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泽厚学生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日早7时，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论》等书，成为许多人的美学启蒙读物。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龚自珍。” 2009年37期，本刊曾刊发《学者李泽厚》一文。今日我们重发此文，以表纪念。文章有所删减。
　　李泽厚在北京的家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 方米的小套房。 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 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 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 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
　　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 “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 ”他露出满足的笑。
　　在北京时，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
　　2009年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龚自珍。

青年李泽厚：穷困、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 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 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 “家道中落，没有饭吃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 ”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李泽厚于是獨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 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任务写作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他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很早就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 “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思想市场重新活泛，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
　　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美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
　　一個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到秋风渐凉，他都回北京住一阵，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直到2017年最后一次回国。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