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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纸箱里堆着过期的杂志和报纸，折叠椅和木凳依然是上世纪90年代的朴素式样，中国几乎人手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诞生在这里——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办公室。
韩敬体掏出钥匙，打开古旧的铁皮档案柜，颤巍巍地捧出几本青灰色封皮、微黄色内页《现代汉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的，别弄乱了。”鲜红封皮的第六版“现汉”被小心翼翼地排在最后一位。72岁的他曾是词典编辑室的主任，亦是唯一见证《现汉》五次修订的元老级人物。
作为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近30多年来现代各类汉语词典的母典，“现汉”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已印刷440余次，发行5000余万册，然而，“现汉”的整个编撰历程，事实上几乎贯穿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个历程，始终命运多舛，还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经收录的词条、义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或被迫进行着不断的更改。
“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它是圣人干的。”韩敬体说，“所以，我们干的就是‘圣人的苦役’。”人工整理100万张卡片资料
韩敬体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汉语词典》是196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这本词典外面看不到，只有在学校文史楼的图书馆里才有，因为那只是1960年出版的以征求意见为目的的试印本。
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提议是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由时任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和副所长吕叔湘共同提出的，提议很快立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语言所身上。
这是一桩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可谓“争分夺秒”。1956年7月，词典编辑室正式成立，汇集了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语言所--P2编辑力量，吕叔湘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有了人，“料”却不够。当时，语言所虽然有1949年时接收的几百万张卡片资料，却都是古汉语资料，现代汉语资料只有新华辞书社收集的30多万张卡片，对于编写一部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
于是，安排一个组员拟定编写规则后，其余人员全部投入到收集资料的工作中。当时的资料收集是纯手工活，主要的依据是《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白话出版物，以及《中国人民文学丛书》，工作人员首先把《毛泽东选集》中把所有的词都收下来，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亦不放过，详细地抄到卡片上后，再根据使用频率等因素整理出70多万张卡片，加上原有的30多万张卡片，累计出100多万张卡片资料。
这项工作费时一年半，直到1958年6月，编写工作才正式开始。为了尽快完成，所有编写人员日以继夜，各编辑室夜夜灯火通明，有的人干脆住进了办公室。
吕叔湘的弟子、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主持人江蓝生曾转录过吕叔湘1958年12月10日的日记：“看一个‘成’字(指这个字头的所有条目)，平均一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吕叔湘要求所有词条都要根据时代含义重新编写。曾有一位资深编辑在编写某个词条时，没有逐条分析300多张语料卡片，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编出释义，被吕叔湘一眼发现，严词批评直至痛哭流涕。
为了交流便利，吕叔湘把办公室设在众编辑室中间。编写工作枯燥琐碎，戴着黑框眼镜、瘦削如竹片的吕叔湘便常给编辑们讲笑话打气，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编辑们一起做团体操，互相鼓励。
经过反复审阅和修改，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京华印书局印制的试印本被送至教育部推荐的149所大中学校征求意见，这正是韩敬体在北大图书室读到的第一本“现汉”。试印本虽字号略小、纸张粗糙，但已让韩敬体这样的年轻人感到欣喜。
1961年，吕叔湘调离词典室，丁声树接任，继续加工“现汉”定稿。此时，各方意见已经返回，需甄别审读。在寒如冰窟的端王府办公室里，大家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围巾、帽子，“全副武装”地看稿，最后把关的丁声树成了最累的人，除了看稿，他偶尔还得亲自撰写样稿，几乎从未休息过。时任语言所总支书记、“现汉”审订委员之一的石明远先生常常在星期天路遇丁声树赶往办公室，劝他休息，丁声树总是敷衍说：“我就是来写封信。”
