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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实际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准备在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会。
全体与会人员，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区分为6个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通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之后，宣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前两天的讨论
各小组在会议前两天的讨论中，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1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组有同志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讨论后，向中央提了5点具体建议：
一、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
二、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三、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
四、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
五、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介绍，看了四人的书面检讨后，颇为不满。对这四人的批评便成为12月20日以后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组提交书面发言，对汪东兴提出比较系统的、严厉的批评：
建议中央考虑他本人的请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职务，以利于汪东兴同志加强学习，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同时，希望汪东兴同志尽快地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建议中央下发各委员和各单位，以利监督汪东兴同志改正错误。
各小组对纪登奎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和批评，有30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不解决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有困难。
各小组对陈锡联问题的揭发与批评，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远新和在东北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虽然四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和他有直接联系的，有的实际上是因他的错误而犯的，但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不能不说这是党内个人崇拜等消极现象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及1979、1980年计划安排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各小组的发言开始比较多地涉及会上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这三个文件。有从宏观方面谈农业和农村问题和两年计划安排的，也有不少是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胡乔木受中央委托，综合各组汇总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的两个文件，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再次进行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也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会议期间，各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增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选均表示满意，一致积极支持。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其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的帅孟奇；有年仅39岁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多吉才让；有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有在基层辛勤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女公安干警刘丽英；有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
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中组部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实际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准备在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会。
全体与会人员，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区分为6个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通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之后，宣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前两天的讨论
各小组在会议前两天的讨论中，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1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组有同志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讨论后，向中央提了5点具体建议：
一、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
二、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三、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
四、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
五、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介绍，看了四人的书面检讨后，颇为不满。对这四人的批评便成为12月20日以后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组提交书面发言，对汪东兴提出比较系统的、严厉的批评：
建议中央考虑他本人的请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职务，以利于汪东兴同志加强学习，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同时，希望汪东兴同志尽快地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建议中央下发各委员和各单位，以利监督汪东兴同志改正错误。
各小组对纪登奎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和批评，有30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不解决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有困难。
各小组对陈锡联问题的揭发与批评，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远新和在东北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虽然四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和他有直接联系的，有的实际上是因他的错误而犯的，但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不能不说这是党内个人崇拜等消极现象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及1979、1980年计划安排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各小组的发言开始比较多地涉及会上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这三个文件。有从宏观方面谈农业和农村问题和两年计划安排的，也有不少是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胡乔木受中央委托，综合各组汇总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的两个文件，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再次进行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也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会议期间，各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增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选均表示满意，一致积极支持。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其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的帅孟奇；有年仅39岁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多吉才让；有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有在基层辛勤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女公安干警刘丽英；有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
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中组部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