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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镜头不给大城市留影的机会，只对准那些小地方、小城镇，『任何有自然之气的地方』才是严明摄影灵感的来源。
远处是一片迷蒙的江面。干涸的泥泞中，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持木棍，他的前方，五六头满身泥浆的猪被驱赶着，却朝不同的方向徘徊。就在那一瞬间，严明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幅照片《赶猪人》，后来被一个化工厂的业务员视为珍宝而购买收藏了。那是严明作为摄影师经济最拮据的时候，他以出乎想象的低廉价格售出了这张照片。不为别的，只因那个业务员对这张照片的感受和自己如出一辙。
而今，严明被收藏的照片已达百幅，价格也远比那个时候高出了许多。2010年，严明辞去月薪上万的记者工作，仅凭着微薄的积蓄，踏上了“用拍摄看世界，在摄影中找自己”的征途。他带着一个胶片相机，辗转于中国大江南北，宁夏、内蒙、河南，还有他最爱去的重庆。偶尔参加摄影展得到的奖金，是他继续四处奔波的经济补充。
最近，严明的第一本画册《大国志》即将正式出版，他为此兴奋不已—《大国志》系列在2011年就获得了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当时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摄影系列。如今成书出版，可以说给这个系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算是对侯登科摄影资助的回应与回报。
《大国志》是严明的第二本书了。前一本影像随笔集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因其独特的角度和表达在书市上大卖。《大国志》则是他作为摄影师出版的第一本个人画册。“很多摄影师一般都是先出纯画册、摄影集的”，严明解释，相较于前一本书，《大国志》是图片为主，文字为辅。严明拒绝用文字去解释照片，“我觉得揭秘式地解释图片，其实挺伤害图片的”。《大国志》里面看起来洋洋洒洒的附属文字，只是严明由图片联想到的自己过去的回忆。一百来张正式的照片中，有大众熟悉的“拈花大叔”“小镇青年”“断头将军”“码头贵妇”，也有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故事。
诗意又荒诞的大国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里，严明讲了不少在路上的经历和思考;但翻开《大国志》发现，严明更多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这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他把一个人的时间分为三段，除了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严明说自己上一本书里，当下都谈完了，所以现在他想谈谈童年。未来是不确定的，而过去，则决定了一个人的来路。严明说，这就是他的来路。
严明出生于一个平原村庄—蚌埠怀远县，后来父亲在镇上教书，严明也就居住在了小城镇里。每年暑假，父亲都会带着严明回老家探亲。孩童时期的严明跟着农村的小孩一起钓青蛙，抓蛐蛐儿和萤火虫，挖知了的幼虫，还把门前的打麦场当成游乐园玩各种游戏，玩累了就在打麦场铺一张凉席一觉睡到大天亮。
严明在《大国志》里将那些漫长的暑假视作“每年最快乐的时光”。那个小村庄充满了有趣的人和好玩的事，是生活在镇里的严明从来没见到过的。这些有趣和好玩，后来成为了严明摄影的原则—他不拍随波逐流的东西。
记忆中的袅袅炊烟，随处可见的桃花，遍地闲逛的马，如今几乎不可见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在摄影中寻找着。“你画什么画，你唱什么歌，你写什么诗，一定是与你的成长背景，你的阅历、经历有关的。”严明在《大国志》里引用了美国摄影大家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不是用摄影机拍照，我们带进照片中的，一定会包括我们读过的所有的书，听过的所有的音乐，看过的所有的电影，所有爱过的人，都会进入你的创作中，你的经历，你的感受，都在其中有所体现。
在他拍摄过的一张照片里，雪花飞舞的寺庙后院，曾经威武一时的将军铜像因为断头而被遗弃在无人问津的角落，肩头落满了雪，凄清而悲凉。严明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他看见的往往与内心达成共鸣。
