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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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发表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的作品就一直在描写苦难。不管是先锋时期以死亡为写作主题,还是转型之后在苦难中加入温情因素,苦难作为余华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未曾变过。那么在这转型过程中,余华作品是否只停留在对苦难的表层抒写上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余华作品不仅是在抒写苦难,同时在抒写过程中逐渐超越苦难,表达更深层的文化批判意义。余华在对苦难人生的深入思索和体验中,始终遵从内心,以真实的精神世界为依托,去寻找人存在的價值和意义。
  余华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从此,他的作品就一直在抒写苦难,苦难中透露出对人生的绝望和希望。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认为:作家的绝望言说本质上正是为了最终摆脱绝望,在无意义的废墟上找到真正的意义。如果说描写苦难主题是为表达余华对世界的不信任与绝望感,那么是否可以推测他抒写的同时也为摆脱这种绝望,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余华作品一直以苦难为主题,到90年代后苦难中逐渐包含温情,这其实是作品超越苦难的表现。随着时代现实的变化和作家个人内心需求的变化,作家也希望在揭露世界现实的同时能够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安慰,在超越先锋的写作中找到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一、追寻真实的精神世界
  20世纪80年代,余华小说创作主题是展现暴力和死亡,叙事上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技巧,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寻找并表现他对生活的独特感觉和思考。但是,他所指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存在的真实是矛盾的,精神世界是作者能够去塑造、去追求、去超越的,是作者为自己想象中的现实构建的一幅完美蓝图,相比之下,现实反而变得不够真实,现实是虚无的、混沌的、黑暗的、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本身是荒诞的、无法言说的,真实对于现实,更是无从谈起。在这样紧张、虚无、荒诞的真实世界里,余华坚持:“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在漫长而孤独的写作中,余华在为追寻真实的精神世界身体力行。
  《现实一种》里,余华颠覆古典小说中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母慈子孝的傳统,母亲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何时终结,对儿子的争斗不闻不问,兄弟复仇相残,妯娌毫无亲情可言,小孩也不能逃脱被摆布的命运。《古典爱情》中颠覆了爱情的神圣及传统意义上才子佳人的美好结局。这里余华从内心经验而非日常经验出发,打破和瓦解人们对传统意义上古典爱情两全其美结局的期待。在作品《鲜血梅花》中,主人公阮海阔虽身无一技,为报父仇流浪江湖,母亲为让他后顾无忧而自杀,但他最终因帮助别人导致复仇无法完成。小说瓦解了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和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局,追溯生命意识的产生、延续、湮灭和生存欲望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支配,通过这种解构性叙事,颠覆了历史传统和人们的视野。80年代的余华,通过截然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以对内心世界的遵守作为底线,描写身处文革结束之后的人们因社会巨变产生的不安心理,表达对传统价值观的不信任和对世界的怀疑,通过颠覆性的写作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悲凉感悟。90年代开始,余华对人性的表现出现微妙变化,他的作品在苦难中更表现出人性善。《活着》告诉我们人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当我们不得不忘却自己经受的灾难好好活着时,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活着就是人生的基本目标和终极信念,福贵的活着是无奈却高尚的,是卑微又充满尊严的,他不仅使读者感到活着的苦难与幸福的双重存在,体会到社会底层的被压迫和来自人物自身顽强的生存力量,更觉察出人类对命运无法抵抗以及因这种无法抵抗默默承受而体会到生存的不易与艰辛。对于福贵而言,生活已如此残酷,他所能追求的精神真实只能是活着,默默地活下去,饱受苦难折磨地活下去。
  《许三观卖血记》中通过叙述许三观为人生的基本传承(首次卖血为娶媳妇,接着为饥荒时期的生存,最后为救非自己亲生儿子的一乐)而屡次去卖血的事件,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家庭亲情的信任,更展示人性的高尚。这正是小说吸引人所在,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平凡人性的真实与伟大,它是激励我们活下去的力量。从先锋时代的人性恶,余华开始去探索精神的真实,到后期许多作品中逐渐展现的人性善,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到对生活实际的叙述,余华一直坚持为内心而写作,这正是作者一直坚持的理念。
  一位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为追求真理而写作,不论是余华前期的苦难死亡,还是后期的默默温情,它都体现了余华坚持追求内心和精神的真实,不断质询着自己的本心,这使余华在写作中能够一直保有初心,带给读者对于生活真挚的感受和温暖的体验。
  二、探索超越先锋的写作
  90年代,余华出版作品集《河边的错误》,收入了他前期创作的九部重要作品,其实可以算作他对先锋时期创作的一次总结。此时,他已出版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是他告别先锋,与现实和解的开始。
  他在《跋》(为《河边的错误》所作的序)中将自己的创作观概括得非常清晰:“三四年前,这是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与我前几年的写作行为紧密相关。文章中的诸多观点显示了我当初的自信与叛逆的欢乐,当初我感到自己已经洞察到艺术永恒之所在,我在表达思考时毫不犹豫。现在重读时,我依然感到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更为年轻的我,《虚伪的作品》对我的写作依然有效。”不久之后,他的创作观发生了变化,他又陈述道:“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如今再仔细地读这两段话,它是余华宣告自己告别先锋的一次宣言,是对他后来转变写作风格,告别先锋、走向现实的预言。余华是一位优秀的坚持为自己内心写作的良心作家,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他也需要寻求一种新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更好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索,而此时先锋文学也失去了市场,并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他既认识到先锋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局限,也表现了在更多丰富人生经历之后的成熟选择,还包含着作家自己创作心态的转变和现实世界的需要。   另外,作家作品保持新鲜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创新,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是自己对人生思考的认识和总结的表述,更通过表达对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价值意义去获得读者的共鸣,给读者在遭受生存苦难时提供精神支柱,这正是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家的创作不仅受社会转型和时代变化的影响,更因作者的童年和自身经历而不断变化。
