭美奈子是日本现代女作家重要代表之一，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女性文学史乃至日本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1968年大庭凭借《三只蟹》同时获得芥川奖和群像新人奖，此后笔耕不辍，作品包揽了日本众多文学奖项，备受瞩目和好评。大庭众多美国体验和背景中的三部作品——《青色落叶》《破烂博物馆》《海上飘摇的丝线》，以其主人公都是漂泊、流亡、游荡在美国的异乡人为共同点，以他者体验、流亡体验、孤独体验为切入点。探究大庭的美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体验又是如何影响大庭本人，进而反映到她的文本创作中的，需引起学界的关注。
关键词：大庭美奈子;美国体验;他者;流亡;孤独体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项目“大庭美奈子的美国体验与文学创作”（YJSCX2019-073）研究成果。
一、大庭与大庭的美国体验
大庭美奈子生于1930年，是日本“内向一代”的代表作家，在那个时代中，即使家庭条件优越，也难以在战火中逃脱军国主义制度的摆布。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父亲是海军军医，所以刚上小学的大庭就不得不四处转学，截止到初中毕业，她就转过十多次学。1944年，大庭转学到广岛县贺茂高等女子学校，《学生动员令》颁布后，该学校不得不改为被服厂，学校里的女学生每天必须工作11个小时。也正因如此，1945年8月，大庭亲眼目睹了在广岛空中爆炸的那朵“蘑菇云”。这些体验对她的心灵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曾在多部作品中描写战争的惨状，表达对战争的痛恶，并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地狱的配膳》中有一段记述是大庭作为救援人员照顾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真实回忆：“地板上受害者被随处丢弃，他们紧紧挨在一起，这样的场面似乎是这世上从未有过的。他们的睫毛、头发被烧光，身上被烧得皮开肉绽凹陷下去的烧伤处有无数的苍蝇和蛆在蠕动，在这里任谁也区分不开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全身裹着屎尿的人们连话也说不出来，不时发出不明所以的嚎叫声。……我想收容在此地的患者可能都会丧生，而我们就如同在地狱之中为他们送饭的使者。……十四岁的夏天我无法言语，那个夏天的记忆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一生。”[1]
1955年以“婚后继续写作”为条件嫁给了大庭利雄。1959年战后经济复苏，因丈夫工作需要全家人移居到美国阿拉斯加锡特卡。这里面积巨大，该州地处中高纬度地区，气候环境恶劣，人烟稀少，是美国最地广人稀的州。阿拉斯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鱼类资源、森林资源、石油资源。阿拉斯加被称为美国最后的“处女地”，当时那里尚未被广泛开发，虽然气候条件恶劣但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风貌和自然景观以及当地的人文特色。最原始的山川、湖泊、动植物都与大庭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并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随即迎来了民主与文明之间的相互激荡。黑人民权、女权主义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些质疑现代工业文明、反对主流文化以及世界各地不同政见持有者纷纷来到美国。在多种文化冲击下，居住十一年的美国体验沉淀，对大庭的人生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基石。
二、多重的他者体验——以《青色落叶》为中心
《青色落叶》由上篇《没有构图的画》、中篇《彩虹与浮桥》、下篇《跳蚤市场》三部短篇小说构成，主要描述了日本女人左喜因为在日本恋爱受挫，想要来到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开启自由之旅。但现实打破了她一切的幻想，作为一个亚洲女人，在以白色人种为主流文化的美国，遭遇了白人的歧视和欺辱。左喜也曾放荡不羁，不愿意接受父权制社会的审判和被注定的命运，企图通过“性自由”来摆脱自身的“他者”①身份，却反而越陷越深。最后她选择和在美日本人岳结婚，后又遭到男性压迫导致无法怀孕，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因此，左喜是一个少数族裔在异国遭遇了多重“他者”对待却无力反抗的女性。
（一）少数族裔的“他者”之旅
在上篇，左喜初次遇见的白人男性鲍曼是一名工艺教师，以关怀之名背着妻子与学生左喜偷情。然而在他眼里，左喜只不过是满足他追求异国情趣的发泄物。在与左喜约会时，他会把她想象成自己有着微黑皮肤的妻子，幻想着左喜可以作为自己一直饲养的动物。鲍曼还曾多次提及与东方女人睡觉有一种莫名的征服感。后来，鲍曼与妻子离婚后向左喜求婚，他幻想着左喜作为日本女性能够每天穿着和服，以自己为中心满足他对美好妻子的向往。达尼埃尔是一名白人美术生，与鲍曼略有不同，他性情古怪，在绘画方面有一定的建树，经常用言语贬低左喜，左喜也会用言语反击回去。左喜的反击挫伤了达尼埃尔的自尊心，所以他称左喜天生就是个淫荡的女人，并用污言秽语来羞辱左喜，从而达到自身的心理平衡。