“词典修订谁说了算”
出生于河南商丘柘城县的韩敬体曾是县里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高一时就在《柘城报》上发表过连载日记体的文章，不料遭到批判，被扣上“用鲁迅《狂人日记》的笔法猖狂进攻”的帽子，有关老师和编辑还被打成“右派”。
韩敬体因此意识到，“文学创作有一定政治危险性”，从此隐藏锋芒，1959年8月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后，他决定，不再涉足文学创作，专注语言学研究。他深受语言学家王力的重视和影响，并担任王力《古代汉语》《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几门课程的课代表，在音韵、训诂等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韩敬体没想到，从事语言学工作，一样有“政治危险陡”。
1964年7月，韩敬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语言所，“四清”运动已在全部展开，三个月后，语言所的工作人员被先后派放到山东海阳县、江西丰城搞“四清”。一年多后，“文革”开始，“现汉”的编撰工作长久地被搁置下来。
1970年，韩敬体和一些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吕叔湘当了食堂会计。丁声树和钱钟书一起烧锅炉，添煤是个技术活儿，丁声树起初连一锅水也烧不开，常被大家戏称“丁不开”，慢慢学习后，烧水常开，大家便改称“丁老开”。
韩敬体当红卫兵时曾跟风批判过丁声树，在息县，他刚好与丁声树是大通铺上的“邻居”。丁声树从未对这个批斗过他的年轻人有丝毫怨念。他随身携带多种书籍，常在睡前和韩敬体探讨学术问题。与丁声树打过交道后，韩敬体对丁声树的认识加深了：“丁先生非常博学，对于基础研究非常重视。”韩敬体回忆，丁声树对“二十四史”、《就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信手拈来，令人惊叹。
1972年，国务院指示《现代汉语词典》重启修订工作，下放“五七干校”的编辑人员得以回到北京，在一间临时办公室冒着酷暑开始了“赤膊大战”。一年之后，197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利用“试用本”的原有纸型印了三万册16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内部发行。同年9月，又内部发行了缩印的32开本，但有许多读者知悉后要求购买，将“现汉”正式出版发行的呼声越来越高。 可惜，“现汉”的正式出版历程并未就此开启。1974年，姚文元抓住一篇批判“现--汉”的文章下了一道批示：“此件反映的情况很突出”，指名要迟群“阅后转科教组”，由此引发了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围剿。
矛头对准的是“封资修词汇”，声称要把它们“赶出词典”。如“王道”一词，被认为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王道乐土”的鼓吹，用孔孟之道给鬼子的侵略行径张目；“沙发”则是资产阶级产物，“圣人”“克己复礼”等更是“尊儒反法、吹捧孔老二”，“反动透顶”。
词典编纂者们噤若寒蝉、反复自我检讨，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十词条”。但这谈何容易，即便“洋葱”一词，原释义“一种可供食用的植物”，因被斥为“客观主义”，也要加上“它具有叶焦根烂心不死的特点”，以警示读者“那些走资派正如洋葱一样‘人还在，心不死’，回潮复辟，势在必然”，等等。
姚文元批示对这批“大毒草现汉”封存、销毁，同时对有关人员进行批判。
公然抗命显然不可能，自称为“商务印书馆行走”的出版人陈原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回应：“现在找销毁的厂子也不容易，要排队的。就先搁着吧。”于是，这批已经印好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被悄悄地封存在商务印书馆北京西郊库房里。
“后来想想，陈原的处理办法真是太有智慧了。”韩敬体感叹说。人们常说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而商务印书馆不仅“助产”，还为“现汉”保了胎。
1975年，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责成语言所继续修订“现汉”，并成立“三结合修订组”，煤矿矿工、工厂工人和军人都参与到词典修订工作中，以便形成“开门编词典”的局面。
此时，韩敬体已任语文组组长，在编撰修订工作中不得不面对许多啼笑皆非的讨论。譬如，一位工人师傅坚持“狗”必须加一个义项“特务”，理由是《红灯记》里有句台词“门外有狗”；另一位工人师傅则认为“助教”并不是高校才有，他以亲身经历为证——小学时，女老师生孩子，他帮忙代课，也是“助教”。
词典室领导小组名义上由丁声树任审订组(当时叫看稿组)一把手，但工人师傅提出“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词典修订谁说了算”的问题，面对种种纷争，丁声树不得不“打太极”，有意地把定稿工作进度拖得极为缓慢，直至“文革”后的1977年年底，修订工作才全部结束。
一个有些反讽的结果是：参加“三结合”的矿工师傅们，由于无法说清文革时在北京到底干了什么，回到陕西后，有的竟然遭到原煤矿的批判。
“很多词汇自己就能把关了”
30多年后，韩敬体摊开一本浅黄色封皮的《现代汉语词典》，戴上老花镜，翻到读音“bo”的一页，指着“博爱”一词，向《中国新闻周刊》一字一句地念道：“博爱，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这是1978年版“现汉”，亦是正式“现汉”的第一版。
