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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400多名劳工涌上新加坡街头，他们怒气冲天地砸碎巴士的玻璃，并围攻警车。在多名警员受伤之后，新加坡政府还出动特别行动队协助警方恢复当地秩序。事件中有27名肇事嫌疑人被捕，清一色为南亚人。
那是源于12月8日发生在印度族群聚居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由新加坡本地人驾驶的私人巴士当场撞死了一位33岁的印度劳工。
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不可思议地在新加坡这个以包容稳定著称的国家演进成了大规模骚乱。在外界看来，五十年来连游行都不曾发生的国度遭遇了斯芬克斯之谜。
总理李显龙当即组建委员会，探讨有大批外籍员工聚集的地方如何管理。事后，很多人意识到，移民问题只是新加坡血液中发生突变的隐性基因，而其他一系列新现象——诸如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走低、新加坡社会文化的转型，都开始逆行于建国者李光耀推崇的精英统治的轨道。
新加坡的家长李光耀卸任总理之后，这个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斯人已逝，没有了“李神”的新加坡未来又该去往何方？
除了古巴、朝鲜等几个少数国家外，鲜有像新加坡般鲜明地反映一个人的政治遗产。1965年建国以来，李光耀从无到有，逐步打造出了一个经济富足的稳固社会。1990年，他辞任总理，以国务资政的身份继续把握新加坡的发展脉络，而总理一职由吴作栋接任。
这是李光耀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他“太上皇”一般的存在感让吴作栋推出新政困难重重。
很多新加坡人回忆起过去，心情相当矛盾。《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的作者李慧敏是个地道的新加坡“70后”，她回忆说，小时候喜欢到组屋楼下听街坊们高声批评政府，而在报纸和电视里却看不到阿伯们的激烈情绪和言论，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的演讲和大家对政府的赞美。
新加坡人不会在媒体上口诛笔伐，更不会走上街头扔鸡蛋。在李光耀的“照拂”之下，他们已懂得权衡得失，不会因为不满而牺牲舒适的生活。
在上世纪后半叶，建立一个“稳固社会”也许是新加坡最可行的抉择。国际上，李光耀必须时刻提防区域国家的虎视眈眈，做好平衡外交，确保这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国可以在逆境中甚至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国内，他必须时刻确保社会稳定。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使新加坡取得耀眼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也为后继者继续发展新加坡铺下坚固的基石。
继任者吴作栋并不是改革上的激进者，也不善于国际舞台上的交际。某种意义上讲，他长期于李光耀的光环下“隐忍”生存，唯一给世人留下印象的，恐怕就是其提出的“优雅社会”的构想。吴作栋的执政哲学温和且异于李光耀，他强调温和社会下的“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
李光耀曾表示过，吴作栋并不是自己看中的继任者。“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他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如此记录。李光耀替还未“继位”的吴作栋一手包办了最高法院法官——他任命了自己在剑桥的同学杨邦孝担任此职。
吴作栋对此保持了缄默，但开始了另一些可能的尝试：放开公开讨论、播发国会开会实况、由内阁成员与基层组织各界代表对话，吴作栋让人民对政府的重要政策发表意见，集思广益。
分析人士表示，很大的程度上，吴作栋时代的新加坡的政治、言论自由空间比较大，社会上也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化。
尽管没能任命大法官，吴作栋还是在新加坡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浓重的一笔。1995年，他下令调查时任国务资政李光耀家的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两处房产被曝在交易过程中价格打了很大折扣。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调查之后，向总理报告，李光耀家族获得的折扣并无不妥。
在这次事件中，吴作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一次正面交锋，也证明了在新加坡没人可以枉法。