  在余华的创作中,童年生活的孤独和无助在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记叙了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经历,他对独自探索的人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但现实无情粉碎了他的想象。在他的世界里,人们是友好的,但当他去帮助被抢苹果的卡车司机时,司机却联合劫匪欺骗他,并且打劫了他。真实的生活毁灭了他原本的期望和美好,展示了人性的阴暗与邪恶。《现实一种》写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导致的家庭悲剧。在《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往事如烟》等中篇小说中,血腥、暴力和死亡就这样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正义的警察为使杀人犯疯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自己最终变成疯子;妻子和女儿在自残的丈夫死去之后终于能够轻松地活着;算命先生为延长阳寿不断破坏女孩童贞,吸取女性精气……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深深的绝望……而作为转型之后表达脉脉温情的第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作家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坦诚地面对读者,温情回望自己一路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新的思索与回望中,余华小心翼翼地与现实世界进行了和解。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家庭抛弃的多余孩子,他的成长充满了孤独、坎坷与不被理解的忧伤。这种淡淡的细腻悲伤同时饱含了对生活的绝望与渴望。童年经验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儿时记忆的缺憾让作者对人生的感受变得复杂化,当他将这种记忆在作品中用暴力、苦难、死亡展现出来后,再重新思考之前的经历,便不只感受到人性的漠然和生活的残酷,更多了一些温情与关怀。
  因此,从余华前后期作品苦难主题的悄然变化,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已能够摆脱先锋文学的自身局限和固定模式,对血腥暴力的描写开始转变为对生活的脉脉温情。
  随着社会转型,余华关注的是中国人生存的当下困境,展现普通人生存在真实世界中的苦难与温情。苦难主题的细微变化并未影响作者所关注的人的生存困境、生命意识和生存价值的意义,不管人物是因生存在文革冷漠黑暗的世界而产生怀疑,还是在接受福贵式残酷的命运仍默默地活着,余华都在探索先锋文学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超越。
  三、展现终极的生存困境
  余华曾说过:“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深究余华作品,他对黑暗与死亡、温情与悲悯的表述是如何表达人类追求的理想与真理呢?
  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世界永远充满着深刻的仇恨和残暴的杀害,几乎看不到温情,只有人与人之间血淋淋的互相残杀。作品中讲述的都是人生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与丑恶。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所有的恶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去欺骗、残害同类,制造出一幕又一幕让人不忍卒读的悲剧,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罪恶和痛苦以及对虚无人生的怀疑。为何在前期作品中余华如此残忍地描写人类的冷血呢?通过对文本深入细致地分析,我们明白,作者在经历文革时期人与人互相揭发、怀疑、陷害,价值观支离破碎之后,开始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人类又该如何生存下去?
  在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刚进入成人世界的“我”满怀对人性的美好期待,满怀信心地独自去探索一个未知的奇妙世界。然而,真实世界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被深深信任的司机欺骗之后,“我”开始认识到现存秩序的混乱,“我”的价值观开始动摇。在作品《现实一种》中,亲兄弟互相残杀是由于四岁皮皮不小心摔死了婴儿弟弟,导致一家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作品在兄弟间“连环套”式的复仇中展现了人的野蛮、愚昧、残酷的存在状态,剖析了人性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在作品《一九八六年》中由于文革变成疯子的历史教师亲自试用酷刑的殘忍画面,充满血腥气味的描写,展示了人性的冷漠。余华前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人类精神的衰落趋向,人类世界变成埋葬自己的地獄,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感。
  在转型后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生仍然充满了孤独与绝望,死亡也随时袭击着主人公。然而不同的是在这绝望中透露出一丝希望,作家对人生的苦难感悟中开始加入温情与悲悯。孙光明在遭受被亲人抛弃的痛苦、朋友离去的悲伤后,选择回到孤独中,他认识到宁愿孤独也不再假装合群,慢慢变得成熟。福贵忍受一连串亲人去世的打击,几乎失去生活的全部寄托,但他仍作为送别者活着,他以超越苦难的达观态度平静地生活着。某种意义上讲,福贵体现了人类在面对悲剧时所表现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态度。当然,探索人的生存困境,追寻人的终极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不仅需要孙光明化茧成蝶式地成熟、福贵式经历一切最苦痛的死亡之后超脱豁达的生存态度,更需要许三观式勇于承担、默默奉献的自我拯救。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应努力通过自己的作为,不断超越现在,超越苦难,用一种超然的方式对待生活。许三观一生多次卖血,为娶媳妇,为救儿子,为一家人的生存……他通过卖血来维持家庭的生存与传承,他对生活苦难的担当,不仅是作为传统父亲的无私牺牲与奉献,更是作为人类普遍对生命尊重的神圣崇高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超越人类一切苦难的力量。
  余华作品虽然不停止地描写苦难,无论是血淋淋地展现苦难暴力,还是遭受苦难的绝望中流露的一丝丝温情,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逐渐超越了先锋时期的局限,坚守真实的精神世界,表达对人终极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索,体现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和人文关怀意识。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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