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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灵魂》① 是著名作家李佩甫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以题材而论，小说主要是商战的故事，为此有评论认为《等等灵魂》是李佩甫从官场到商场的转型之作，又有人说这是中国商界的病相报告。但笔者认为，仅止于商场、商战的主题，来分析《等等灵魂》的故事蕴意，未免有些肤浅。透过浅层次的故事叙述，我们会发现，其中人性异化的现象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在文学发展史上，人的异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统观《等等灵魂》中的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商海的沉浮中，抵不住各色诱惑，最终迷失了自我，走向了异化。具体到作品中的这些异化现象，有鲜明的个体形象，如任秋风、江雪、邹志刚、靳永强等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模糊的整体形象，如吃饭会的中层干部、盲目跟风的商场顾客、投机倒把的银行家、利欲熏心的供应商等，他们或有具体的名号或有模糊面孔，高矮胖瘦迥异，身份地位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迷失了自我，走向了异化。
一、个体人性的异化
人性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的物化。英国批评家朗科指出，所谓物化，就是人陷于他的物质存在，人不再变化，成为一个物。② 物原本是为人所用的，人是物的主人，人创造物就是为了人自己生活得更好，人是物的主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创造的物却反过来压抑、排斥甚至支配、否定人的现实力量。人反而成了物的奴隶，于是人获得的物越多，被物支配得越狠，这就是人的物化，它是对人性的否定。以此来分析《等等灵魂》中的个体形象，会让我们看到人性异化的轨迹。其中任秋风、江雪是典型代表。
任秋风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本意要走向伟大和崇高的人”。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可在回家的路上，把家给丢了”——妻子苗青青耐不住寂寞，投向了别人的怀抱。经历种种意外之后，他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决意“立足中原，打造商业帝国”。从此之后，任秋风凭借惊人的魄力、新颖的营销手段以及众人的倾力辅助，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创造了一个个胜利。但是在成功之后，他没有认真总结取得成功的原因，没有认真思考商场的准确走向，他因成功而变得盲目、急躁，他的性格、观念、价值观也在急剧的变化。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任秋风突然觉得自己宽了。”在商场开会时，他 “叉开双腿，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大’字”，“人一旦站出个‘大’字来，他的心态也随之变了”。他的“架子越来越大”，“快要变成一尊神了”。当股份制会议刚刚结束之时，他站在台阶上，“试着用不太灵活的脚尖”，“下意识地练习着签名”。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爱人都觉得“他变了”。他的“变”直发展到后来，穿衣、系鞋带之类的生活小事也让秘书们替他来做。可以说随着事业的成功，任秋风逐渐走向了非人，逐渐物化为一个壳。
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海勒说：“人是物质，你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你把他点着，他就会燃烧，你埋了他，他就会腐烂……一旦失去了灵魂，人就变成了物。”③ 这一点在任秋风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小说中作家借用任秋风的前妻苗青青的眼睛为读者描述了任秋风物化后的状态：
任秋风硬硬地走在众人中间，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就那么架架式式地走着……只见他目不斜视地朝前走着，走得很呆板……任秋风站住了，就那么两手放在胸前，像个木偶似的……任秋风才重新抬腿，又是架架地，像个壳似的，在众人的簇拥下，向前走去。
弗洛姆认为：“异化了的人不仅同其他人异化，他还在自己的自然品质和精神品质方面跟人类的本质、跟自己的族类存在异化。”通俗地说就是人活着离开精神方面的支持，当人的精神和他的实际存在之间一分为二时，人实际上异化为非人。异化的本质是异己化，这种异己的力量使自身被对象化，否定了人的本性，使人成为“非人”即“物化”，外物操纵了人，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使人最终变成了“非人”。由此反观江雪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会看到她异化的轨迹。