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任总理吴作栋执政以来面对的最大挑战。1997年新加坡经济陷入泥淖，面对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竞争定位危机，经济欲振乏力，近乎七年的时间，吴作栋政府束手无良策，领导威信面对严峻挑战。他曾一度被李光耀要求提早下台。但他坚持狮城经济好转后方卸任总理职，而得以延续其政治生命。
2013年12月8日晚，新加坡中心城区印度族群聚集地“小印度”发生骚乱，多辆警车和救护车被掀翻并被点燃。摄影/MarkCheong
英文女作家林宝音在《推出香槟酒，新加坡》一书中表示：“吴作栋提倡社会尚礼、关怀他人以及同情弱小，这些才是一个文明成熟的社会的精髓所在。”而前政府则把这种理念视为不相干甚至有害的思想。
吴作栋曾引用乔治·布什总统对“更善意更优雅社会”的承诺来支撑自己的施政理念时，李光耀甚至有些光火，他反驳道：“强硬和艰苦的作风才使我们有了今天！”事实上，“优雅社会”并非否定了李光耀的“稳固社会”，而是原先发展路线的一个“U型”转身。建立“优雅社会”强调了社会建设对“质”的需求。
“优雅社会”的建设在新加坡三代领导人执政过程中如一枚榫卯，它将李光耀坚持的“稳固社会”和李显龙倡导的“包容社会”紧密连接并固定起来，构成了现代新加坡富有弹性的新社会框架。
2004年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接棒总理，吴作栋出任国务资政，李光耀改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彻底退出政坛。
对一个小国而言，威权统治在短期内很有可能比民主政治取得更好绩效。但是步入新千年，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在悄然发生改变。 回顾历史，1997年反对派人士邓亮洪参加大选，邓公开批评政府的许多政策，遭到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等人控告诽谤，后被驱逐出新加坡;到2001年，选举中，执政党只采用了技术手段来限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比如说不给反对党足够的时间争取基层选民;而在2011年，作为新加坡主要反对党之一的新加坡工人党，在大选中在阿裕尼集选区赢了人民行动党，这个在94名国会议席中只占6席的选区，却拥有了全国近40%选民的支持票。
一位要求匿名的《海峡时报》资深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从傍晚七点开始，有4万民众曾聚集在市郊的体育馆之外，他们中不少人着纱笼盛装，井然有序。他们仔细分辨着指挥台上的演讲，很多民众都在寻觅人民行动党之外的声音。
2011年的选举结果不在意料之外，更牵动统治者神经的，是民意的变化。人民行动党虽然再次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也意识到了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改变执政风格和方式，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反对派的声音以监督人民行动党政府。
乐观主义者视这次大选为新加坡发展的“分水岭”。反对党更是大谈“未来已来”，很多民众开始相信这种观点。而在过去，公开的政治辩论几乎是静音状态。大选阶段也只是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全阀门：民众借此机会发发小脾气，然后再安定平和地回归的人民行动党设定的轨道上来。新加坡人的选举之道是铁律更是传统，家族成员代代相继，也就习惯了。
李显龙认为新加坡应该坚守传统的自由市场和低福利政策，而解决物价问题的关键是推动本就繁荣的经济往前再进一步。李显龙花了不少心思，2011年大选前，他领导的最近的改革就是刺激经济政策：这包括首次向公众开放两个博彩度假村，引入一级方程式赛车和吸引国外技术工人来新加坡工作。在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像开足了马力的赛艇，以创纪录的14.7%增长率仅次于全球第一的卡塔尔。
而这些措施得以实行的基础，又得益于李光耀及继任总理吴作栋对新加坡社会的精耕细作：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他们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一手缔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1倍的经济神话，同时政府专注发展教育、自有住房、商业友好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稳固提升市民的财富拥有总量。
改革很快有了成效：率先开门迎客的那两家博彩度假村接连刷爆接待游客规模的纪录，而新加坡由此也跻身亚洲顶级博彩和旅游业目的地国。
