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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时代。一方面，它战乱频繁，朝代更替频繁；另一方面，它却爆发出了乱世的强音，文学、艺术及宗教，纷纷开花结果。似乎最为肮脏的土壤，总能长出最为奇异的花朵。混乱与自由并存，死亡与希望同在。历史的前进没有任何时候是一条直线，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最为迂回曲折的一段，但它却为它的下游——唐宋——积蓄了足够的力量，贮存了足够的养分。
魏晋朝代的更迭，总伴随着杀戮与死亡，其中的恐惧、挣扎、斗争与绝望，弥漫着数百年的历史。我们很难透过迷雾来判断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乱”与“治”的更迭是历史进程的宿命。魏晋的历史则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乱”的本相。汉末即三国时期的九十余年，征战不休，政治人物的个人史基本上是战争史的缩影。天下终于平复了，但西晋的短暂统一转眼就迎来了“八王之乱”，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进而是南朝走马灯般的变幻，是北朝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变乱的背后是生灵的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概括。下层百姓是这样，上层文人也难逃悲剧的宿命。政治倾轧中的杀戮和自然世界中的大瘟疫，极大地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和意志。饮酒成性、服食求仙，只是表象，在他们深邃思想的背后，蕴含着一个时代的遥远绝响。
池塘的淤泥越深，越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有些令人绝望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王羲之的字，看到了顾恺之的画，也读到了陶渊明的诗。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数学家祖冲之和地理学家郦道元，当然，还会有化学家葛洪。在这个时代，以玄学为代表的哲学高度发展，或许是离死亡太近，人们开始考虑“形”与“神”的关系，开始考虑丰富的语言是否能够达意。魏晋风流的颖悟、旷达与率真在这个维度上得以充分展开。大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佛教的继续发展，文人与佛教的关系进一步紧密，民间崇佛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是一次信仰的变迁，同时也促进了想象世界的丰富。在无法把控的现实世界中，它为人们带来了内心的安适。
考量魏晋南朝的政治进程，门阀制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曹操时代，个体生命自由发展，只要有才华，一定会锋芒毕露。“九品中正制”确立后，门阀观念随即形成，社会形成了士与庶的对立。“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这是最为形象的士庶之间的对比。此后的时间，寒士难有出头之日，政治、文化上的杰出人物几乎都为士族所垄断。“旧时王谢”绵延百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固化。最为混乱、最为自由的时代，却找寻了到了一个最为固定的政治模式，现实的世界远比想象丰富多彩。
南朝還值得我们探寻的是宫廷与民间的离合。温婉与柔美的江南水乡是南朝民歌的温床。以女性为中心的基于爱情的吟唱，清丽缠绵，充满了含蓄的美。“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任由是谁，都可能被这种甜美所软化。在战乱频繁的时代，这是难得的清音。市井的歌曲唱久了，自然会引起宫廷的注意。民间的低吟浅唱还在进行，但一部分绝妙歌曲已经进入了宫廷，并经过了御用文人苦心孤诣的改编，成为了后人所谓的宫体诗。然而，无论这些文人如何费力，结果却未必理想。如果说南朝民歌是一个裙钗、涉世未深的农村小女孩的话，宫体诗就是一个珠光宝气、充满心机的贵妇，除了一颗诚挚的灵魂，她的一切都很完美，但她却很难让人心生爱怜。这就是宫廷与民间的分野。我们不必判断是非，审美本无是非可言。
魏晋时代的北方，由于晋室南迁，它很难再吸引人们的目光。闻鸡起舞的目标自然是北方，现实中的贵族却只能遥想，只能作新亭对泣。客观的说，五胡乱华对北方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嗜杀成性，连年征战也导致民不聊生。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当时的民众，是最恰当不过。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也会发现，在这极度离乱的环境中，也蕴含着令人欢欣的积极因素。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化的力量。这也是中华民族历经战乱而始终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公元471年，拓跋弘继位，是为孝文帝，开始了一场名垂青史的改革。改革的动力自然是为了维系政权的长治久安，但改革的方向却是向汉民族逐渐靠拢。学说汉话，改穿汉服，乃至迁都洛阳、改革官制、税制和禄制，与其说拓跋弘是向汉民族靠拢，毋宁说是向先秦以来形成的优秀的中华文化靠拢。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当一个野蛮民族通过武力占领了文化先进的民族，后者往往会通过文化反侵略的方式，最终取得胜利。后来的蒙古入主中原，以及清军的大举入关，都是明证。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人们在幽暗的时代看到了微光，历史毕竟是前进的，虽然有迂回和曲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胡汉通婚在北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初的通婚很少有门第观念的渗入，随着北魏的不断南下，贵族间的通婚开始变得频繁。这种通婚模式加强了胡汉之间的政治联盟，对巩固胡人在中原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前期，鲜卑在中原的统治根基相当薄弱，急需中原士族阶层进入政权结构。而胡人贵族与汉人士族建立密切婚姻关系以后，汉人士族依靠“一婚一宦”，恢复和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胡人贵族正是依靠这批士人的支持，才巩固了在中原的统治基础。胡汉通婚是一个血统一体、文化互化的过程，它推动了胡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并促进了胡汉婚姻习俗的融汇。它是民族深度融合的基础。