江雪是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笔者认为她是作品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位人物。小说写了有关她的多个细节，这里可举出三个来说明她的人生哲学：其一是“迟到事件”，这件事完全是江雪一手制造的。陶小桃本来没有迟到，但江雪“活人搬死规定”看见装没看见，在众人面前批评了小陶，而后又对小陶说“有人不服她，想拿这事镇一镇”，希望小陶能够谅解，然而当小陶释怀了之后，她竟然小题大做，在上司那里又诬告了小陶；其二是“茶社的交易”，万花商场的老总邹志刚本来是她商业上的对手，但她为了利益，竟与邹志刚做起秘密的交易，背叛了对她委以重任的任秋风；其三是“爱情的算计”，对于爱情，她的打算是“假如不能得到心中所爱，就找一个爱你的人垫底”，所以她对齐康民的投来的爱情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搞得齐康民“跟晕头鸡似的”，其间江雪虽许齐康民以三年之期，但她自己根本就没有当回事。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江雪信奉的是利益至上的哲学，为了利益，她可以排挤朋友、蒙骗老师、背叛情人。在她心中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利益的交换。在小说的结尾，江雪名利双收，是一位成功人士，银行账上的钱数与日俱增，自己住的是三层小别墅，豪华、高档。然而，她很空虚、很孤独。在别人看来江雪“什么都有了”，但却不幸福，“凄惶”得让人可怜。她活得很“富裕”，但没有活出精神。在小说中她是一个孤儿，其实在最终结局上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上的孤儿。
除了人的物化，人性的异化也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人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跟着异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果人不是从自身的需要、本性出发，而是根据与他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来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这已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小说中的江雪，她喜欢任秋风，但她为了物质利益，背叛了对她信任有加的老总兼情人；她很讨厌邹志刚，但为了金钱竟与他联手，各取所需，并默认了荣辱共存的哲学；她不喜欢齐康民，但为了情感的算计，她一直抱有若即若离的态度。人与人的关系，在江雪眼里，只不过是利益上的往来与交易罢了。
二、群体人性的异化
作家在刻画具体个体异化的同时，也在尽力描摹群体形象的异化。群体形象异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作家对
那些购物人潮的描写，那物欲与诱惑可以说充满着每一个人的头脑，“那黑压压的人头，就像是在洪流中向上蠕动的蚂蚁……是被欲望燃烧的蚂蚁”，“一层一层的电梯上，那些脸全都是向上的，就像是一盘一盘的葵花，那些葵花比凡高的油画还要变形，似乎是一层一层的肉压出来的饼！写满了欲望的饼”。听说“飞机撒奖销售”后，购物的人们再次疯狂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拱出来”，“一拨一拨地、一旋儿一旋儿地涌到”商场，“他们个个看上去都像是押宝的高手、猜奖的谋士。他们把大口大口的唾沫星子喷到天上，盘算着有可能中奖的号数、议着那将要到手的辉煌”，“那人群就像是杂色的旋风，忽喇喇地刮来刮去……要是站在顶楼往下看，那电梯几乎成了一座人头的传送带，那黑蒙蒙的人头，像是在万紫千红中打捞上来的物品，‘咔咔’地升上来，又‘咔咔’地沉下去”。到商场购物的人们，每一个都是冲着实现内心的欲望而来的。在“撒奖”的当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人们全涌到这里来了，整个十字路口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人肉工场。人挤人，人扛人，人摞人……群情激荡，人声鼎沸。人们一个个踮着脚跟、高昂着脖子，就像是葵花的海洋！那葵花是安了轴承的，所有的“盘儿”都在随飞机飞行的轨迹不停地转动。当奖券铺天盖地撒下来的时候，先是有千万只手臂伸出去……紧接着又像是短跑大赛，一个个头拱地、屁股朝天，成了一窝一窝没了头绪的、撕咬中的乱蜂……哄抢声、抓挠声、厮打声不绝于耳。
在“金色阳光”股份制改造之初，做发财梦的人们自愿入股的热情高涨，“那时候，他们听说金色阳光火了，一个个带着钱，涌进来，托人托关系要求入股”，“人像疯了一样，天天做着发财梦”。其中有名有姓的胡跃进、伍治就是这群人的代表，前者无意间中了大奖—— 一辆轿车，还想着发财，于是就换成了钱，入了股；后者从老家跑过来，托关系找门子要求入股，梦想着“十倍的利润”。然而，当他们听说“金色阳光”要垮了的时候：
一个个……又急煎煎地赶过来，要求兑付他们的钱……就像一窝没了头的苍蝇，骂声，埋怨声四起……像乌鸡似的一群一群的旋在一起，一边对天日骂，一边还相互打听着消息，商量着对策……
