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肠胃生锈的年代，我和二姐如母亲饲养的两头猪崽儿，肚子像条大麻袋，再装多少吃食进去都感到饥饿。因此，二姐和我常为吃饱肚子而争执打闹。
　　家里吃饭盛菜用的全是土陶碗，由于没有丰盛的菜上桌，一家人的碗七大八小也没几个，除了装菜的钵头汤碗碴儿、大碗外，每人只有一个碗。有时，我麻利地帮母亲拿碗、端菜、收碗，慌忙中，手里的碗“咣当”一声落地，母亲常骂我是个“乱脚龙”。
　　摔破缺了边的碗，母亲用来盛干粮，当勺子舀米面、糠麸。大的月牙形碗渣，母亲收藏在墙角，用来打磨那些新的锄头把、镰刀把。碗摔烂一个少一个，可我天天要吃饭，不知是母亲有意惩罚我，还是家里困窘，无钱买新碗。吃饭时，母亲总是让我头上的二姐定量先吃，等二姐吃完后，再把碗洗干净，用同一个碗舀饭给我吃。我守望在二姐的旁边，看着“吧嗒、吧嗒”细嚼慢咽吃饭的二姐，总是催促二姐赶快吃，巴不得叫二姐直接倒进肚子。常常是二姐才刚端起碗，没吃几口，我就迫不及待对母亲大声喊：“二姐的饭吃完了，快点儿、快点儿，轮到我吃了。”二姐毫不示弱，反驳说：“饭还有半碗呢，催工不催吃。”
　　母亲转过身来一看，的确如此，便劝我耐心等待。那时的我多么仇恨二姐啊！暗想是她抢占了我的饭碗，就像个缺牙没齿的老人，总嫌二姐吃得慢。
　　后来，省吃俭用的母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一个小花洋碗，继续采取二姐和我共同使用的办法，早饭二姐先吃，我后吃，晚饭我先吃，二姐后吃，让我和二姐轮流用那个小花洋碗吃饭。轮到我吃饭时，我总是故意拖延时间，让等在一旁的二姐垂涎欲滴，迟迟不让她吃饭。有时，我明知饭快吃光了，可偏要留下一小撮儿在碗底，慢条斯理地一粒一粒数着吃。直到母亲看不过意朝我发火，催我迅速吃完饭，二姐才可以接过我手里的小花洋碗，自己洗刷，交由母亲分舀饭菜吃饭。肚饱眼不饱的我仍不愿走开，站在二姐身边，既监督母亲，也监督二姐，生怕母亲偏心，让二姐多吃多占。
　　那天，未嫁进家的二嫂的父亲来“踩家”，母亲在灶房里忙前忙后，不仅杀鸡，还做了好几个香喷喷的菜。由于要待客，菜比平时多了几个，碗就不够用，爱面子的母亲怕我不懂规矩，就舀一碗饭，夹了三块鸡肉，让我先吃，吃饭时，不准我上桌。我“稀里哗啦”吃完后，就被母亲特意安排在屋外的院子里喂猪食，闷闷不乐的我总觉得母亲对自己不公平，为什么让二姐上桌，不准我上桌，便对那几头猪又打又骂，发无名火。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只好又叫二姐来替我喂猪。像只馋猫的我跑到饭桌旁，看着“老亲爹”酒杯旁摆着我那个小花洋碗，专门盛肉下酒。我缠着母亲磨磨蹭蹭想啃鸡脚，母亲说小娃娃不能吃，吃了手摇写不好字；我想吃鸡肠子，母亲说小孩子吃了鸡肠子，连横竖都画不直；我想啃鸡头，母亲又说那是敬长老的。只见“老亲爹”和二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卜卦似的津津有味看鸡头。我想吃鸡冠，“老亲爹”却给了二姐，说姑娘吃了长大后才会绣花；我想吃鸡脑髓，母亲说娃娃吃了鸡脑髓会经常流鼻涕。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她碗里的一块鸡翅分给了我，说我吃了长大以后会远走高飞。拿着那块鸡翅，我一下子就飞奔出家门，满村子边跑边啃，在小伙伴们眼前炫耀着。
　　直到我九岁那年，我和二姐头上的三个哥哥，还有大姐，娶的娶、嫁的嫁，家庭成员如葱、姜、蒜一样蓬勃生长，枝繁叶茂的大家庭在婆媳妯娌的吵嚷声中摇撼，我和母亲与大哥一家，二姐和二哥一家，另立门户分家过日子。分家时，二姐和我都想要那个小花洋碗，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在母亲的“裁判”下，那个小花洋碗归我所有。从此，我和二姐成了两头分槽的猪崽儿，不再共用那个小花洋碗轮流吃饭了。那个不知多少次被我端掉在地上的小花洋碗，搪瓷已经东一块、西一块掉了很多，乌黑的铁皮斑斑点点露了出来，虽然没有从前漂亮，却成了我吃饭的专用碗。可小花洋碗再好，吃不饱肚子仍是家常便饭的事。而二姐却比我懂事，二哥家有什么好吃的，总会悄悄留一点儿埋在饭下面，端着离开饭桌，跑到我面前私分一点儿给我尝个味道。
　　就这样，我和二姐如母亲菜园里栽种的番茄、辣椒、南瓜、虹豆，朝夕相处，并肩长大。不知不觉二姐就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十六岁正读初中时，二姐就嫁到猫街去了。第二年，二姐生下孩子，当了妈妈。母亲带着我去二姐家“送祝米”，我忍痛割爱，把那个小花洋碗当礼物送给了二姐，让孩子用它吃饭。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的孩子满月时，二姐来“送祝米”，又把那个多年未见的小花洋碗，用红油漆涂抹过，有些旧，送给了我“掌上明珠”的姑娘。
　　如今，二姐和我都过上了吃不愁、穿不愁，端着“金饭碗、银饭碗”的富足生活。遗憾的是，我和二姐几乎一年半载都难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