西蒙是鲍曼的助手，因来自富裕的法国，便轻易获得了美国永久居住权。她对待左喜并不友好，总是想方设法欺负左喜。左喜心有不甘，却不敢与之正面交锋。有一次，西蒙想染头发，左喜强烈希望她染黑发，好让西蒙看起来像是一个混血儿。黛比是白人女馆长同时也是左喜参加夏季讲座时的室友，她看不起左喜这个东方国家的女性，嘲笑她的私生活，经常与别人议论并贬低左喜，使左喜喘不过气来。“最近，左喜患上了黛比恐惧症，一旦在房间里就会感到莫名的不安慌张，除了回到房间之外，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更多。”[2]108
大庭在《鱼之泪》里有一段独白，大致内容是：结婚十年来，我总是说些没意义的话，装扮着好太太的模样。我讨厌装模作样。这表明作者也同左喜一样，无法做自己，从而内心感到压抑、焦虑[3]。
（二）作为女性的“他者”之旅
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左喜和岳，最后虽然选择结婚，然而两人想法经常出现分歧，两人的婚后生活过得并不幸福。他对妻子左喜没有耐心，他喜欢钓鱼，左喜就要全力配合、听从安排。由此可见，即使女性革命使得人们有了言论自由，日本女性却始终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女性总会无意识服从男性决定。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对等，打破男权社会独占鳌头之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结婚第七年，左喜有了回国的想法，但在日本遭到冷遇的岳早已心灰意冷，岳曾说：“即使回日本，那里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所以他让左喜参加夏季讲座后再决定是否回日本。这一期间，左喜遇到了与自己境遇相同的少数族裔男性奇蔻并与之交往，但左喜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不愿意接受事实，故拒绝了同奇蔻一起回国的邀请。最后，左喜想通过怀孕生子的方式挽回岳，却意外流产。在这期间，女护士萨利勾引岳，左喜对此心知肚明，但不敢捅破。
少数族裔的身份致使流落在外的异乡人生活艰难，往往是饱受歧视还要忍气吞声、不敢反抗。而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重身份的左喜，无疑為自己增添了更深层次的负担。一次，在与山本座谈时，大庭也曾提到自己的无奈，即使回国，日本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即便他们遭受不公平对待，也不愿回国，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或许正因大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引起异乡人共鸣的故事。
（三）文化上的“他者”之旅
“岳大致看惯了嘲笑美国异邦人的不负责任、美国人对待外国人的警惕、对外国人的刁难和他们心底的无视。之后的四、五年他用暗浑般的鱼眼观察美国人。他的情感从不外露，走路也不发出声音，说话轻声细语不特意迎合美国人，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对注意到的事不屑一顾还能摆出谦卑讨巧的样子。”[2]77岳渐渐熟悉了美国“为人处世”之道，在这样的主流文化影响下，他丢掉了日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表现得不动声色。左喜和岳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对于故国却从未有过执念和向往。左喜曾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漂泊。身处异乡的他们丢掉了祖国赋予的一切，慢慢接受了外来文化，并逐渐深入骨髓，文化之根在他们心中或许早已不复存在。“生在东国，长在东国的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每有闲暇之时就想去关西住上一段时间。为了追寻那错综复杂的日本之根，一定要去千年古城之地生活。”[4]即便大庭的文化素养极高，为了寻根也不得不另辟新径，重温故土。
波伏娃认为，他者作为一个次要者、相对者永远处于被异化、被塑造的位置上，深受男性的压迫和制约，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因为种族、性别、文化中心主义的存在，大庭或多或少也经历了左喜的遭遇。他们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和自由，想要寻找自我和身份构建来抵抗种族和文化霸权的压迫，但结果似乎不太理想。因而相对于亚洲男性而言，她们是不被主流群体所认同的种族的“他者”、性别的“他者”、更是文化的“他者”。
三、彷徨的流亡体验
——以《破烂博物馆》为中心
