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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深入挖掘了十一位台湾老兵的身世经历，展现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人生。
1950年，姜思章是舟山群岛的县城岱山中学的一名初一寄宿生，14岁还差4个月的他被国民党部队抓兵了。
看守的战士抡起枪托就打，小小年纪的姜思章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同行的学生中一位同学患有疝气，他以此为由上前声明此病按规定不能当兵。见没人理会，以为是得到了默许，便快步疾走准备离开。可刚走出几步，即被士兵从背后举枪命中，当即倒地身亡。
一些不堪被抓的青壮年，在船只开动之际纷纷跳海，伴随“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海面血水泛起，尸体死鱼般浮在海面。航行了两天三夜，每天，每人可分配到一碗米饭两份大饼。甲板上仅有一个水龙头，少年姜思章挤了半天才弄到半碗水止渴。维持秩序的警卫手拿棍棒，动辄横扫过来。
说起来，姜思章在不幸中尚有万幸，他在来台湾半年后，曾一度同家人取得了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的取得极具偶然性。
1950年11月的最后一天，部队操练结束，姜思章照例坐下来休息，正感到百无聊赖之际，发现身边有一张报纸，这是当年部队最常见也是唯一的一份“党报”。本来不怎么看报的他，竟鬼使神差般拿起报纸随便翻了起来。
忽然间，位于第八版“副刊”左下角的一则寻人启事将他的目光牢牢“粘”在了上面。按照地址，他找到了位于台北市西宁南路145号的联系人王先生。这才知道，原来是父亲托请在上海的亲戚，上海亲戚又托请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请台北的亲戚，登报寻找失散半年多的儿子。
他牢牢记住了王先生的叮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向旁人透露这个秘密；同时，在托转的回信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是假称在台湾读书，目前一切安好，等于是向家人报了一个讯息：儿子还活着！不久，收到了王先生转回的父亲的亲笔信。
好景不长。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实施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任何同大陆的交往都有“通匪”嫌疑，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台北的王先生开始面露难色，姜思章遂主动停止了家书往来。从此之后，他同家人音讯断绝30多年。
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寻找同家人的联系方式，成为姜思章的头等大事。
听说国民党党部设有“唐光华信箱”，专门为国民党党员转寄投往大陆的邮件，他立即前往登记，并试探性写了几封信让其代转，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带领全家接受美国传教士洗礼，指望那个美国人回国时能代向大陆寄信，可愿望依然落空。
1978年，姜思章偶尔获悉一位老同学家来了一位香港亲戚，遂请求帮忙，对方答应可为他捎信到香港寄发。他写了封信，还是30年前的老地址“浙江岱山东沙镇二保二甲”，因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所以收件人写的是大弟弟的名字。
一个月后的一天，这位同学悄然告诉姜思章：“接到香港亲戚的电话，说收到你家人的信了，已转寄台北你家！”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竟毫无音讯。终于通过一位情治单位朋友疏通关系，打听到那封转自香港的家书下落。处理结果是“家书没收，准许影印”。毕竟，收到了一份影印的家书，这是与家人断绝音讯近30年后，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大弟所写，落款是“1978年11月24日”，用语非常谨慎，告知父母均健在，并提供了新的通讯地址。一来二往，连续通信若干次后，同学在香港的亲戚表示不愿再转，理由是他们在台湾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他知道，这一定又是台湾情治单位在从中作梗。
姜思章继续寻找结识香港人的新途径。
据说，台北济南路一家舞厅常有香港客人光顾。他结识了一名舞女。不过，舞女的客人很不固定，“邮递员”也因此经常变换。
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的亲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大妹家住在舟山沈家门，临近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是香客的必经之地。大妹，借机认识了一位香港进香的陈女士，两人很快以姐妹相称。陈女士用照相机拍下了彩色照片，随同妹妹的回信，一齐从香港邮寄台北。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大陆率先向台湾同胞敞开胸怀。不久，姜思章开始从媒体上看到台湾有关人士经香港转赴大陆观光、探亲的消息。
香港陈女士找到一个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人认作“舅舅”，并发来了邀请函，姜思章据此可“合法”申请赴香港探亲。之后，取道香港回乡。
周边村庄的老兵家人纷纷来到姜家，打听亲人的音讯……这成为他后来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走上街头公开抗争的原动力之一。
于是，一个新的组织“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宣告成立，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返乡运动”在岛内展开。姜思章亲手起草了四份传单，其人性化诉求、充满诗意的表达，立刻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虽多年过去，迄今仍为人所称道——
第一份传单：《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开篇即如此发问：“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份传单在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当日散发，前后共印制了30万份。
他说，当初在散发传单时，曾被人大骂为“共匪”、“台独”和“阴谋分子”，甚至被人殴打。为了保全家庭及财产，他甚至准备同妻子离婚。心想，万一被拉去枪毙或者判以重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若离婚，尚可留下一定的家产供妻小生活下去。
迫于舆论的压力，同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当局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987年12月1日起，一般民众可申请赴大陆探亲。