反对党不能接受仅在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大选之后，他们开始继续刺激一些自李光耀执政时期发酵的问题脓包。首先，持续上涨的物价和人工费，令生活在“最昂贵城市”的新加坡人失神心跳。新加坡人、奔驰金融公司资深经理Jeff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个比方，在新加坡，计程车随便在市区绕绕都要100多人民币，几乎是北京出租车同等距离花费的两倍，更别提房租了。而物价高企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政府遭到责难的切口。
而之前提到的移民问题源于刺激经济的政策，也当然戳到了人民行动党的痛处——反对党指责，持续稳定的他国工人潮水般涌入狮城。他们收入低，本地人的工资受到挤压，这也使得新加坡人更受物价的困扰。一些少数派要求减税或者向老弱废疾者提供特殊帮助。
新加坡人口总量呈上升趋势，而本地人口则不断萎缩态势。新加坡政府本应建设足够的公共住房以及扩充交通枢纽，在这些方面，李显龙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公开表示“如果我们没能做好，我深表歉意。但是我们仍然会锲而不舍地努力，希望下次我们能做得更好。”
外来人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亟待破解。新加坡本地人对这些异乡人情绪复杂。Jeff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他们的涌入造福了建筑、造船、医疗和银行业这些关乎岛际民生的支柱产业，却也扩大了社会收入差距的鸿沟。外国人构成了新加坡超过三分之一的总人口，而他们已如移植的骨骼一般，深入新加坡的躯干里头，与母体祸福相依。
在2011年，李显龙领导的政府推出约合52亿美元的国民福利计划，用于帮助国民克服有大宗商品价格和薪资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据分析人士估算，一般家庭在本次预算案中能获得相当于2000多美元的“红包”，普惠近80%的民众，中产人士也可以获得退税和减税。
Jeff告诉记者，其实政府每年以多种形式补贴华族、马来族等各个族群构成的国民。
“政策始终运行于正轨之上，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政府致力于更清晰地表达自身意图，以及更加顺畅地实现和国民的沟通。”新加坡联昌国际集团（CIMB）研究部门分析师宋承焕（Song Seng Wun） 描述2011年之后的李显龙政府致力打造的是一个包容社会。
当日历翻过了2011年，新加坡内阁彻底没了李光耀的踪影。李光耀和吴作栋发表声明说：“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曾经的诉求非常简单，社会问题也不复杂，一个高效率的执政党就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但目前，一贯以团结和效率为先导的人民行动党，还能在未来自我革新，满足一个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的需求吗？
很少有人提及，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将会面临什么，一个“去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真的会来临吗？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中心主任于军教授认为，在新加坡的内政甚至外交领域，除非是遭遇国际上如战争或者金融危机等大变故，上层建筑的变化将微乎其微。
近年来，各种内部报告中提及人民行动党过度专权的频率比以往更加频繁。有的报告甚至提出把该党一分为二来确保反对党的忠实性。
于军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不可能失去权力。一旦反对党真正掌权，对新加坡而言，将是祸而不是福。
李光耀在之前为其子竭尽所能地铺出一条平坦之路——他不仅去除了自己政治上潜在的竞争对手，还踢走了那些可能对自己继任者构成威胁的人。
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曾被李光耀视为自己去世后可能竞选总理的人选。通过观察发现，2011年大选前，李光耀就开始向阿裕尼选民释放威胁的信号：他一遍遍地告诫这区选民，如果他们投给工人党的话，将后悔五年。这番言论直接刺激了该地选民，反而踊跃投票给反对党。最终杨荣文代表的工人党失利，宣布淡出政坛。
要求匿名的《海峡时报》记者表示，杨荣文之后，内阁里再无第二人能对李显龙构成明显的威胁，但是李光耀的去世，还是会削弱李显龙作为该党党首以及内阁总理的权威性。
今天的人民行动党有些不适，在过去，民众议论社会和福利政策，都被看作是对领导人“大不敬”的喊话;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精英阶级治理社会及强制死刑等话题无一不广受年轻一代的质疑。