这就是充满物欲的人们！他们受欲望、受物欲而支配，在商品时代，被“商品驾驭”了。从这些可以看出，人性的异化已不是任秋风、江雪等几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时代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个体的人只不过是整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一个个符号，最终指向的还是社会的群体。在小说中齐康民说：“在商品时代，人要想不被商品驾驭，就必须去驾驭商品。”而真正驾驭商品的寥寥无几，大多数被商品驾驭了。正如上官云霓所说的那样：“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本来是钓生活的，却被生活所钓。”
三、异化的原因
从一般意义上讲，“异化是一种使人和物同他人或他物相疏远（或相陌生）的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④。追究导致人性的异化原因，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包含很多因素的框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以大致区分为外在诱因和内在主因。在《等等灵魂》中，作家通过个体异化的过程为我们首先展示了人性异化的外在诱因。正像上官云霓面对任秋风的“变”疑惑的那样：“当初，那么好的一个人，是谁把他染了？”作家的回答是：权力和金钱。
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在任秋风走向异化的过程中，权力的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取得成功之后，任秋风也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对于他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构想，“众人像欢呼似的，齐声高喊：‘我们相信任总！’”在他巡视商场时：“无论任秋风出现在哪里，一路都是：‘——任总好！——任总好！——任总好！’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喊，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可以看出，这是真心诚意地拥戴。”与此同时，因成功而来的威望使他在商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商场在他眼里就是“一艘战舰”，“而他，就是这艘战舰的大脑。他所下达的每一道指令，都会迅速地传达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权力又使他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面对人才的流失，他竟说：“这也不是坏事”，“龙多不下雨嘛”。他成了主宰商场的“神”，成了说一不二的人物，享受着“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快乐。他站在商场最顶端，居高临下，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什么事，他说要改进一下，“于是，也是一夜之间，很快得到了贯彻”。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去当部门经理乃至地区经理，无论这人的才能如何。权力欲就像病菌一样，一点点萌生、高速繁殖、恶性膨胀，最终主宰了人。权力使任秋风已不再清醒，他充分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
此时的任秋风已被权力完全腐蚀了，“他的身体只有一个部位是他亲自‘动’的——那就是他的脑袋”，人如果顺着权力走到这一步，还能说人掌握着权力吗？从深层上说不是人在支配着权力，而是权力正在支配着人。因为任秋风此时的快乐，甚至此后失败的痛苦，都是他手中的权力带来的，没有权力他无所谓快乐和痛苦，他成了权力的奴隶。于是，任秋风走向了“非人”，变成了权力的外壳，即是物的外壳。可以说，正是在成功的道路上，任秋风的灵魂一步步走向迷失，人性逐渐被异化。权力是他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与权力对人性异化的明显性相比，金钱的异化更带有隐蔽性。在小说中，金钱对人的异化虽是隐性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这不仅反映在江雪、老刀、郭老大这些富裕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如李尚枝之类的小人物的遭遇之中。李尚枝是市里的劳模，她善良而内向，不善言词，就因为牙少、不会微笑，她下了岗。又为了面子，固执地宁愿在商场外看车，也不回商场内上班。但他的家人如何对待她的，公婆拐着弯骂她，丈夫对她拳脚相加，儿子对她冷眼相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李尚枝丢了商场的好工作，进而失去了挣钱的好机会。说到底因为缺钱，所以挨骂、挨打、受气，有了钱，就不会这样，钱统治着人的行为。从这些生活实景中，我们看到李尚枝周围人的异化，他们因穷而仇恨，因生活不好而发威，穷困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是一片荒漠。