他热爱着镜头里那些时代弃之如敝履的诗意。有人因他照片中的诗意将他称作“诗人摄影师”，严明自嘲，我不会写诗，又怎么会是诗人？“如果一定说镜头有诗意，那也是因为中国有诗意。”
严明酷爱中国的诗意，这是中国画面提供给他的。他虽看见了什么就还原了什么，可内心是有东西是跟这些画面相呼应。比如在迷蒙大雾中的树下静立的登愿师傅，穿着京剧戏服坐在颓残瓦房门前的戏装女子，古墙角落镇北堡的桃花和一把剑这些古典诗意的元素是严明苦苦追寻的。“这是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生活中的街道楼房装潢潮流，文化竞争充斥着一切，所谓的古意、禅意，在慢慢地弱化。”
与诗意相反，乡村小个子，便溺的马，等待救援者让不少媒体评价他的照片普遍透露出一种荒诞感，严明对此不置可否。“荒诞就是我拍出现实中的一种尴尬的现状，是现实提供给我的，我只是用我的镜头体现突出了这种表达。”他在《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中这样解释荒诞：荒诞告诉我们痛在哪里，荒诞就是现实惨痛的样子。《大国志》则更全面地揭露了这种荒诞。严明痴迷捕捉这种荒诞，“荒诞不是我营造的，是现实中本身存在的，比如一个将军的铜像，他头都没有了，就待在一个角落里，被人遗弃了。荒诞性就出来了。”
这是大国的荒诞。从前的古典诗意智慧在消退，在没落，既不被重视，也不被尊重和喜欢，严明把这种危机感放进了《大国志》里面，“因为大国文化这是我们的根基，如果这些根基都不在的话，就会没落成小国，不再是一个民族大国。”
偌大的大国，渺小的人物。严明用照片展示着这个诗意又荒诞的大国里一个又一个的片段。严明不太愿意通过具体照片去描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只把画面中的意味和感受更多地交给观看者。在他的镜头里，小镇青年常拍不厌，时髦的发型和穿着，身后的背景却是一片没落荒芜。他坦诚地说，自己就是小地方出来的。这些小镇青年有着和他一样的童年环境背景，也有着和他一样的精神生活。“我觉得小镇青年永远处在跃跃欲试，永葆上升的状态之中。”一个朋友用“土洋土洋”的词语形容小镇青年，他倒也觉得贴切，他们想洋气，但是又脱离不了土气的底子。严明深深懂得这种可爱的尴尬，他称之为“尴尬的英雄主义”，“其实他们也想奋斗，想上升。” 用大情怀感受世界
“摄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看世界，去到处感受未知，这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严明重视自己对外界的内心反应，这是引发他心灵共鸣的机关，就跟快门按钮一样，决定了一张照片的定格与否。
严明拍照基本不用特写，中远景镜头是他的癖好。“一旦看到喜欢的画面，我不是往前凑，而是马上转身往后跑，我不怕把主题拍小，我更愿意把它拍大。”严明所谓的“大”，指的是一种氛围和气场，他特别指出在新书《大国志》里有一章专门讲“决定性气氛”。“决定性气氛”这个词是他根据法国摄影师街头抓拍鼻祖的“决定性瞬间”提炼升华而来，也是他一贯的拍摄手法，“一定有个瞬间在一个位置反映了事态的最高潮，这就是决定性瞬间。我认为比决定性瞬间更高级的是决定性气氛。拍照片不是拍到了就可以，而是位置刚刚对，氛围刚刚好，让人觉得很耐看。”
这样的景别拍摄让严明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人们看到这个景别风格，一定会想到我，不会想到别人。”独树一帜的风格让他习惯用大视角去看世界，而不是用小视角去观微，也善于用大情怀去感受世界，而不是用小情怀去度量世界。
在严明看来，好的照片应该很有味道，很有使命感、紧张感，甚至让观者产生恐怖，或者凄凉的感觉，会带来情绪的最高峰值，谓之“气氛”。严明如是总结，所以摄影的画面一定是要营造一种气氛，区别于电影丰富的手法，严明认为摄影要求表现的更高更多。“照片的画面是一瞬间而且是沉默的，以至于照片底下加一句解释的话都是多余的，这跟导演不同，导演拍的片段，有表演，有音乐，各种表达手段，可是摄影就只有那么一个瞬间，必须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严明喜欢思考每个行业里的哲学，“跑步的人叫跑者，跳舞的人叫舞者，我觉得摄影也是有哲学的，这里面是有道的。”哲学和道，都跟“自己”有关。在固然的变化中守护自己—严明认为，这个“自己”很重要，只有搞清楚自己的变化，才能随机应变，才能保持自己的天真和真诚。“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是我的作品关注的核心。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落寞的状态，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意和重视。实利主义碾压过的地方，寸草难生。这些‘中式’景象的遗存，显示了我们文化基因的流逝，而那曾是我们生存的精神依据。我天真地用诗意去抵抗实用，一直坚信自己搜寻到了爱它的证据，视为珍宝。”