“文革”虽已结束，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仍然散落在词典各处，比如，“自由”一词的解释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不受限制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被剥削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大跃进”则被定义为：“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出现的飞跃发展。”
编辑们极力消除过去时代的痕迹，但克服惯性思维并非易事，1978年调入语言所工作的晁继周清楚地记得，1980年至1983年间修订第2版时，大家一致同意，将“走资派”这个词从词典中删除，但在讨论“人民公社”时却发生了争议，一方意见认为农村正在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的形式已经出现，“人民公社”理应删除。另一方则认为人民公社客观上还存在，该词汇有存在的必要，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守处理，直到1996年才正式删除。
社会生活逐步进入正轨，但作为中国日常用词标准的“现汉”的编撰和修订工作却没有一帆风顺。1999年，第4版修订时，一本《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论》的内部资料正在流传，日后还公开发表，文中抨击第3版“现汉”推行“中性”，“走上邪路”“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比如：“修订本第590页塞进了使人见而切齿的‘极权’条目，释义及示例更是令人怒不可遏。”
作为第3、4、5版的修订主持人之一，韩敬体也和同事们写了不少反驳文章，笔墨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三讲”办公室，但“现汉”并未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批评。
情况就是这样在渐渐改变。2005年，“现汉”第5版面世，突破了以往以深绿、蓝黑等冷色调为主的封面设计风格，使用了大胆抢眼的红色，似乎也预示着打破以往的禁锢。“按揭”“打的”“酷”等有新时代特色的名词，以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反映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词语，都被收录。
“社会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以前总想着要‘有关部门’审定，现在编者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很多词汇自己就可以‘把关’了。”韩敬体说。退休之后，他被语言所返聘为专家，由于年事已高，不再主持，只是参与修订。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看起来比以前几次都要“宽松”，却并不“轻松”。既然可以自己把关，以什么样的原则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认为“剩男”“剩女”中“包含歧视意义”，编著者把它们关在了“现汉”大门外，而“同志”作为“同性恋者”代称的义项，也因为“内涵和价值取向有问题”没有收录。
电脑软件“语料库”已经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使用，电脑24小时监控网络，智能地根据词频来挑选，需要人工制作一百万张卡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人力仍然是必需的。“语料库选取的内容往往不够稳定，不能取得均衡意义上的目标词汇”，作为第6版“现汉”修订主持人，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曾解释说，修订人员需要在新闻、书籍中寻找用义和规律，不断讨论、征集意见。
韩敬体和众多老学者依然保持着“老式”的习惯，每天看电视、书报，记下发现的新词和思考。“比如‘空穴来风’‘差强人意’这些成语，在现代已经有了新的演绎，是尊重他们的流变还是维持原义，是有待观察的。”他的笔记本上涂得密密麻麻，“又比如‘花园’，现在在房地产商的命名影响下，有了‘豪宅’的意思，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花园。”
“现汉”第6版已不复当年一抢而空的盛况，但销量依然可观。上市42天时，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跟踪显示，在地面书店途径已销售53845本，尚不包括所有中小型民营书店，上市50天后，当当网显示该书已“缺货”。
“这本词典还是挺‘潮’的，”出生于1985年的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徐小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寿司’‘通勤’这样的日式潮语都有收录，不过感觉编写者还是偏保守了点，‘萌’‘吐槽”已经非常流行了，还没有收进去。”
除了读者的挑刺儿，编者们还不得不面对学界的质疑。因收入“NBA”等239个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012年8月底，“现汉”第6版遭到百余位专家学者的“联名抵制”。
江蓝生果断回应：“字母词的产生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汉语不会因为字母词的产生而灭亡，应该对汉字文化有足够的自信。”
“世界上没有一部没有遗憾的词典，或多或少都有遗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原谅自己，只能谨慎小心，尽量减少遗憾。”江蓝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座谈会上的这段发言，或可以作为“现汉”56年历程以及诸多争议的一个注解。