《破烂博物馆》中的三位亚洲女性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她们都有着自身不同的漂泊经历，由于机缘巧合流亡到美国阿拉斯加，在这片未被破坏的处女地上演绎着她们的故事。首先是俄罗斯女人玛利亚，因为战争，14岁的她从西伯利亚逃到“满洲”，从满洲再到上海，最后到达美国。她的逃亡历时半个世纪，跨越了半个地球，为了生存她做过女佣，待过马戏团，进过监狱，历经许多痛苦磨难，而后跟随第三任丈夫在美国定居，最后她幡然醒悟，选择离开这位名利兼得的丈夫，和几条狗一起生活。其次是被东京大学毕业的丈夫抛弃的阿亚，独自带着女儿住在娘家简陋的房子里，美国大兵看她可怜与她结婚并一起回到美国。她痛恨伪善的前夫，痛恨日本的一切，不让自己的女儿说日语，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满是鄙夷。最后是韩国女人李素英，她是一个十分漂亮且极有涵养的东方女性，她的母亲是朝鲜人，父亲是日本人，战后她的父亲抛弃她们回到了日本，她的母亲又与中国人结婚，后全家一起来到美国。家人包括丈夫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她，在丈夫去世后，一种莫名的自由感使她十分欣喜。其特殊的经历导致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使她盘旋在各国的边境线中迷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正如玛利亚所说：“我虽在俄国出生，但是因为我抛弃了俄国，也不住在俄国，所以并不认为俄国是我的国家。只不过那是一座令人怀念的、有母亲味道的遥远国度。但是作为孩子却未必一直深爱母亲。”[5]59“阿亚和我到头来都是流浪之人，无论去哪都没有安稳之地。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如果说我们也有责任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比普通人感受性丰富一些，被欺骗的事情还不多而已。仔细回想起来，我们无论去哪都会带着周围的恶意小心翼翼地生存下去。”[5]73阿亚说：“日本远比美国贫穷，且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国家，所以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我认为住在美国或许更加快乐。”[5]104阿亚对于回国这件事抱有迟疑。她嘲笑着那些对母国抱有执念的人，如果当世没有选择自己国家自由的话，至少能对自己的流浪之身感到无比自豪[5]104。阿亚和玛利亚同样受到了祖国的冷漠对待，但凡她们各自在祖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便不会选择背井离乡。她们受到了祖国有光明前途的“高等人”的迫害而出逃。她们未能为自己的遭遇要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抛弃了祖国。
素英说：“我现在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大概是丈夫死后我终于找回了自己。当然我并非被强制过这种生活。以前，每当别人就朝鲜和日本的事对我刨根问底的时候，我总会很烦躁，但现在如果问同样的问题我就当是在说别人的事，适当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倒不是什么爱国心，在这样的国家生存便养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5]215不论是在祖国或是所在国，女性都比男性更难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三位亚洲女性终其一生都流浪在异国，即便她们有了安身之所，但心灵上的归属感永远无法找到。水田宗子认为大庭小说中作为他者的流亡意识贯穿其作品的始终：“以《破烂博物馆》为主直至晚年的多部作品中，大庭刻画了流亡到阿拉斯加的各色人种，里面有他们背负着的民族文化、宗教、思想，他们的出生及他们各自异的人生体验。”[6]
四、异乡的孤独体验
——以《海上飘摇的丝线》为中心
《海上飘摇的丝线》是大庭1989年发表的一部力作，主要描述了一对日本老夫妇重回曾经生活过的的阿拉斯加，再见故友，往日的记忆逐渐在脑海中回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美国，并在这里扎根，对于故国失去执念，甚至有人至死也未归故国。这些流浪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互相拥抱取暖，守护彼此的情感。年轻时他们经历世间的洗礼，年老后他们不知魂归何处，只剩一对老年白人夫妇。他们在团体中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纵使生活过得幸福，但是心底总会有一丝忧伤无处安放，他们犹如海上飘摇的丝线一般，“任尔东南西北风”般游荡。作品内容平铺直叙、毫无波澜，但表面越是平静越能反映出主人公们内心的不安与落寞。 在《海上摇曳的丝线》之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隐喻，通过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渲染和铺垫，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荒凉的自然风貌紧紧相连。而这个全部由“逃亡者”寄居的阿拉斯加小镇，便是大庭与“世界性”友人相遇的舞台。作品中穿插着纷繁的记忆，旧友有的离开此地，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依然在这里。留在此地的人看着往日的景色，思念故友和逝去的人，同时慰藉未亡人的荒芜、孤寂心境。此外，大庭用大量的笔墨叙述这里的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遵循着自己的生存法则;而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也不曾干涉，仿佛在说，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下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条件下应该给予女性和自然界一片大展身手的天地[7]。
