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价值”渐成艺术品拍卖的风向标，一批承载着丰厚文化价值的拍品备受关注：具有收藏文化史上样本意义的千年雷峰塔藏经、以实物见证古代造纸术的晋唐以来20余种古纸样本……拍卖场上，比落槌的数字更重要的，当是文脉的传承。对文化艺术恒久价值的认知、发现与欣赏，当是收藏的最高情怀。
　　雷峰塔藏经：有缘人成就收藏文化史上的佳话
　　古代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的实物
　　吴越刻雷峰塔藏经距今已有千年。经卷卷首刻有佛像一方，像前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纪”等文字。这“乙亥”年为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西关砖塔”则即雷峰塔，又名皇妃塔（黄妃塔）。经卷刻印的是佛教重要经典《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 《宝箧印经》），书写诵读此经，或纳入塔中礼拜，被认为能够消除罪障，长寿延年，功德无量。这是一部刻经完整的初印本。其版式与吴越国丙辰岁（956年）、乙丑岁（965年）刻经相同，版心小、字体小、幅狭长，幅宽7.6厘米、全长约210厘米。共274行，2790字。翻经者为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京师大兴善寺三藏不空。
　　这一千年经卷可谓见证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的珍贵实物。叶恭绰对它的评价是“手工精湛，与开宝大字藏相类，而此字小，尤为难得。敦煌所出沙州刊版各经咒约与此同时，但麤率殊甚，较此有珉玉之别矣”。吴湖帆指出此卷“得有价值之北宋真椠位置”，开南宋临安著名刻书坊“睦亲坊”之先声，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更令人讶异的是，经卷虽经千年沧桑，展卷所见仍纸表细腻，字体古拙典雅，清晰可辨，被认为是《宝箧印经》迄今为止的最善本。
　　吴越刻雷峰塔藏经之所以历经千年却保存完好，据说与雷峰塔的藏经方式有关。常见的藏经是将经书藏于佛像的泥胎中，比如敦煌，而雷峰塔藏经是将经书藏于特制的塔砖内，这种藏经方式迄今所知独一无二。假若没有雷峰塔的倒塌，这个秘密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晓。雷峰塔倒塌以后，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经卷都藏在雷峰塔的第五层。它们往往被藏于塔身藏经砖的小圆孔内，以小竹签做轴心，裹以黄绢经袱，再用锦带束腰，并用木栓塞住孔口，密封砌入塔身。藏经砖的小圆孔直径3厘米，一头露在砖缘，深入砖身10厘米。近代以来，雷峰塔藏经砖被民间一度认为具有庇佑之奇效，因而屡遭盗采，这也成了雷峰塔倒塌的重要原因。
　　丰富的名家题跋为经卷不断增色
　　近一个世纪以来，吴越刻雷峰塔藏经不仅流传有序，而且在递藏过程中不断完善增色。琳琅满目的名家题跋成就了此经卷独一无二价值，赋予其收藏文化史上的样本意义。
　　1924年，西湖畔雷峰塔的轰然倒塌俨然成为一桩文化事件，秘藏千年的经卷得以面世。原本，《宝箧印经》是时居杭州的晚清诗人陈曾寿从雷峰塔废墟中觅得的，当然，彼时他所搜罗的雷峰塔藏经远不止这一卷，对于这些经卷中偶有残缺之处，他均以断卷中文字补缀，得此完璧。
　　因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礼佛，1925年春天在吴湖帆偕夫人游西湖期间，陈曾寿割爱将《宝箧印经》出让给吴湖帆。这一经卷被吴湖帆引为至宝，用明锦宋纸装裱成手卷一件。在如今人们看到的《宝箧印经》上，不仅吴湖帆亲笔题跋多处，尚留有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的手迹，此夫妇二人印章多达35方。吴湖帆也另请鉴藏家、书画家王同愈绘制黄妃塔图，装裱于经文之前。而在经文之后，他则遍邀陈曾寿、张钟来、夏敬观、赵尊嶽、狄平子、叶恭绰、沈尹默等文化名流为经卷歌咏题跋。