《大国志》的最后，提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讲的是卖棉花糖的男人在街头跳霹雳舞，他说卖棉花糖的男人把“梦想与生活在街头做成了合体”—他卖棉花糖，是生活的选择;他的太空步就是他的来路，因为“那是他去过天空的证据”。严明说，“要找自己”，找自己的来路，也找自己的出路。一个人的来路，会使之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严明一度梦想着成为一个音乐人，也曾奔波辗转四处苦学音乐，然而整整十年过去，现实把他狠狠抛在了后面。拐个弯走向摄影道路的初衷，是为了完成“离开这世界后留下照片”的愿望，因为这个愿望，严明放弃高薪的职业大江南北地拍照片。他始终认为，“如果你梦得特别深，特别真，你的路就会走得特别好，特别远。”至于生活，他很随和。“我去的任何地方都是我的生活现场，我在做的事都是跟我的理想有关系的事。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要求的是，能‘涉险度过’就可以。我现在挺自由的，很安全。”
他的镜头里，看见的是大国，也是大国里渺小的自己，但是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为了不让自己被改变，寻找自己的旅程就无法停歇。若始终能保持着善和爱，始终保存着天真、敏感，需要一种自觉和自律。让修为成为一种纪律，这样才不会迷失，不致丢掉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持续对世界有爱、有感，真诚永不枯萎。”
严明 著名摄影师。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专业是中文，曾做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报社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摄影作品有《我的码头》《大国志》等，著有《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
远处是一片迷蒙的江面。干涸的泥泞中，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持木棍，他的前方，五六头满身泥浆的猪被驱赶着，却朝不同的方向徘徊。就在那一瞬间，严明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幅照片《赶猪人》，后来被一个化工厂的业务员视为珍宝而购买收藏了。那是严明作为摄影师经济最拮据的时候，他以出乎想象的低廉价格售出了这张照片。不为别的，只因那个业务员对这张照片的感受和自己如出一辙。
而今，严明被收藏的照片已达百幅，价格也远比那个时候高出了许多。2010年，严明辞去月薪上万的记者工作，仅凭着微薄的积蓄，踏上了“用拍摄看世界，在摄影中找自己”的征途。他带着一个胶片相机，辗转于中国大江南北，宁夏、内蒙、河南，还有他最爱去的重庆。偶尔参加摄影展得到的奖金，是他继续四处奔波的经济补充。
最近，严明的第一本画册《大国志》即将正式出版，他为此兴奋不已—《大国志》系列在2011年就获得了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当时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摄影系列。如今成书出版，可以说给这个系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算是对侯登科摄影资助的回应与回报。
《大国志》是严明的第二本书了。前一本影像随笔集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因其独特的角度和表达在书市上大卖。《大国志》则是他作为摄影师出版的第一本个人画册。“很多摄影师一般都是先出纯画册、摄影集的”，严明解释，相较于前一本书，《大国志》是图片为主，文字为辅。严明拒绝用文字去解释照片，“我觉得揭秘式地解释图片，其实挺伤害图片的”。《大国志》里面看起来洋洋洒洒的附属文字，只是严明由图片联想到的自己过去的回忆。一百来张正式的照片中，有大众熟悉的“拈花大叔”“小镇青年”“断头将军”“码头贵妇”，也有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故事。