五、结语
川西政明曾对她有高度评价：大庭的出现使人感觉日本女性文学存在世界同时性之中。大庭的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她的文学思想和境界已经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至今仍大有裨益。独特的海外体验使其拥有全球视野，对在外漂泊的异乡人的描写深入细致。作为日本女性的大庭，在经济发达且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也同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经历了他者体验、流亡体验和内心孤独等体验。所以深入研究大庭的美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利于探索她的创作轨迹，从而进一步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加深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
注释：
①他者，西方后殖民理论中术语。“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系列研究中最具特色并作为中心范畴的是“本土”（native）与“他者”（the other）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本土和他者是相对的，它会随着参照物的不同而改变。
参考文献：
[1]大庭みな子.『野草の夢』[M].東京：講談社，1973：13-16.
[2]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1巻[M].東京：講談社，1990.
[3]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3巻[M].東京：講談社，1991：218.
[4]大庭みな子.『啼く鳥の』[M].東京：講談社，1985：392-393.
[5] 大庭みな子.『がらくた博物館』[M].東京：文藝春秋，1975.
[6]水田宗子.『大庭みな子 記憶の文学』[M].東京：平凡社，2013：11.
[7]田鳴.生命记忆的讲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王燕，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大庭美奈子;美国体验;他者;流亡;孤独体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项目“大庭美奈子的美国体验与文学创作”（YJSCX2019-073）研究成果。
一、大庭与大庭的美国体验
大庭美奈子生于1930年，是日本“内向一代”的代表作家，在那个时代中，即使家庭条件优越，也难以在战火中逃脱军国主义制度的摆布。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父亲是海军军医，所以刚上小学的大庭就不得不四处转学，截止到初中毕业，她就转过十多次学。1944年，大庭转学到广岛县贺茂高等女子学校，《学生动员令》颁布后，该学校不得不改为被服厂，学校里的女学生每天必须工作11个小时。也正因如此，1945年8月，大庭亲眼目睹了在广岛空中爆炸的那朵“蘑菇云”。这些体验对她的心灵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曾在多部作品中描写战争的惨状，表达对战争的痛恶，并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地狱的配膳》中有一段记述是大庭作为救援人员照顾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真实回忆：“地板上受害者被随处丢弃，他们紧紧挨在一起，这样的场面似乎是这世上从未有过的。他们的睫毛、头发被烧光，身上被烧得皮开肉绽凹陷下去的烧伤处有无数的苍蝇和蛆在蠕动，在这里任谁也区分不开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全身裹着屎尿的人们连话也说不出来，不时发出不明所以的嚎叫声。……我想收容在此地的患者可能都会丧生，而我们就如同在地狱之中为他们送饭的使者。……十四岁的夏天我无法言语，那个夏天的记忆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一生。”[1]