在造成人性异化现象的复杂框架系统中，人本身当然是其中的最终因素。按照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论来分析，人的本性中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动物性和社会性。在人的发展变化中，两相交替，此消彼长：动物性占据上风，人就会利用头脑投机钻营，走向异化；社会性占据上风，人就会使用理智正派行事，坚守道德。这说明，人是有弱点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行走，如果不时时检讨、警惕自己，就会迷失自我，走向异化。而在人自身的因素中，精神上的空虚可以说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人本来先成为精神的弱者，其他因素对人的腐蚀、异化才有可能。
在《等等灵魂》中，人性异化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在任秋风身上异化表现为权力的变异，在江雪身上表现为精神上的空虚，在投机商身上表现为道德的丧失，在躁动的人群身上表现为对物的贪欲。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异化都导致相同的结果：精神上的瓦解。
此外，在对人性异化因素的展示过程中，李佩甫还在尽力追问人的成长经历与人性异化之间的渊源。“童年情结”的铺展，就是作家借用的一个手段。在《等等灵魂》中，对多个人物作家都描写了童年时候的经历，如秋风的“黄河烫血”、陶小桃的“姥姥的影响”、邹志刚的“胡同情结”、江雪的“孤儿经历”等。在小说中，大学教授齐康民推崇人的“童年意识”，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背着童年行走的，一个人的童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作家本人也正试着用这种理论来探讨人物行为的原因。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江雪。江雪是个弃儿，无父无母，在养母家又经历三家转手，没有任何地位，受尽冷眼、折磨和虐待，在她心中没有爱，只有恨的交织，这成为一种扭曲的记忆，直到她长大参加工作，仍忘不了儿时的磨难，她在恨中没有形成宽容、大度、无私，而形成了狭隘、妒忌、自私的性格。悲惨的孤儿经历使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家庭从来没有给予过她丝毫的温情和关爱，带给她的只是屈辱和伤害。屈辱的生活使江雪的人格产生了严重异化，她憎恨别人拥有的一切，在她心里时刻有一个“冲锋号”，妒忌、报复的心理使她把一切人当成了对手。她选择了首个报复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好友陶小桃，处处与她为敌，处处挑毛拣刺，屁大的小事，也要通报批评，最终排挤走了小陶。随后又对另一好友上官云霓下了狠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破坏了上官云霓的爱情。报复的快感让江雪得到一种变态的满足，不知不觉中，她从少年的受虐者变成了成年的施虐者。可以说，童年穷苦的经历养成了她在商场工作中唯利是图的本性。正由于作家从生命的内驱力（童年经历）与社会的外在制约力（商业社会以财富的积累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的相互作用中来写人物的病态性格特征，从而使江雪的冷酷行为、利益至上的本性获得了合理的依据。透过江雪冷酷的性格，透过她的心理暗区，我们可以看到她为取得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深层次原因。
从前文对人性异化的现象以及内外方面的原因的分析可知，《等等灵魂》其实是一部商战的寓言，通过对商海异化人性的刻画，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而警醒。这一点正如作家李佩甫自己所说：“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一个‘卖’字，像溅着火星的烙铁一样烫在人们的心上。如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舞蹈……这部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而已。”⑤是呀，在商业时代的大潮，如何不走向迷失和异化、如何坚守道德和灵魂，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在小说的结尾，作家设置了“摩天大厦”这一带有很强象征性的意象。说白了，他是在借用任秋风建造“摩天大厦”的失败，告诉人们：一座摩天大厦可以用物质“建起”，但这种“建”只是可能，只是规划。如果没有精神的支撑，大厦规划得再好，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实现不了的臆想。如果盲目“硬建”，那终究是最终高度出不了地面的“摩天大坑”。
作家李佩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人们正在经受的或者叫享受着一种新的病症。这是人们从物质匮乏中走出之后，第一次享受高级动物（人）才能享有的精神疾病——来自灵魂的‘SARS’。”从这个意义上说，《等等灵魂》描写人性的异化现象，就是给时代提个醒，给生活在时代里的人们提个醒：等一等灵魂。
注释