　　抗战前夕，吴湖帆的挚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曾受南京博物馆之托，想以两百两黄金的价格请求吴湖帆转让此经卷。吴湖帆却婉言谢绝了，只因这是他与夫人的心头好。
　　几十年来，吴湖帆可以说是在精心供养这一雷峰塔经卷。谁也不曾想过，日后他竟将这一经卷赠予他人。上世纪60年代初，吴湖帆罹患中风，半年卧床不起，是上海著名中医方幼安的精心针灸治疗让他得以痊愈。吴湖帆将不少珍藏赠予方幼安，其中就包括这一雷峰塔经卷，并亲笔题款留念。
　　获赠吴湖帆藏雷峰塔经卷的方幼安，同样将其奉为珍宝，还请来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作长篇诗跋，这才成就今日所见经卷面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方家因故急需筹钱，感于香港收藏大家朱昌言曾经的慷慨相助，遂将这件“压箱底”的藏品转手朱昌言家族。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吴越刻雷峰塔藏经始终交由最妥当的人来守护。这是经卷之幸，也是收藏之幸。
　　晋代茧纸：留下一段可以触摸、感觉、认知的历史
　　晋唐以来20余种古纸样本将破天荒地现身拍场。这批传世古纸，均为近代收藏大家龚心钊的旧藏。其中，一部分为他的家藏，另一部分则是他从聊城杨氏、海丰吴氏、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古玩商处陆续购置的。最终，龚心钊将这些古纸分两册精心装裱。其一题为“晋唐历朝古纸”，其二题为“晋唐历代古纸素册”。其中，3张距今1700余年的晋代茧纸保存完好，可谓稀世珍品，面积总和多达6.7平尺，对于研究和认知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和纸张使用状况有着重大的意义。“不市本”是龚心钊给它们的特别标注，大有代代相传、世世永守之意。
　　对于晋代茧纸，人们素来只闻其名，不见其实。唐人何延年曾提到王羲之写《兰亭》“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不过，世间已无《兰亭》真身，唐太宗命臣子摹写《兰亭》 用的都是楮皮纸，晋代茧纸究竟为何等神物成了后人一直想要探究的谜。晋以后直到明代，历史文献中才重新有了生产蚕茧纸的记载，但那只是宫里用来制作雨衣雨伞的，大概无法用于书写。否则，在历朝历代留下的那么多书法墨迹中，不可能没有一件实物或相关的作品著录。有人推测，王羲之以后，或许就因为蚕茧纸的极为罕见，再没人用它写字了。
　　龚心钊所获的某些纸张为晋代茧纸，是其历时多年考证得出的。米芾 《宝章待访录》载，传为王羲之《笔阵图》前有自画像，其用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虽未明说这种纸张的材料，但其质地紧密、厚度较薄、坚韧挺括的特征描述十分清晰。龚心钊认为，米芾所说的应该就是蚕茧纸。以此描述对比自己所藏的蚕茧纸，他在1936年的一段札记中写道：“此纸……盖系蚕茧所制，磨擦亦不起毛，非藤、楮、竹、棉所能及也。原幅未经翦背，触之即折损。余得于津沽某蓄古家，不得已因截为三幅背之。此可决为晋代纸也。”1940年他又在一段札记中强调：“此真蚕茧丝所制，揉擦之亦不毛损，《兰亭》茧纸度亦不胜于此。余见隋人诸写经卷，色类此而质乃楮类，晋以后殆无茧制者矣。”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札记纸上还贴有一小片蚕茧纸，或许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实物的全貌，黏住的仅仅是纸片两端，这样，人们便可透过没有黏住的部分直接获得对纸质的感受。时隔多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实物进行检测显示，这3张纸恰如龚心钊以目测所判断的：材质确属蚕丝，年份也与标签注明的晋代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