1950年，姜思章是舟山群岛的县城岱山中学的一名初一寄宿生，14岁还差4个月的他被国民党部队抓兵了。
看守的战士抡起枪托就打，小小年纪的姜思章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同行的学生中一位同学患有疝气，他以此为由上前声明此病按规定不能当兵。见没人理会，以为是得到了默许，便快步疾走准备离开。可刚走出几步，即被士兵从背后举枪命中，当即倒地身亡。
一些不堪被抓的青壮年，在船只开动之际纷纷跳海，伴随“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海面血水泛起，尸体死鱼般浮在海面。航行了两天三夜，每天，每人可分配到一碗米饭两份大饼。甲板上仅有一个水龙头，少年姜思章挤了半天才弄到半碗水止渴。维持秩序的警卫手拿棍棒，动辄横扫过来。
说起来，姜思章在不幸中尚有万幸，他在来台湾半年后，曾一度同家人取得了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的取得极具偶然性。
1950年11月的最后一天，部队操练结束，姜思章照例坐下来休息，正感到百无聊赖之际，发现身边有一张报纸，这是当年部队最常见也是唯一的一份“党报”。本来不怎么看报的他，竟鬼使神差般拿起报纸随便翻了起来。
忽然间，位于第八版“副刊”左下角的一则寻人启事将他的目光牢牢“粘”在了上面。按照地址，他找到了位于台北市西宁南路145号的联系人王先生。这才知道，原来是父亲托请在上海的亲戚，上海亲戚又托请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请台北的亲戚，登报寻找失散半年多的儿子。
他牢牢记住了王先生的叮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向旁人透露这个秘密；同时，在托转的回信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是假称在台湾读书，目前一切安好，等于是向家人报了一个讯息：儿子还活着！不久，收到了王先生转回的父亲的亲笔信。
好景不长。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实施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任何同大陆的交往都有“通匪”嫌疑，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台北的王先生开始面露难色，姜思章遂主动停止了家书往来。从此之后，他同家人音讯断绝30多年。
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寻找同家人的联系方式，成为姜思章的头等大事。
听说国民党党部设有“唐光华信箱”，专门为国民党党员转寄投往大陆的邮件，他立即前往登记，并试探性写了几封信让其代转，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带领全家接受美国传教士洗礼，指望那个美国人回国时能代向大陆寄信，可愿望依然落空。
1978年，姜思章偶尔获悉一位老同学家来了一位香港亲戚，遂请求帮忙，对方答应可为他捎信到香港寄发。他写了封信，还是30年前的老地址“浙江岱山东沙镇二保二甲”，因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所以收件人写的是大弟弟的名字。
一个月后的一天，这位同学悄然告诉姜思章：“接到香港亲戚的电话，说收到你家人的信了，已转寄台北你家！”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竟毫无音讯。终于通过一位情治单位朋友疏通关系，打听到那封转自香港的家书下落。处理结果是“家书没收，准许影印”。毕竟，收到了一份影印的家书，这是与家人断绝音讯近30年后，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大弟所写，落款是“1978年11月24日”，用语非常谨慎，告知父母均健在，并提供了新的通讯地址。一来二往，连续通信若干次后，同学在香港的亲戚表示不愿再转，理由是他们在台湾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他知道，这一定又是台湾情治单位在从中作梗。
姜思章继续寻找结识香港人的新途径。
据说，台北济南路一家舞厅常有香港客人光顾。他结识了一名舞女。不过，舞女的客人很不固定，“邮递员”也因此经常变换。
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的亲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大妹家住在舟山沈家门，临近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是香客的必经之地。大妹，借机认识了一位香港进香的陈女士，两人很快以姐妹相称。陈女士用照相机拍下了彩色照片，随同妹妹的回信，一齐从香港邮寄台北。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大陆率先向台湾同胞敞开胸怀。不久，姜思章开始从媒体上看到台湾有关人士经香港转赴大陆观光、探亲的消息。
香港陈女士找到一个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人认作“舅舅”，并发来了邀请函，姜思章据此可“合法”申请赴香港探亲。之后，取道香港回乡。
周边村庄的老兵家人纷纷来到姜家，打听亲人的音讯……这成为他后来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走上街头公开抗争的原动力之一。
于是，一个新的组织“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宣告成立，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返乡运动”在岛内展开。姜思章亲手起草了四份传单，其人性化诉求、充满诗意的表达，立刻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虽多年过去，迄今仍为人所称道——
第一份传单：《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开篇即如此发问：“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份传单在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当日散发，前后共印制了30万份。
他说，当初在散发传单时，曾被人大骂为“共匪”、“台独”和“阴谋分子”，甚至被人殴打。为了保全家庭及财产，他甚至准备同妻子离婚。心想，万一被拉去枪毙或者判以重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若离婚，尚可留下一定的家产供妻小生活下去。
迫于舆论的压力，同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当局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987年12月1日起，一般民众可申请赴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