①李佩甫：《等等灵魂》，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②黄晋凯：《荒诞派戏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④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⑤黎延玮：《一个时代的口号：等等灵魂》，《大河报》2007年1月5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文学发展史上，人的异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统观《等等灵魂》中的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商海的沉浮中，抵不住各色诱惑，最终迷失了自我，走向了异化。具体到作品中的这些异化现象，有鲜明的个体形象，如任秋风、江雪、邹志刚、靳永强等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模糊的整体形象，如吃饭会的中层干部、盲目跟风的商场顾客、投机倒把的银行家、利欲熏心的供应商等，他们或有具体的名号或有模糊面孔，高矮胖瘦迥异，身份地位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迷失了自我，走向了异化。
一、个体人性的异化
人性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的物化。英国批评家朗科指出，所谓物化，就是人陷于他的物质存在，人不再变化，成为一个物。② 物原本是为人所用的，人是物的主人，人创造物就是为了人自己生活得更好，人是物的主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创造的物却反过来压抑、排斥甚至支配、否定人的现实力量。人反而成了物的奴隶，于是人获得的物越多，被物支配得越狠，这就是人的物化，它是对人性的否定。以此来分析《等等灵魂》中的个体形象，会让我们看到人性异化的轨迹。其中任秋风、江雪是典型代表。
任秋风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本意要走向伟大和崇高的人”。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可在回家的路上，把家给丢了”——妻子苗青青耐不住寂寞，投向了别人的怀抱。经历种种意外之后，他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决意“立足中原，打造商业帝国”。从此之后，任秋风凭借惊人的魄力、新颖的营销手段以及众人的倾力辅助，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创造了一个个胜利。但是在成功之后，他没有认真总结取得成功的原因，没有认真思考商场的准确走向，他因成功而变得盲目、急躁，他的性格、观念、价值观也在急剧的变化。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任秋风突然觉得自己宽了。”在商场开会时，他 “叉开双腿，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大’字”，“人一旦站出个‘大’字来，他的心态也随之变了”。他的“架子越来越大”，“快要变成一尊神了”。当股份制会议刚刚结束之时，他站在台阶上，“试着用不太灵活的脚尖”，“下意识地练习着签名”。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爱人都觉得“他变了”。他的“变”直发展到后来，穿衣、系鞋带之类的生活小事也让秘书们替他来做。可以说随着事业的成功，任秋风逐渐走向了非人，逐渐物化为一个壳。
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海勒说：“人是物质，你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你把他点着，他就会燃烧，你埋了他，他就会腐烂……一旦失去了灵魂，人就变成了物。”③ 这一点在任秋风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小说中作家借用任秋风的前妻苗青青的眼睛为读者描述了任秋风物化后的状态：
任秋风硬硬地走在众人中间，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就那么架架式式地走着……只见他目不斜视地朝前走着，走得很呆板……任秋风站住了，就那么两手放在胸前，像个木偶似的……任秋风才重新抬腿，又是架架地，像个壳似的，在众人的簇拥下，向前走去。
弗洛姆认为：“异化了的人不仅同其他人异化，他还在自己的自然品质和精神品质方面跟人类的本质、跟自己的族类存在异化。”通俗地说就是人活着离开精神方面的支持，当人的精神和他的实际存在之间一分为二时，人实际上异化为非人。异化的本质是异己化，这种异己的力量使自身被对象化，否定了人的本性，使人成为“非人”即“物化”，外物操纵了人，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使人最终变成了“非人”。由此反观江雪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会看到她异化的轨迹。