李光耀执政时期的失误也开始被国民更客观地反思和评说。2004年，李显龙接过了两位前任总理缔造的繁荣岁月;2011年，人民行动党有惊无险地守住执政地位;接下来，该如何设计新加坡新的未来，没有了父亲庇佑的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那是源于12月8日发生在印度族群聚居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由新加坡本地人驾驶的私人巴士当场撞死了一位33岁的印度劳工。
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不可思议地在新加坡这个以包容稳定著称的国家演进成了大规模骚乱。在外界看来，五十年来连游行都不曾发生的国度遭遇了斯芬克斯之谜。
总理李显龙当即组建委员会，探讨有大批外籍员工聚集的地方如何管理。事后，很多人意识到，移民问题只是新加坡血液中发生突变的隐性基因，而其他一系列新现象——诸如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走低、新加坡社会文化的转型，都开始逆行于建国者李光耀推崇的精英统治的轨道。
新加坡的家长李光耀卸任总理之后，这个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斯人已逝，没有了“李神”的新加坡未来又该去往何方？
从“牢固社会”到“优雅社会”
除了古巴、朝鲜等几个少数国家外，鲜有像新加坡般鲜明地反映一个人的政治遗产。1965年建国以来，李光耀从无到有，逐步打造出了一个经济富足的稳固社会。1990年，他辞任总理，以国务资政的身份继续把握新加坡的发展脉络，而总理一职由吴作栋接任。
这是李光耀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他“太上皇”一般的存在感让吴作栋推出新政困难重重。
很多新加坡人回忆起过去，心情相当矛盾。《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的作者李慧敏是个地道的新加坡“70后”，她回忆说，小时候喜欢到组屋楼下听街坊们高声批评政府，而在报纸和电视里却看不到阿伯们的激烈情绪和言论，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的演讲和大家对政府的赞美。
新加坡人不会在媒体上口诛笔伐，更不会走上街头扔鸡蛋。在李光耀的“照拂”之下，他们已懂得权衡得失，不会因为不满而牺牲舒适的生活。
在上世纪后半叶，建立一个“稳固社会”也许是新加坡最可行的抉择。国际上，李光耀必须时刻提防区域国家的虎视眈眈，做好平衡外交，确保这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国可以在逆境中甚至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国内，他必须时刻确保社会稳定。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使新加坡取得耀眼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也为后继者继续发展新加坡铺下坚固的基石。
继任者吴作栋并不是改革上的激进者，也不善于国际舞台上的交际。某种意义上讲，他长期于李光耀的光环下“隐忍”生存，唯一给世人留下印象的，恐怕就是其提出的“优雅社会”的构想。吴作栋的执政哲学温和且异于李光耀，他强调温和社会下的“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
李光耀曾表示过，吴作栋并不是自己看中的继任者。“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他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如此记录。李光耀替还未“继位”的吴作栋一手包办了最高法院法官——他任命了自己在剑桥的同学杨邦孝担任此职。
吴作栋对此保持了缄默，但开始了另一些可能的尝试：放开公开讨论、播发国会开会实况、由内阁成员与基层组织各界代表对话，吴作栋让人民对政府的重要政策发表意见，集思广益。
分析人士表示，很大的程度上，吴作栋时代的新加坡的政治、言论自由空间比较大，社会上也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化。
尽管没能任命大法官，吴作栋还是在新加坡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浓重的一笔。1995年，他下令调查时任国务资政李光耀家的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两处房产被曝在交易过程中价格打了很大折扣。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调查之后，向总理报告，李光耀家族获得的折扣并无不妥。
在这次事件中，吴作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一次正面交锋，也证明了在新加坡没人可以枉法。