而韩敬体则乐观地展望：“也许未来有一天，‘现汉’做成了一个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更新的软件，什么词条更新了，只需要升级一下就好。这也是后面的年轻人要努力的事。”
圣人的苦役，还在继续。
韩敬体掏出钥匙，打开古旧的铁皮档案柜，颤巍巍地捧出几本青灰色封皮、微黄色内页《现代汉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的，别弄乱了。”鲜红封皮的第六版“现汉”被小心翼翼地排在最后一位。72岁的他曾是词典编辑室的主任，亦是唯一见证《现汉》五次修订的元老级人物。
作为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近30多年来现代各类汉语词典的母典，“现汉”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已印刷440余次，发行5000余万册，然而，“现汉”的整个编撰历程，事实上几乎贯穿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个历程，始终命运多舛，还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经收录的词条、义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或被迫进行着不断的更改。
“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它是圣人干的。”韩敬体说，“所以，我们干的就是‘圣人的苦役’。”人工整理100万张卡片资料
韩敬体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汉语词典》是196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这本词典外面看不到，只有在学校文史楼的图书馆里才有，因为那只是1960年出版的以征求意见为目的的试印本。
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提议是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由时任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和副所长吕叔湘共同提出的，提议很快立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语言所身上。
这是一桩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可谓“争分夺秒”。1956年7月，词典编辑室正式成立，汇集了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语言所--P2编辑力量，吕叔湘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有了人，“料”却不够。当时，语言所虽然有1949年时接收的几百万张卡片资料，却都是古汉语资料，现代汉语资料只有新华辞书社收集的30多万张卡片，对于编写一部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
于是，安排一个组员拟定编写规则后，其余人员全部投入到收集资料的工作中。当时的资料收集是纯手工活，主要的依据是《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白话出版物，以及《中国人民文学丛书》，工作人员首先把《毛泽东选集》中把所有的词都收下来，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亦不放过，详细地抄到卡片上后，再根据使用频率等因素整理出70多万张卡片，加上原有的30多万张卡片，累计出100多万张卡片资料。
这项工作费时一年半，直到1958年6月，编写工作才正式开始。为了尽快完成，所有编写人员日以继夜，各编辑室夜夜灯火通明，有的人干脆住进了办公室。
吕叔湘的弟子、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主持人江蓝生曾转录过吕叔湘1958年12月10日的日记：“看一个‘成’字(指这个字头的所有条目)，平均一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吕叔湘要求所有词条都要根据时代含义重新编写。曾有一位资深编辑在编写某个词条时，没有逐条分析300多张语料卡片，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编出释义，被吕叔湘一眼发现，严词批评直至痛哭流涕。
为了交流便利，吕叔湘把办公室设在众编辑室中间。编写工作枯燥琐碎，戴着黑框眼镜、瘦削如竹片的吕叔湘便常给编辑们讲笑话打气，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编辑们一起做团体操，互相鼓励。
经过反复审阅和修改，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京华印书局印制的试印本被送至教育部推荐的149所大中学校征求意见，这正是韩敬体在北大图书室读到的第一本“现汉”。试印本虽字号略小、纸张粗糙，但已让韩敬体这样的年轻人感到欣喜。
1961年，吕叔湘调离词典室，丁声树接任，继续加工“现汉”定稿。此时，各方意见已经返回，需甄别审读。在寒如冰窟的端王府办公室里，大家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围巾、帽子，“全副武装”地看稿，最后把关的丁声树成了最累的人，除了看稿，他偶尔还得亲自撰写样稿，几乎从未休息过。时任语言所总支书记、“现汉”审订委员之一的石明远先生常常在星期天路遇丁声树赶往办公室，劝他休息，丁声树总是敷衍说：“我就是来写封信。”
“词典修订谁说了算”
出生于河南商丘柘城县的韩敬体曾是县里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高一时就在《柘城报》上发表过连载日记体的文章，不料遭到批判，被扣上“用鲁迅《狂人日记》的笔法猖狂进攻”的帽子，有关老师和编辑还被打成“右派”。