江雪是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笔者认为她是作品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位人物。小说写了有关她的多个细节，这里可举出三个来说明她的人生哲学：其一是“迟到事件”，这件事完全是江雪一手制造的。陶小桃本来没有迟到，但江雪“活人搬死规定”看见装没看见，在众人面前批评了小陶，而后又对小陶说“有人不服她，想拿这事镇一镇”，希望小陶能够谅解，然而当小陶释怀了之后，她竟然小题大做，在上司那里又诬告了小陶；其二是“茶社的交易”，万花商场的老总邹志刚本来是她商业上的对手，但她为了利益，竟与邹志刚做起秘密的交易，背叛了对她委以重任的任秋风；其三是“爱情的算计”，对于爱情，她的打算是“假如不能得到心中所爱，就找一个爱你的人垫底”，所以她对齐康民的投来的爱情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搞得齐康民“跟晕头鸡似的”，其间江雪虽许齐康民以三年之期，但她自己根本就没有当回事。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江雪信奉的是利益至上的哲学，为了利益，她可以排挤朋友、蒙骗老师、背叛情人。在她心中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利益的交换。在小说的结尾，江雪名利双收，是一位成功人士，银行账上的钱数与日俱增，自己住的是三层小别墅，豪华、高档。然而，她很空虚、很孤独。在别人看来江雪“什么都有了”，但却不幸福，“凄惶”得让人可怜。她活得很“富裕”，但没有活出精神。在小说中她是一个孤儿，其实在最终结局上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上的孤儿。
除了人的物化，人性的异化也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人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跟着异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果人不是从自身的需要、本性出发，而是根据与他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来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这已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小说中的江雪，她喜欢任秋风，但她为了物质利益，背叛了对她信任有加的老总兼情人；她很讨厌邹志刚，但为了金钱竟与他联手，各取所需，并默认了荣辱共存的哲学；她不喜欢齐康民，但为了情感的算计，她一直抱有若即若离的态度。人与人的关系，在江雪眼里，只不过是利益上的往来与交易罢了。
二、群体人性的异化
作家在刻画具体个体异化的同时，也在尽力描摹群体形象的异化。群体形象异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作家对
那些购物人潮的描写，那物欲与诱惑可以说充满着每一个人的头脑，“那黑压压的人头，就像是在洪流中向上蠕动的蚂蚁……是被欲望燃烧的蚂蚁”，“一层一层的电梯上，那些脸全都是向上的，就像是一盘一盘的葵花，那些葵花比凡高的油画还要变形，似乎是一层一层的肉压出来的饼！写满了欲望的饼”。听说“飞机撒奖销售”后，购物的人们再次疯狂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拱出来”，“一拨一拨地、一旋儿一旋儿地涌到”商场，“他们个个看上去都像是押宝的高手、猜奖的谋士。他们把大口大口的唾沫星子喷到天上，盘算着有可能中奖的号数、议着那将要到手的辉煌”，“那人群就像是杂色的旋风，忽喇喇地刮来刮去……要是站在顶楼往下看，那电梯几乎成了一座人头的传送带，那黑蒙蒙的人头，像是在万紫千红中打捞上来的物品，‘咔咔’地升上来，又‘咔咔’地沉下去”。到商场购物的人们，每一个都是冲着实现内心的欲望而来的。在“撒奖”的当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人们全涌到这里来了，整个十字路口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人肉工场。人挤人，人扛人，人摞人……群情激荡，人声鼎沸。人们一个个踮着脚跟、高昂着脖子，就像是葵花的海洋！那葵花是安了轴承的，所有的“盘儿”都在随飞机飞行的轨迹不停地转动。当奖券铺天盖地撒下来的时候，先是有千万只手臂伸出去……紧接着又像是短跑大赛，一个个头拱地、屁股朝天，成了一窝一窝没了头绪的、撕咬中的乱蜂……哄抢声、抓挠声、厮打声不绝于耳。
在“金色阳光”股份制改造之初，做发财梦的人们自愿入股的热情高涨，“那时候，他们听说金色阳光火了，一个个带着钱，涌进来，托人托关系要求入股”，“人像疯了一样，天天做着发财梦”。其中有名有姓的胡跃进、伍治就是这群人的代表，前者无意间中了大奖—— 一辆轿车，还想着发财，于是就换成了钱，入了股；后者从老家跑过来，托关系找门子要求入股，梦想着“十倍的利润”。然而，当他们听说“金色阳光”要垮了的时候：
一个个……又急煎煎地赶过来，要求兑付他们的钱……就像一窝没了头的苍蝇，骂声，埋怨声四起……像乌鸡似的一群一群的旋在一起，一边对天日骂，一边还相互打听着消息，商量着对策……
这就是充满物欲的人们！他们受欲望、受物欲而支配，在商品时代，被“商品驾驭”了。从这些可以看出，人性的异化已不是任秋风、江雪等几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时代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个体的人只不过是整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一个个符号，最终指向的还是社会的群体。在小说中齐康民说：“在商品时代，人要想不被商品驾驭，就必须去驾驭商品。”而真正驾驭商品的寥寥无几，大多数被商品驾驭了。正如上官云霓所说的那样：“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本来是钓生活的，却被生活所钓。”