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任总理吴作栋执政以来面对的最大挑战。1997年新加坡经济陷入泥淖，面对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竞争定位危机，经济欲振乏力，近乎七年的时间，吴作栋政府束手无良策，领导威信面对严峻挑战。他曾一度被李光耀要求提早下台。但他坚持狮城经济好转后方卸任总理职，而得以延续其政治生命。
英文女作家林宝音在《推出香槟酒，新加坡》一书中表示：“吴作栋提倡社会尚礼、关怀他人以及同情弱小，这些才是一个文明成熟的社会的精髓所在。”而前政府则把这种理念视为不相干甚至有害的思想。
吴作栋曾引用乔治·布什总统对“更善意更优雅社会”的承诺来支撑自己的施政理念时，李光耀甚至有些光火，他反驳道：“强硬和艰苦的作风才使我们有了今天！”事实上，“优雅社会”并非否定了李光耀的“稳固社会”，而是原先发展路线的一个“U型”转身。建立“优雅社会”强调了社会建设对“质”的需求。
“优雅社会”的建设在新加坡三代领导人执政过程中如一枚榫卯，它将李光耀坚持的“稳固社会”和李显龙倡导的“包容社会”紧密连接并固定起来，构成了现代新加坡富有弹性的新社会框架。
2004年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接棒总理，吴作栋出任国务资政，李光耀改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彻底退出政坛。
李显龙的选择
对一个小国而言，威权统治在短期内很有可能比民主政治取得更好绩效。但是步入新千年，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在悄然发生改变。 回顾历史，1997年反对派人士邓亮洪参加大选，邓公开批评政府的许多政策，遭到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等人控告诽谤，后被驱逐出新加坡;到2001年，选举中，执政党只采用了技术手段来限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比如说不给反对党足够的时间争取基层选民;而在2011年，作为新加坡主要反对党之一的新加坡工人党，在大选中在阿裕尼集选区赢了人民行动党，这个在94名国会议席中只占6席的选区，却拥有了全国近40%选民的支持票。
一位要求匿名的《海峡时报》资深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从傍晚七点开始，有4万民众曾聚集在市郊的体育馆之外，他们中不少人着纱笼盛装，井然有序。他们仔细分辨着指挥台上的演讲，很多民众都在寻觅人民行动党之外的声音。
2011年的选举结果不在意料之外，更牵动统治者神经的，是民意的变化。人民行动党虽然再次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也意识到了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改变执政风格和方式，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反对派的声音以监督人民行动党政府。
乐观主义者视这次大选为新加坡发展的“分水岭”。反对党更是大谈“未来已来”，很多民众开始相信这种观点。而在过去，公开的政治辩论几乎是静音状态。大选阶段也只是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全阀门：民众借此机会发发小脾气，然后再安定平和地回归的人民行动党设定的轨道上来。新加坡人的选举之道是铁律更是传统，家族成员代代相继，也就习惯了。
李显龙认为新加坡应该坚守传统的自由市场和低福利政策，而解决物价问题的关键是推动本就繁荣的经济往前再进一步。李显龙花了不少心思，2011年大选前，他领导的最近的改革就是刺激经济政策：这包括首次向公众开放两个博彩度假村，引入一级方程式赛车和吸引国外技术工人来新加坡工作。在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像开足了马力的赛艇，以创纪录的14.7%增长率仅次于全球第一的卡塔尔。
而这些措施得以实行的基础，又得益于李光耀及继任总理吴作栋对新加坡社会的精耕细作：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他们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一手缔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1倍的经济神话，同时政府专注发展教育、自有住房、商业友好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稳固提升市民的财富拥有总量。
改革很快有了成效：率先开门迎客的那两家博彩度假村接连刷爆接待游客规模的纪录，而新加坡由此也跻身亚洲顶级博彩和旅游业目的地国。