诗意又荒诞的大国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里，严明讲了不少在路上的经历和思考;但翻开《大国志》发现，严明更多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这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他把一个人的时间分为三段，除了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严明说自己上一本书里，当下都谈完了，所以现在他想谈谈童年。未来是不确定的，而过去，则决定了一个人的来路。严明说，这就是他的来路。
严明出生于一个平原村庄—蚌埠怀远县，后来父亲在镇上教书，严明也就居住在了小城镇里。每年暑假，父亲都会带着严明回老家探亲。孩童时期的严明跟着农村的小孩一起钓青蛙，抓蛐蛐儿和萤火虫，挖知了的幼虫，还把门前的打麦场当成游乐园玩各种游戏，玩累了就在打麦场铺一张凉席一觉睡到大天亮。
严明在《大国志》里将那些漫长的暑假视作“每年最快乐的时光”。那个小村庄充满了有趣的人和好玩的事，是生活在镇里的严明从来没见到过的。这些有趣和好玩，后来成为了严明摄影的原则—他不拍随波逐流的东西。
记忆中的袅袅炊烟，随处可见的桃花，遍地闲逛的马，如今几乎不可见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在摄影中寻找着。“你画什么画，你唱什么歌，你写什么诗，一定是与你的成长背景，你的阅历、经历有关的。”严明在《大国志》里引用了美国摄影大家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不是用摄影机拍照，我们带进照片中的，一定会包括我们读过的所有的书，听过的所有的音乐，看过的所有的电影，所有爱过的人，都会进入你的创作中，你的经历，你的感受，都在其中有所体现。
在他拍摄过的一张照片里，雪花飞舞的寺庙后院，曾经威武一时的将军铜像因为断头而被遗弃在无人问津的角落，肩头落满了雪，凄清而悲凉。严明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他看见的往往与内心达成共鸣。
他热爱着镜头里那些时代弃之如敝履的诗意。有人因他照片中的诗意将他称作“诗人摄影师”，严明自嘲，我不会写诗，又怎么会是诗人？“如果一定说镜头有诗意，那也是因为中国有诗意。”
严明酷爱中国的诗意，这是中国画面提供给他的。他虽看见了什么就还原了什么，可内心是有东西是跟这些画面相呼应。比如在迷蒙大雾中的树下静立的登愿师傅，穿着京剧戏服坐在颓残瓦房门前的戏装女子，古墙角落镇北堡的桃花和一把剑这些古典诗意的元素是严明苦苦追寻的。“这是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生活中的街道楼房装潢潮流，文化竞争充斥着一切，所谓的古意、禅意，在慢慢地弱化。”
与诗意相反，乡村小个子，便溺的马，等待救援者让不少媒体评价他的照片普遍透露出一种荒诞感，严明对此不置可否。“荒诞就是我拍出现实中的一种尴尬的现状，是现实提供给我的，我只是用我的镜头体现突出了这种表达。”他在《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中这样解释荒诞：荒诞告诉我们痛在哪里，荒诞就是现实惨痛的样子。《大国志》则更全面地揭露了这种荒诞。严明痴迷捕捉这种荒诞，“荒诞不是我营造的，是现实中本身存在的，比如一个将军的铜像，他头都没有了，就待在一个角落里，被人遗弃了。荒诞性就出来了。”
这是大国的荒诞。从前的古典诗意智慧在消退，在没落，既不被重视，也不被尊重和喜欢，严明把这种危机感放进了《大国志》里面，“因为大国文化这是我们的根基，如果这些根基都不在的话，就会没落成小国，不再是一个民族大国。”
偌大的大国，渺小的人物。严明用照片展示着这个诗意又荒诞的大国里一个又一个的片段。严明不太愿意通过具体照片去描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只把画面中的意味和感受更多地交给观看者。在他的镜头里，小镇青年常拍不厌，时髦的发型和穿着，身后的背景却是一片没落荒芜。他坦诚地说，自己就是小地方出来的。这些小镇青年有着和他一样的童年环境背景，也有着和他一样的精神生活。“我觉得小镇青年永远处在跃跃欲试，永葆上升的状态之中。”一个朋友用“土洋土洋”的词语形容小镇青年，他倒也觉得贴切，他们想洋气，但是又脱离不了土气的底子。严明深深懂得这种可爱的尴尬，他称之为“尴尬的英雄主义”，“其实他们也想奋斗，想上升。” 用大情怀感受世界