三、异化的原因
从一般意义上讲，“异化是一种使人和物同他人或他物相疏远（或相陌生）的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④。追究导致人性的异化原因，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包含很多因素的框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以大致区分为外在诱因和内在主因。在《等等灵魂》中，作家通过个体异化的过程为我们首先展示了人性异化的外在诱因。正像上官云霓面对任秋风的“变”疑惑的那样：“当初，那么好的一个人，是谁把他染了？”作家的回答是：权力和金钱。
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在任秋风走向异化的过程中，权力的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取得成功之后，任秋风也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对于他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构想，“众人像欢呼似的，齐声高喊：‘我们相信任总！’”在他巡视商场时：“无论任秋风出现在哪里，一路都是：‘——任总好！——任总好！——任总好！’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喊，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可以看出，这是真心诚意地拥戴。”与此同时，因成功而来的威望使他在商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商场在他眼里就是“一艘战舰”，“而他，就是这艘战舰的大脑。他所下达的每一道指令，都会迅速地传达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权力又使他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面对人才的流失，他竟说：“这也不是坏事”，“龙多不下雨嘛”。他成了主宰商场的“神”，成了说一不二的人物，享受着“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快乐。他站在商场最顶端，居高临下，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什么事，他说要改进一下，“于是，也是一夜之间，很快得到了贯彻”。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去当部门经理乃至地区经理，无论这人的才能如何。权力欲就像病菌一样，一点点萌生、高速繁殖、恶性膨胀，最终主宰了人。权力使任秋风已不再清醒，他充分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
此时的任秋风已被权力完全腐蚀了，“他的身体只有一个部位是他亲自‘动’的——那就是他的脑袋”，人如果顺着权力走到这一步，还能说人掌握着权力吗？从深层上说不是人在支配着权力，而是权力正在支配着人。因为任秋风此时的快乐，甚至此后失败的痛苦，都是他手中的权力带来的，没有权力他无所谓快乐和痛苦，他成了权力的奴隶。于是，任秋风走向了“非人”，变成了权力的外壳，即是物的外壳。可以说，正是在成功的道路上，任秋风的灵魂一步步走向迷失，人性逐渐被异化。权力是他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与权力对人性异化的明显性相比，金钱的异化更带有隐蔽性。在小说中，金钱对人的异化虽是隐性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这不仅反映在江雪、老刀、郭老大这些富裕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如李尚枝之类的小人物的遭遇之中。李尚枝是市里的劳模，她善良而内向，不善言词，就因为牙少、不会微笑，她下了岗。又为了面子，固执地宁愿在商场外看车，也不回商场内上班。但他的家人如何对待她的，公婆拐着弯骂她，丈夫对她拳脚相加，儿子对她冷眼相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李尚枝丢了商场的好工作，进而失去了挣钱的好机会。说到底因为缺钱，所以挨骂、挨打、受气，有了钱，就不会这样，钱统治着人的行为。从这些生活实景中，我们看到李尚枝周围人的异化，他们因穷而仇恨，因生活不好而发威，穷困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是一片荒漠。
在造成人性异化现象的复杂框架系统中，人本身当然是其中的最终因素。按照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论来分析，人的本性中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动物性和社会性。在人的发展变化中，两相交替，此消彼长：动物性占据上风，人就会利用头脑投机钻营，走向异化；社会性占据上风，人就会使用理智正派行事，坚守道德。这说明，人是有弱点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行走，如果不时时检讨、警惕自己，就会迷失自我，走向异化。而在人自身的因素中，精神上的空虚可以说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人本来先成为精神的弱者，其他因素对人的腐蚀、异化才有可能。