1955年以“婚后继续写作”为条件嫁给了大庭利雄。1959年战后经济复苏，因丈夫工作需要全家人移居到美国阿拉斯加锡特卡。这里面积巨大，该州地处中高纬度地区，气候环境恶劣，人烟稀少，是美国最地广人稀的州。阿拉斯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鱼类资源、森林资源、石油资源。阿拉斯加被称为美国最后的“处女地”，当时那里尚未被广泛开发，虽然气候条件恶劣但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风貌和自然景观以及当地的人文特色。最原始的山川、湖泊、动植物都与大庭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并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随即迎来了民主与文明之间的相互激荡。黑人民权、女权主义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些质疑现代工业文明、反对主流文化以及世界各地不同政见持有者纷纷来到美国。在多种文化冲击下，居住十一年的美国体验沉淀，对大庭的人生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基石。
二、多重的他者体验——以《青色落叶》为中心
《青色落叶》由上篇《没有构图的画》、中篇《彩虹与浮桥》、下篇《跳蚤市场》三部短篇小说构成，主要描述了日本女人左喜因为在日本恋爱受挫，想要来到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开启自由之旅。但现实打破了她一切的幻想，作为一个亚洲女人，在以白色人种为主流文化的美国，遭遇了白人的歧视和欺辱。左喜也曾放荡不羁，不愿意接受父权制社会的审判和被注定的命运，企图通过“性自由”来摆脱自身的“他者”①身份，却反而越陷越深。最后她选择和在美日本人岳结婚，后又遭到男性压迫导致无法怀孕，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因此，左喜是一个少数族裔在异国遭遇了多重“他者”对待却无力反抗的女性。
（一）少数族裔的“他者”之旅
在上篇，左喜初次遇见的白人男性鲍曼是一名工艺教师，以关怀之名背着妻子与学生左喜偷情。然而在他眼里，左喜只不过是满足他追求异国情趣的发泄物。在与左喜约会时，他会把她想象成自己有着微黑皮肤的妻子，幻想着左喜可以作为自己一直饲养的动物。鲍曼还曾多次提及与东方女人睡觉有一种莫名的征服感。后来，鲍曼与妻子离婚后向左喜求婚，他幻想着左喜作为日本女性能够每天穿着和服，以自己为中心满足他对美好妻子的向往。达尼埃尔是一名白人美术生，与鲍曼略有不同，他性情古怪，在绘画方面有一定的建树，经常用言语贬低左喜，左喜也会用言语反击回去。左喜的反击挫伤了达尼埃尔的自尊心，所以他称左喜天生就是个淫荡的女人，并用污言秽语来羞辱左喜，从而达到自身的心理平衡。
西蒙是鲍曼的助手，因来自富裕的法国，便轻易获得了美国永久居住权。她对待左喜并不友好，总是想方设法欺负左喜。左喜心有不甘，却不敢与之正面交锋。有一次，西蒙想染头发，左喜强烈希望她染黑发，好让西蒙看起来像是一个混血儿。黛比是白人女馆长同时也是左喜参加夏季讲座时的室友，她看不起左喜这个东方国家的女性，嘲笑她的私生活，经常与别人议论并贬低左喜，使左喜喘不过气来。“最近，左喜患上了黛比恐惧症，一旦在房间里就会感到莫名的不安慌张，除了回到房间之外，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更多。”[2]108
大庭在《鱼之泪》里有一段独白，大致内容是：结婚十年来，我总是说些没意义的话，装扮着好太太的模样。我讨厌装模作样。这表明作者也同左喜一样，无法做自己，从而内心感到压抑、焦虑[3]。
（二）作为女性的“他者”之旅
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左喜和岳，最后虽然选择结婚，然而两人想法经常出现分歧，两人的婚后生活过得并不幸福。他对妻子左喜没有耐心，他喜欢钓鱼，左喜就要全力配合、听从安排。由此可见，即使女性革命使得人们有了言论自由，日本女性却始终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女性总会无意识服从男性决定。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对等，打破男权社会独占鳌头之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结婚第七年，左喜有了回国的想法，但在日本遭到冷遇的岳早已心灰意冷，岳曾说：“即使回日本，那里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所以他让左喜参加夏季讲座后再决定是否回日本。这一期间，左喜遇到了与自己境遇相同的少数族裔男性奇蔻并与之交往，但左喜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不愿意接受事实，故拒绝了同奇蔻一起回国的邀请。最后，左喜想通过怀孕生子的方式挽回岳，却意外流产。在这期间，女护士萨利勾引岳，左喜对此心知肚明，但不敢捅破。
少数族裔的身份致使流落在外的异乡人生活艰难，往往是饱受歧视还要忍气吞声、不敢反抗。而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重身份的左喜，无疑為自己增添了更深层次的负担。一次，在与山本座谈时，大庭也曾提到自己的无奈，即使回国，日本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即便他们遭受不公平对待，也不愿回国，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或许正因大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引起异乡人共鸣的故事。