韩敬体因此意识到，“文学创作有一定政治危险性”，从此隐藏锋芒，1959年8月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后，他决定，不再涉足文学创作，专注语言学研究。他深受语言学家王力的重视和影响，并担任王力《古代汉语》《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几门课程的课代表，在音韵、训诂等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韩敬体没想到，从事语言学工作，一样有“政治危险陡”。
1964年7月，韩敬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语言所，“四清”运动已在全部展开，三个月后，语言所的工作人员被先后派放到山东海阳县、江西丰城搞“四清”。一年多后，“文革”开始，“现汉”的编撰工作长久地被搁置下来。
1970年，韩敬体和一些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吕叔湘当了食堂会计。丁声树和钱钟书一起烧锅炉，添煤是个技术活儿，丁声树起初连一锅水也烧不开，常被大家戏称“丁不开”，慢慢学习后，烧水常开，大家便改称“丁老开”。
韩敬体当红卫兵时曾跟风批判过丁声树，在息县，他刚好与丁声树是大通铺上的“邻居”。丁声树从未对这个批斗过他的年轻人有丝毫怨念。他随身携带多种书籍，常在睡前和韩敬体探讨学术问题。与丁声树打过交道后，韩敬体对丁声树的认识加深了：“丁先生非常博学，对于基础研究非常重视。”韩敬体回忆，丁声树对“二十四史”、《就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信手拈来，令人惊叹。
1972年，国务院指示《现代汉语词典》重启修订工作，下放“五七干校”的编辑人员得以回到北京，在一间临时办公室冒着酷暑开始了“赤膊大战”。一年之后，197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利用“试用本”的原有纸型印了三万册16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内部发行。同年9月，又内部发行了缩印的32开本，但有许多读者知悉后要求购买，将“现汉”正式出版发行的呼声越来越高。 可惜，“现汉”的正式出版历程并未就此开启。1974年，姚文元抓住一篇批判“现--汉”的文章下了一道批示：“此件反映的情况很突出”，指名要迟群“阅后转科教组”，由此引发了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围剿。
矛头对准的是“封资修词汇”，声称要把它们“赶出词典”。如“王道”一词，被认为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王道乐土”的鼓吹，用孔孟之道给鬼子的侵略行径张目；“沙发”则是资产阶级产物，“圣人”“克己复礼”等更是“尊儒反法、吹捧孔老二”，“反动透顶”。
词典编纂者们噤若寒蝉、反复自我检讨，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十词条”。但这谈何容易，即便“洋葱”一词，原释义“一种可供食用的植物”，因被斥为“客观主义”，也要加上“它具有叶焦根烂心不死的特点”，以警示读者“那些走资派正如洋葱一样‘人还在，心不死’，回潮复辟，势在必然”，等等。
姚文元批示对这批“大毒草现汉”封存、销毁，同时对有关人员进行批判。
公然抗命显然不可能，自称为“商务印书馆行走”的出版人陈原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回应：“现在找销毁的厂子也不容易，要排队的。就先搁着吧。”于是，这批已经印好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被悄悄地封存在商务印书馆北京西郊库房里。
“后来想想，陈原的处理办法真是太有智慧了。”韩敬体感叹说。人们常说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而商务印书馆不仅“助产”，还为“现汉”保了胎。
1975年，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责成语言所继续修订“现汉”，并成立“三结合修订组”，煤矿矿工、工厂工人和军人都参与到词典修订工作中，以便形成“开门编词典”的局面。
此时，韩敬体已任语文组组长，在编撰修订工作中不得不面对许多啼笑皆非的讨论。譬如，一位工人师傅坚持“狗”必须加一个义项“特务”，理由是《红灯记》里有句台词“门外有狗”；另一位工人师傅则认为“助教”并不是高校才有，他以亲身经历为证——小学时，女老师生孩子，他帮忙代课，也是“助教”。
词典室领导小组名义上由丁声树任审订组(当时叫看稿组)一把手，但工人师傅提出“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词典修订谁说了算”的问题，面对种种纷争，丁声树不得不“打太极”，有意地把定稿工作进度拖得极为缓慢，直至“文革”后的1977年年底，修订工作才全部结束。
一个有些反讽的结果是：参加“三结合”的矿工师傅们，由于无法说清文革时在北京到底干了什么，回到陕西后，有的竟然遭到原煤矿的批判。
“很多词汇自己就能把关了”
30多年后，韩敬体摊开一本浅黄色封皮的《现代汉语词典》，戴上老花镜，翻到读音“bo”的一页，指着“博爱”一词，向《中国新闻周刊》一字一句地念道：“博爱，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这是1978年版“现汉”，亦是正式“现汉”的第一版。
“文革”虽已结束，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仍然散落在词典各处，比如，“自由”一词的解释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不受限制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被剥削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大跃进”则被定义为：“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出现的飞跃发展。”