“摄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看世界，去到处感受未知，这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严明重视自己对外界的内心反应，这是引发他心灵共鸣的机关，就跟快门按钮一样，决定了一张照片的定格与否。
严明拍照基本不用特写，中远景镜头是他的癖好。“一旦看到喜欢的画面，我不是往前凑，而是马上转身往后跑，我不怕把主题拍小，我更愿意把它拍大。”严明所谓的“大”，指的是一种氛围和气场，他特别指出在新书《大国志》里有一章专门讲“决定性气氛”。“决定性气氛”这个词是他根据法国摄影师街头抓拍鼻祖的“决定性瞬间”提炼升华而来，也是他一贯的拍摄手法，“一定有个瞬间在一个位置反映了事态的最高潮，这就是决定性瞬间。我认为比决定性瞬间更高级的是决定性气氛。拍照片不是拍到了就可以，而是位置刚刚对，氛围刚刚好，让人觉得很耐看。”
这样的景别拍摄让严明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人们看到这个景别风格，一定会想到我，不会想到别人。”独树一帜的风格让他习惯用大视角去看世界，而不是用小视角去观微，也善于用大情怀去感受世界，而不是用小情怀去度量世界。
在严明看来，好的照片应该很有味道，很有使命感、紧张感，甚至让观者产生恐怖，或者凄凉的感觉，会带来情绪的最高峰值，谓之“气氛”。严明如是总结，所以摄影的画面一定是要营造一种气氛，区别于电影丰富的手法，严明认为摄影要求表现的更高更多。“照片的画面是一瞬间而且是沉默的，以至于照片底下加一句解释的话都是多余的，这跟导演不同，导演拍的片段，有表演，有音乐，各种表达手段，可是摄影就只有那么一个瞬间，必须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严明喜欢思考每个行业里的哲学，“跑步的人叫跑者，跳舞的人叫舞者，我觉得摄影也是有哲学的，这里面是有道的。”哲学和道，都跟“自己”有关。在固然的变化中守护自己—严明认为，这个“自己”很重要，只有搞清楚自己的变化，才能随机应变，才能保持自己的天真和真诚。“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是我的作品关注的核心。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落寞的状态，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意和重视。实利主义碾压过的地方，寸草难生。这些‘中式’景象的遗存，显示了我们文化基因的流逝，而那曾是我们生存的精神依据。我天真地用诗意去抵抗实用，一直坚信自己搜寻到了爱它的证据，视为珍宝。”
《大国志》的最后，提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讲的是卖棉花糖的男人在街头跳霹雳舞，他说卖棉花糖的男人把“梦想与生活在街头做成了合体”—他卖棉花糖，是生活的选择;他的太空步就是他的来路，因为“那是他去过天空的证据”。严明说，“要找自己”，找自己的来路，也找自己的出路。一个人的来路，会使之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严明一度梦想着成为一个音乐人，也曾奔波辗转四处苦学音乐，然而整整十年过去，现实把他狠狠抛在了后面。拐个弯走向摄影道路的初衷，是为了完成“离开这世界后留下照片”的愿望，因为这个愿望，严明放弃高薪的职业大江南北地拍照片。他始终认为，“如果你梦得特别深，特别真，你的路就会走得特别好，特别远。”至于生活，他很随和。“我去的任何地方都是我的生活现场，我在做的事都是跟我的理想有关系的事。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要求的是，能‘涉险度过’就可以。我现在挺自由的，很安全。”
他的镜头里，看见的是大国，也是大国里渺小的自己，但是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为了不让自己被改变，寻找自己的旅程就无法停歇。若始终能保持着善和爱，始终保存着天真、敏感，需要一种自觉和自律。让修为成为一种纪律，这样才不会迷失，不致丢掉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持续对世界有爱、有感，真诚永不枯萎。”
严明 著名摄影师。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专业是中文，曾做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报社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摄影作品有《我的码头》《大国志》等，著有《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