（三）文化上的“他者”之旅
“岳大致看惯了嘲笑美国异邦人的不负责任、美国人对待外国人的警惕、对外国人的刁难和他们心底的无视。之后的四、五年他用暗浑般的鱼眼观察美国人。他的情感从不外露，走路也不发出声音，说话轻声细语不特意迎合美国人，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对注意到的事不屑一顾还能摆出谦卑讨巧的样子。”[2]77岳渐渐熟悉了美国“为人处世”之道，在这样的主流文化影响下，他丢掉了日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表现得不动声色。左喜和岳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对于故国却从未有过执念和向往。左喜曾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漂泊。身处异乡的他们丢掉了祖国赋予的一切，慢慢接受了外来文化，并逐渐深入骨髓，文化之根在他们心中或许早已不复存在。“生在东国，长在东国的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每有闲暇之时就想去关西住上一段时间。为了追寻那错综复杂的日本之根，一定要去千年古城之地生活。”[4]即便大庭的文化素养极高，为了寻根也不得不另辟新径，重温故土。
波伏娃认为，他者作为一个次要者、相对者永远处于被异化、被塑造的位置上，深受男性的压迫和制约，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因为种族、性别、文化中心主义的存在，大庭或多或少也经历了左喜的遭遇。他们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和自由，想要寻找自我和身份构建来抵抗种族和文化霸权的压迫，但结果似乎不太理想。因而相对于亚洲男性而言，她们是不被主流群体所认同的种族的“他者”、性别的“他者”、更是文化的“他者”。
三、彷徨的流亡体验
——以《破烂博物馆》为中心
《破烂博物馆》中的三位亚洲女性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她们都有着自身不同的漂泊经历，由于机缘巧合流亡到美国阿拉斯加，在这片未被破坏的处女地上演绎着她们的故事。首先是俄罗斯女人玛利亚，因为战争，14岁的她从西伯利亚逃到“满洲”，从满洲再到上海，最后到达美国。她的逃亡历时半个世纪，跨越了半个地球，为了生存她做过女佣，待过马戏团，进过监狱，历经许多痛苦磨难，而后跟随第三任丈夫在美国定居，最后她幡然醒悟，选择离开这位名利兼得的丈夫，和几条狗一起生活。其次是被东京大学毕业的丈夫抛弃的阿亚，独自带着女儿住在娘家简陋的房子里，美国大兵看她可怜与她结婚并一起回到美国。她痛恨伪善的前夫，痛恨日本的一切，不让自己的女儿说日语，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满是鄙夷。最后是韩国女人李素英，她是一个十分漂亮且极有涵养的东方女性，她的母亲是朝鲜人，父亲是日本人，战后她的父亲抛弃她们回到了日本，她的母亲又与中国人结婚，后全家一起来到美国。家人包括丈夫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她，在丈夫去世后，一种莫名的自由感使她十分欣喜。其特殊的经历导致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使她盘旋在各国的边境线中迷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正如玛利亚所说：“我虽在俄国出生，但是因为我抛弃了俄国，也不住在俄国，所以并不认为俄国是我的国家。只不过那是一座令人怀念的、有母亲味道的遥远国度。但是作为孩子却未必一直深爱母亲。”[5]59“阿亚和我到头来都是流浪之人，无论去哪都没有安稳之地。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如果说我们也有责任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比普通人感受性丰富一些，被欺骗的事情还不多而已。仔细回想起来，我们无论去哪都会带着周围的恶意小心翼翼地生存下去。”[5]73阿亚说：“日本远比美国贫穷，且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国家，所以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我认为住在美国或许更加快乐。”[5]104阿亚对于回国这件事抱有迟疑。她嘲笑着那些对母国抱有执念的人，如果当世没有选择自己国家自由的话，至少能对自己的流浪之身感到无比自豪[5]104。阿亚和玛利亚同样受到了祖国的冷漠对待，但凡她们各自在祖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便不会选择背井离乡。她们受到了祖国有光明前途的“高等人”的迫害而出逃。她们未能为自己的遭遇要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抛弃了祖国。