编辑们极力消除过去时代的痕迹，但克服惯性思维并非易事，1978年调入语言所工作的晁继周清楚地记得，1980年至1983年间修订第2版时，大家一致同意，将“走资派”这个词从词典中删除，但在讨论“人民公社”时却发生了争议，一方意见认为农村正在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的形式已经出现，“人民公社”理应删除。另一方则认为人民公社客观上还存在，该词汇有存在的必要，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守处理，直到1996年才正式删除。
社会生活逐步进入正轨，但作为中国日常用词标准的“现汉”的编撰和修订工作却没有一帆风顺。1999年，第4版修订时，一本《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论》的内部资料正在流传，日后还公开发表，文中抨击第3版“现汉”推行“中性”，“走上邪路”“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比如：“修订本第590页塞进了使人见而切齿的‘极权’条目，释义及示例更是令人怒不可遏。”
作为第3、4、5版的修订主持人之一，韩敬体也和同事们写了不少反驳文章，笔墨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三讲”办公室，但“现汉”并未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批评。
情况就是这样在渐渐改变。2005年，“现汉”第5版面世，突破了以往以深绿、蓝黑等冷色调为主的封面设计风格，使用了大胆抢眼的红色，似乎也预示着打破以往的禁锢。“按揭”“打的”“酷”等有新时代特色的名词，以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反映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词语，都被收录。
“社会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以前总想着要‘有关部门’审定，现在编者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很多词汇自己就可以‘把关’了。”韩敬体说。退休之后，他被语言所返聘为专家，由于年事已高，不再主持，只是参与修订。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看起来比以前几次都要“宽松”，却并不“轻松”。既然可以自己把关，以什么样的原则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认为“剩男”“剩女”中“包含歧视意义”，编著者把它们关在了“现汉”大门外，而“同志”作为“同性恋者”代称的义项，也因为“内涵和价值取向有问题”没有收录。
电脑软件“语料库”已经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使用，电脑24小时监控网络，智能地根据词频来挑选，需要人工制作一百万张卡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人力仍然是必需的。“语料库选取的内容往往不够稳定，不能取得均衡意义上的目标词汇”，作为第6版“现汉”修订主持人，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曾解释说，修订人员需要在新闻、书籍中寻找用义和规律，不断讨论、征集意见。
韩敬体和众多老学者依然保持着“老式”的习惯，每天看电视、书报，记下发现的新词和思考。“比如‘空穴来风’‘差强人意’这些成语，在现代已经有了新的演绎，是尊重他们的流变还是维持原义，是有待观察的。”他的笔记本上涂得密密麻麻，“又比如‘花园’，现在在房地产商的命名影响下，有了‘豪宅’的意思，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花园。”
“现汉”第6版已不复当年一抢而空的盛况，但销量依然可观。上市42天时，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跟踪显示，在地面书店途径已销售53845本，尚不包括所有中小型民营书店，上市50天后，当当网显示该书已“缺货”。
“这本词典还是挺‘潮’的，”出生于1985年的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徐小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寿司’‘通勤’这样的日式潮语都有收录，不过感觉编写者还是偏保守了点，‘萌’‘吐槽”已经非常流行了，还没有收进去。”
除了读者的挑刺儿，编者们还不得不面对学界的质疑。因收入“NBA”等239个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012年8月底，“现汉”第6版遭到百余位专家学者的“联名抵制”。
江蓝生果断回应：“字母词的产生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汉语不会因为字母词的产生而灭亡，应该对汉字文化有足够的自信。”
“世界上没有一部没有遗憾的词典，或多或少都有遗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原谅自己，只能谨慎小心，尽量减少遗憾。”江蓝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座谈会上的这段发言，或可以作为“现汉”56年历程以及诸多争议的一个注解。
而韩敬体则乐观地展望：“也许未来有一天，‘现汉’做成了一个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更新的软件，什么词条更新了，只需要升级一下就好。这也是后面的年轻人要努力的事。”
圣人的苦役，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