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在八里沟景区任总经理时，结识了陈默。她当时任《西部时报》记者。在以后的不断交往中，印象至深的是她的至善、至真的人品。三年前她和我商量写书的事，我觉得中国农民是一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多的伟大群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力，也是被冲击者，可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中表现的并不多，特别是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触及灵魂的历史更为少见，我建议她写这段农村历史。她写了，让我没料到的是她那样善于取材。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中的一滴水，那么她取的这滴水，可映照大海；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块石，那么她取的这块石，是支撑狂风暴雨的基石；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块玉，那么她把农村这段难忘的、不平凡的、血和泪、激情与豪迈的历史串起来，闪耀的是迷人的光芒。
　　陈默是中国亿万善良妇女之一，任何人、任何事她都会抓住主流，采撷美丽妆点生活，也只有她这颗朴实、博大、宽宏的赤心才能写出人间大爱的作品。
　　《天槐》是良心之作，《天槐》是良心的见证，“天槐村”是中国亿万农民村之代表。陈默之所以紧紧抓住“良心”二字，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来解读它，就在于作者的良心所在，既是写小说中的槐花，又是作者为一直珍藏在她心灵深处的“母亲的往事，乡亲们的往事，我们这一辈人的往事”树碑立传。正如出版人所言，《天槐》是“一部中国农民六十年风云史诗”，写的是“一段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一个把政策溶解在良心中的基层党支部”，“一群挺直腰杆拍着胸膛走路的人”。
　　作者以“良心”为主线，用“善”“恶”解读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文艺作品中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也是陈默自创的一种风格。
　　书中的每一章都有着震撼人心的爱，每一节都让人沉思、掩卷拭泪。
　　主要人物槐花是共产党员、天槐村的妇女主任，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收养了一个地主的儿子、一个国民党的儿子和一个右派的女儿，还有她自己的女儿。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家庭里，他们相依为命，荣辱与共，一起走过了60年。在这60年里，槐花把别人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亲骨肉还亲。为了别人的孩子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她让别人的孩子吃自己的奶，让自己的孩子吃羊奶；在生死关头，她让别人的孩子逃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敌人的枪口下。三年自然灾害她给别人的孩子偏吃，亏自己的孩子，“文化革命”他让自己的女儿顶替国民党的儿子，去游街、挨斗。当她的亲生女儿流泪质疑时，她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你有娘在跟前，再委屈也不委屈，他们没亲爹亲娘在跟前，不委屈也感觉委屈。”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在这里形成，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光芒，更是割不断的民族之情。正如书中写的：“天是那样的蓝，地是那样的厚，人在中间走恩恩怨怨咱丢后头。拉着你的手，拉起他的手，情也有，恨也有，一个大家庭咱不能分手。抓一把黄土撒在那四海五洲，世界的大舞台咱同歌共吼……”
　　书中写了人性的美，也写了党性的美。辛泰豪、梁义、槐花、山花等是最基层共产党干部的代表，他们用良心凝固党的千秋大业，用良心为一方群众撑起了遮风避雨的大伞。辛泰豪为了全区的发电厂建设，为了让一个工程师继续工作，坦然地甩掉了官帽，自己抓了一顶右派帽子戴上，共产党干部的形象一下子光芒四射。他说：“不要把官帽顶在自己的指尖上盯着转，围着它去工作去行动。为了国家、为了群众该不要的时候就要像包公一样上交。”他唱道：“畅胸怀把风雨抱揽，莫道天下不安。”槐花为了给群众保住那两袋救命粮食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她说：“人命比名声重要。”……
　　“权力”可以象花一样绽放出无限的美，也可以像洪水泛滥出无尽的丑恶。书中也写了辛泰槐、朱谢峰等人的人性“恶”，“恶”利用了“权力”“运动”害人，最终也害了自己。
　　文学是一种感悟，让那些头顶着为人民服务帽子的干部别再发出鹦鹉之声，别再为了乌纱帽害人误民，拿出“良心”做事就是万民之福。我想这也是作者想让读者感悟的吧。
　　历史是沉重的，但是作者没有让人一直感到沉重，辛泰豪说：“我们天槐人是笑着走过来的。”天槐人乐观的对待生活，乐观的处理苦难，他们在困难面前没感到难，没感到苦，他们勇敢面对，认真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有信念。从山村的戏台上、红薯地、红萝卜地爆发的笑声荡气回肠，让读者心轻气爽，昂扬向上。
　　中国农民是善良的，但善良并不等于缺少知识和智慧，也不是“傻帽”的代名词，陈默写的农民是聪明、智慧、善良，而且有着正确是非观的农民。
　　读她的书，是一次灵魂的震撼、洗涤、升华……
　　当一个养母把当了县委书记的儿子交给了香港归来的亲生父亲，把企业家的儿子交给了台湾回来的亲生父亲，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善良”“良心”中被融化，本是一家亲，不能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