在《等等灵魂》中，人性异化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在任秋风身上异化表现为权力的变异，在江雪身上表现为精神上的空虚，在投机商身上表现为道德的丧失，在躁动的人群身上表现为对物的贪欲。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异化都导致相同的结果：精神上的瓦解。
此外，在对人性异化因素的展示过程中，李佩甫还在尽力追问人的成长经历与人性异化之间的渊源。“童年情结”的铺展，就是作家借用的一个手段。在《等等灵魂》中，对多个人物作家都描写了童年时候的经历，如秋风的“黄河烫血”、陶小桃的“姥姥的影响”、邹志刚的“胡同情结”、江雪的“孤儿经历”等。在小说中，大学教授齐康民推崇人的“童年意识”，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背着童年行走的，一个人的童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作家本人也正试着用这种理论来探讨人物行为的原因。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江雪。江雪是个弃儿，无父无母，在养母家又经历三家转手，没有任何地位，受尽冷眼、折磨和虐待，在她心中没有爱，只有恨的交织，这成为一种扭曲的记忆，直到她长大参加工作，仍忘不了儿时的磨难，她在恨中没有形成宽容、大度、无私，而形成了狭隘、妒忌、自私的性格。悲惨的孤儿经历使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家庭从来没有给予过她丝毫的温情和关爱，带给她的只是屈辱和伤害。屈辱的生活使江雪的人格产生了严重异化，她憎恨别人拥有的一切，在她心里时刻有一个“冲锋号”，妒忌、报复的心理使她把一切人当成了对手。她选择了首个报复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好友陶小桃，处处与她为敌，处处挑毛拣刺，屁大的小事，也要通报批评，最终排挤走了小陶。随后又对另一好友上官云霓下了狠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破坏了上官云霓的爱情。报复的快感让江雪得到一种变态的满足，不知不觉中，她从少年的受虐者变成了成年的施虐者。可以说，童年穷苦的经历养成了她在商场工作中唯利是图的本性。正由于作家从生命的内驱力（童年经历）与社会的外在制约力（商业社会以财富的积累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的相互作用中来写人物的病态性格特征，从而使江雪的冷酷行为、利益至上的本性获得了合理的依据。透过江雪冷酷的性格，透过她的心理暗区，我们可以看到她为取得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深层次原因。
从前文对人性异化的现象以及内外方面的原因的分析可知，《等等灵魂》其实是一部商战的寓言，通过对商海异化人性的刻画，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而警醒。这一点正如作家李佩甫自己所说：“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一个‘卖’字，像溅着火星的烙铁一样烫在人们的心上。如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舞蹈……这部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而已。”⑤是呀，在商业时代的大潮，如何不走向迷失和异化、如何坚守道德和灵魂，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在小说的结尾，作家设置了“摩天大厦”这一带有很强象征性的意象。说白了，他是在借用任秋风建造“摩天大厦”的失败，告诉人们：一座摩天大厦可以用物质“建起”，但这种“建”只是可能，只是规划。如果没有精神的支撑，大厦规划得再好，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实现不了的臆想。如果盲目“硬建”，那终究是最终高度出不了地面的“摩天大坑”。
作家李佩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人们正在经受的或者叫享受着一种新的病症。这是人们从物质匮乏中走出之后，第一次享受高级动物（人）才能享有的精神疾病——来自灵魂的‘SARS’。”从这个意义上说，《等等灵魂》描写人性的异化现象，就是给时代提个醒，给生活在时代里的人们提个醒：等一等灵魂。
注释
①李佩甫：《等等灵魂》，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②黄晋凯：《荒诞派戏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④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⑤黎延玮：《一个时代的口号：等等灵魂》，《大河报》2007年1月5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