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身体的塑造，既不同于道家所追求的赤子之身，也不同于儒家所强调的践形成圣。他借“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对身体进行问题化的书写，同时又赋予被问题化的身体被拯救的可能，将它们纳入民间信仰与道德实践的体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聊斋志异》的身体叙事，探寻身体被问题化的表征与其原因，并试图分析其中自然人性论与道德严格主义的交汇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