死生同域、忧喜聚门，是魏晋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事物的新陈代谢就是这样，没有死亡，就没有更生；没有忧患，就没有希望。在那个幽暗无边的时代，只要坚持，就能够发现微光，并够凭借坚韧的意志，走向光明。
魏晋朝代的更迭，总伴随着杀戮与死亡，其中的恐惧、挣扎、斗争与绝望，弥漫着数百年的历史。我们很难透过迷雾来判断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乱”与“治”的更迭是历史进程的宿命。魏晋的历史则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乱”的本相。汉末即三国时期的九十余年，征战不休，政治人物的个人史基本上是战争史的缩影。天下终于平复了，但西晋的短暂统一转眼就迎来了“八王之乱”，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进而是南朝走马灯般的变幻，是北朝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变乱的背后是生灵的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概括。下层百姓是这样，上层文人也难逃悲剧的宿命。政治倾轧中的杀戮和自然世界中的大瘟疫，极大地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和意志。饮酒成性、服食求仙，只是表象，在他们深邃思想的背后，蕴含着一个时代的遥远绝响。
池塘的淤泥越深，越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有些令人绝望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王羲之的字，看到了顾恺之的画，也读到了陶渊明的诗。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数学家祖冲之和地理学家郦道元，当然，还会有化学家葛洪。在这个时代，以玄学为代表的哲学高度发展，或许是离死亡太近，人们开始考虑“形”与“神”的关系，开始考虑丰富的语言是否能够达意。魏晋风流的颖悟、旷达与率真在这个维度上得以充分展开。大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佛教的继续发展，文人与佛教的关系进一步紧密，民间崇佛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是一次信仰的变迁，同时也促进了想象世界的丰富。在无法把控的现实世界中，它为人们带来了内心的安适。
考量魏晋南朝的政治进程，门阀制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曹操时代，个体生命自由发展，只要有才华，一定会锋芒毕露。“九品中正制”确立后，门阀观念随即形成，社会形成了士与庶的对立。“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这是最为形象的士庶之间的对比。此后的时间，寒士难有出头之日，政治、文化上的杰出人物几乎都为士族所垄断。“旧时王谢”绵延百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固化。最为混乱、最为自由的时代，却找寻了到了一个最为固定的政治模式，现实的世界远比想象丰富多彩。
南朝還值得我们探寻的是宫廷与民间的离合。温婉与柔美的江南水乡是南朝民歌的温床。以女性为中心的基于爱情的吟唱，清丽缠绵，充满了含蓄的美。“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任由是谁，都可能被这种甜美所软化。在战乱频繁的时代，这是难得的清音。市井的歌曲唱久了，自然会引起宫廷的注意。民间的低吟浅唱还在进行，但一部分绝妙歌曲已经进入了宫廷，并经过了御用文人苦心孤诣的改编，成为了后人所谓的宫体诗。然而，无论这些文人如何费力，结果却未必理想。如果说南朝民歌是一个裙钗、涉世未深的农村小女孩的话，宫体诗就是一个珠光宝气、充满心机的贵妇，除了一颗诚挚的灵魂，她的一切都很完美，但她却很难让人心生爱怜。这就是宫廷与民间的分野。我们不必判断是非，审美本无是非可言。
魏晋时代的北方，由于晋室南迁，它很难再吸引人们的目光。闻鸡起舞的目标自然是北方，现实中的贵族却只能遥想，只能作新亭对泣。客观的说，五胡乱华对北方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嗜杀成性，连年征战也导致民不聊生。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当时的民众，是最恰当不过。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也会发现，在这极度离乱的环境中，也蕴含着令人欢欣的积极因素。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化的力量。这也是中华民族历经战乱而始终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公元471年，拓跋弘继位，是为孝文帝，开始了一场名垂青史的改革。改革的动力自然是为了维系政权的长治久安，但改革的方向却是向汉民族逐渐靠拢。学说汉话，改穿汉服，乃至迁都洛阳、改革官制、税制和禄制，与其说拓跋弘是向汉民族靠拢，毋宁说是向先秦以来形成的优秀的中华文化靠拢。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当一个野蛮民族通过武力占领了文化先进的民族，后者往往会通过文化反侵略的方式，最终取得胜利。后来的蒙古入主中原，以及清军的大举入关，都是明证。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人们在幽暗的时代看到了微光，历史毕竟是前进的，虽然有迂回和曲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胡汉通婚在北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初的通婚很少有门第观念的渗入，随着北魏的不断南下，贵族间的通婚开始变得频繁。这种通婚模式加强了胡汉之间的政治联盟，对巩固胡人在中原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前期，鲜卑在中原的统治根基相当薄弱，急需中原士族阶层进入政权结构。而胡人贵族与汉人士族建立密切婚姻关系以后，汉人士族依靠“一婚一宦”，恢复和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胡人贵族正是依靠这批士人的支持，才巩固了在中原的统治基础。胡汉通婚是一个血统一体、文化互化的过程，它推动了胡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并促进了胡汉婚姻习俗的融汇。它是民族深度融合的基础。
死生同域、忧喜聚门，是魏晋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事物的新陈代谢就是这样，没有死亡，就没有更生；没有忧患，就没有希望。在那个幽暗无边的时代，只要坚持，就能够发现微光，并够凭借坚韧的意志，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