素英说：“我现在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大概是丈夫死后我终于找回了自己。当然我并非被强制过这种生活。以前，每当别人就朝鲜和日本的事对我刨根问底的时候，我总会很烦躁，但现在如果问同样的问题我就当是在说别人的事，适当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倒不是什么爱国心，在这样的国家生存便养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5]215不论是在祖国或是所在国，女性都比男性更难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三位亚洲女性终其一生都流浪在异国，即便她们有了安身之所，但心灵上的归属感永远无法找到。水田宗子认为大庭小说中作为他者的流亡意识贯穿其作品的始终：“以《破烂博物馆》为主直至晚年的多部作品中，大庭刻画了流亡到阿拉斯加的各色人种，里面有他们背负着的民族文化、宗教、思想，他们的出生及他们各自异的人生体验。”[6]
四、异乡的孤独体验
——以《海上飘摇的丝线》为中心
《海上飘摇的丝线》是大庭1989年发表的一部力作，主要描述了一对日本老夫妇重回曾经生活过的的阿拉斯加，再见故友，往日的记忆逐渐在脑海中回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美国，并在这里扎根，对于故国失去执念，甚至有人至死也未归故国。这些流浪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互相拥抱取暖，守护彼此的情感。年轻时他们经历世间的洗礼，年老后他们不知魂归何处，只剩一对老年白人夫妇。他们在团体中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纵使生活过得幸福，但是心底总会有一丝忧伤无处安放，他们犹如海上飘摇的丝线一般，“任尔东南西北风”般游荡。作品内容平铺直叙、毫无波澜，但表面越是平静越能反映出主人公们内心的不安与落寞。 在《海上摇曳的丝线》之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隐喻，通过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渲染和铺垫，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荒凉的自然风貌紧紧相连。而这个全部由“逃亡者”寄居的阿拉斯加小镇，便是大庭与“世界性”友人相遇的舞台。作品中穿插着纷繁的记忆，旧友有的离开此地，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依然在这里。留在此地的人看着往日的景色，思念故友和逝去的人，同时慰藉未亡人的荒芜、孤寂心境。此外，大庭用大量的笔墨叙述这里的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遵循着自己的生存法则;而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也不曾干涉，仿佛在说，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下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条件下应该给予女性和自然界一片大展身手的天地[7]。
五、结语
川西政明曾对她有高度评价：大庭的出现使人感觉日本女性文学存在世界同时性之中。大庭的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她的文学思想和境界已经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至今仍大有裨益。独特的海外体验使其拥有全球视野，对在外漂泊的异乡人的描写深入细致。作为日本女性的大庭，在经济发达且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也同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经历了他者体验、流亡体验和内心孤独等体验。所以深入研究大庭的美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利于探索她的创作轨迹，从而进一步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加深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
注释：
①他者，西方后殖民理论中术语。“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系列研究中最具特色并作为中心范畴的是“本土”（native）与“他者”（the other）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本土和他者是相对的，它会随着参照物的不同而改变。
参考文献：
[1]大庭みな子.『野草の夢』[M].東京：講談社，1973：13-16.
[2]大庭みな子.『大庭みな子全集』第1巻[M].東京：講談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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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燕，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