反对党不能接受仅在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大选之后，他们开始继续刺激一些自李光耀执政时期发酵的问题脓包。首先，持续上涨的物价和人工费，令生活在“最昂贵城市”的新加坡人失神心跳。新加坡人、奔驰金融公司资深经理Jeff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个比方，在新加坡，计程车随便在市区绕绕都要100多人民币，几乎是北京出租车同等距离花费的两倍，更别提房租了。而物价高企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政府遭到责难的切口。
而之前提到的移民问题源于刺激经济的政策，也当然戳到了人民行动党的痛处——反对党指责，持续稳定的他国工人潮水般涌入狮城。他们收入低，本地人的工资受到挤压，这也使得新加坡人更受物价的困扰。一些少数派要求减税或者向老弱废疾者提供特殊帮助。
新加坡人口总量呈上升趋势，而本地人口则不断萎缩态势。新加坡政府本应建设足够的公共住房以及扩充交通枢纽，在这些方面，李显龙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甚至公开表示“如果我们没能做好，我深表歉意。但是我们仍然会锲而不舍地努力，希望下次我们能做得更好。”
外来人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亟待破解。新加坡本地人对这些异乡人情绪复杂。Jeff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他们的涌入造福了建筑、造船、医疗和银行业这些关乎岛际民生的支柱产业，却也扩大了社会收入差距的鸿沟。外国人构成了新加坡超过三分之一的总人口，而他们已如移植的骨骼一般，深入新加坡的躯干里头，与母体祸福相依。
在2011年，李显龙领导的政府推出约合52亿美元的国民福利计划，用于帮助国民克服有大宗商品价格和薪资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据分析人士估算，一般家庭在本次预算案中能获得相当于2000多美元的“红包”，普惠近80%的民众，中产人士也可以获得退税和减税。
Jeff告诉记者，其实政府每年以多种形式补贴华族、马来族等各个族群构成的国民。
“政策始终运行于正轨之上，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政府致力于更清晰地表达自身意图，以及更加顺畅地实现和国民的沟通。”新加坡联昌国际集团（CIMB）研究部门分析师宋承焕（Song Seng Wun） 描述2011年之后的李显龙政府致力打造的是一个包容社会。
后李光耀时代的政改难题
当日历翻过了2011年，新加坡内阁彻底没了李光耀的踪影。李光耀和吴作栋发表声明说：“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曾经的诉求非常简单，社会问题也不复杂，一个高效率的执政党就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但目前，一贯以团结和效率为先导的人民行动党，还能在未来自我革新，满足一个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的需求吗？
很少有人提及，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将会面临什么，一个“去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真的会来临吗？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中心主任于军教授认为，在新加坡的内政甚至外交领域，除非是遭遇国际上如战争或者金融危机等大变故，上层建筑的变化将微乎其微。
近年来，各种内部报告中提及人民行动党过度专权的频率比以往更加频繁。有的报告甚至提出把该党一分为二来确保反对党的忠实性。
于军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不可能失去权力。一旦反对党真正掌权，对新加坡而言，将是祸而不是福。
李光耀在之前为其子竭尽所能地铺出一条平坦之路——他不仅去除了自己政治上潜在的竞争对手，还踢走了那些可能对自己继任者构成威胁的人。
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曾被李光耀视为自己去世后可能竞选总理的人选。通过观察发现，2011年大选前，李光耀就开始向阿裕尼选民释放威胁的信号：他一遍遍地告诫这区选民，如果他们投给工人党的话，将后悔五年。这番言论直接刺激了该地选民，反而踊跃投票给反对党。最终杨荣文代表的工人党失利，宣布淡出政坛。
要求匿名的《海峡时报》记者表示，杨荣文之后，内阁里再无第二人能对李显龙构成明显的威胁，但是李光耀的去世，还是会削弱李显龙作为该党党首以及内阁总理的权威性。
今天的人民行动党有些不适，在过去，民众议论社会和福利政策，都被看作是对领导人“大不敬”的喊话;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精英阶级治理社会及强制死刑等话题无一不广受年轻一代的质疑。
李光耀执政时期的失误也开始被国民更客观地反思和评说。2004年，李显龙接过了两位前任总理缔造的繁荣岁月;2011年，人民行动党有惊无险地守住执政地位;接下来，该如何设计新加坡新的未来，没有了父亲庇佑的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