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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和播出的重要历史节点。党史题材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发端、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时，我国的国史、军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尽管党史电视剧从狭义上是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但是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的革命道路的每个阶段，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奉献。本文从广义的范畴，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程，试图从中透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美学演进，管窥到不同年代的思想观念与社会风貌。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艺术开始复苏与更新。文艺界积极破除精神枷锁，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精英知识分子再次找到自己的位置，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着文艺创作。文学和影视作品奉行艺术至上，在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中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在这一氛围下，中国的电视剧生产也随之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电视剧多围绕伤痕、反思、寻根等主题展开，探讨“人”与“人性”。此时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在政治话语与精英文化，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之间作着谨慎的尝试。在题材选择和切入方式上，尽力避开宏大叙事，以平民视角关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重要领袖、英雄人物，积极破除人物的模式化书写，挖掘领袖和英雄身上更真实，更具人情味的一面。
比如，江苏电视台在1987年拍摄的三集电视剧《秋白之死》。该剧选取了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瞿秋白从被捕到就义的横断面，再现了瞿秋白生命的最后历程。该剧放弃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写意与写实交错运用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心理与动作，运用旁白、心声、对话立体展示人物情感，描摹瞿秋白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以色彩和构图上的风格化处理升华主题，凸显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和伟大品格。剧中的瞿秋白，既有跟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更有高于常人的革命信仰和精神力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文人气质和诗意情怀。该剧是“对领袖人物传记片必歌颂其丰功伟绩，正面描写重大事件，从生到死，从小到老，面面俱到地表现人的一生的框架结构的一次突破”[1]，以秋白之“死”的局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以少少许表现多多许的范例”[2]，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美学意义。
1989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剧《李大钊》，同样没有按照传统的编年体结构方式来展开，而是通过一位青年雕塑家为了完成李大钊的雕像而去了解和追溯李大钊的一生，从对人物的不理解，到心生佩服由衷热爱;从不愿意接受雕塑任务，到最后愿意用全部心血去完成这尊先驱者的塑像。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与先烈形成了思想与命运的连接，让观众在了解李大钊不朽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李大钊既是先驱者又是普通人的一面。
此外，还有记录周恩来休息日一天工作生活的《周总理的一天》、表现毛泽东丧子之痛的《父亲》等都力求在人物的形象的塑造上实现“人性”的突破，从伦理和情感的角度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共情，最终实现道德感化和精神传承。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
早在“1985年2月7日，中央书记处就规定了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
1.为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再现历史真实，在反映革命题材的作品中，用文艺形式塑造当时领导人的形象，原则上是允许的;
2.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不要拔高，为慎重起见，凡出现我党领袖人物形象的影片、电视剧，在公演以前，一律经中央领导审查;
3.建国以后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不要以文艺的形式表现;
4.以各种文艺形式出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讲普通话，不宜用方言”。[3][4]
1987年7月4日，根据中宣部提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后改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加强对此类题材创作的宏观规划和统一协调，审查剧本和完成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創作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规划的阶段。因电视剧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从政策导向出台到电视剧的创作生产播出完成一般都需要2—3年的时间，因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规范指引效果在几年后才成规模的显现出来。
1989年6月，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控力度，在此背景下，对文艺界和影视产业的总体调控也在加强，一方面要解放思想，一方面要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影视界的影响，为影视生产创造健康的生态环境。随着中国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大众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思维也得到了提高。经过文化思潮和经济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政治语态向消费语态转化，审美趣味呈现出市民化与凡俗化的趋势，影视生产也向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众声喧哗之中，肩负政治使命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到21世纪之初，我国的重大题材电视剧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作为重大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迎来了从数量到质量的高潮。这一个十年中包含有建国40周年、建党70/80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长征胜利60周年和建军70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秉持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时代主题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努力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重建符合大众审美的革命话语。1997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0周年，召开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会上总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对未来几年的创作生产进行了规划和部署，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特殊连队》（1991）、《毛泽东和他的乡亲》（1992）、《少奇同志》（1998）、《周恩来在上海》（1998）、《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朱德元帅》（2001）、《中国命运的决战》（1999年）、《日出东方》（2000）、《长征》（2001）、《延安颂》（2003），从这十年间的作品更迭可以看出，党史題材电视剧作品不但在体量上集数变长，在题材选择和叙事策略上也破除了表现单一事件、单一战争或者人物的某个侧面的局限，逐渐趋于“宏大”，以多角度、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进程，突出表现厚重的革命主题和领袖人物的英明决断、丰功伟绩。
20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创作的电视剧，以编年体的结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之间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革命理想、生活趣事和精神风貌。该剧打破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对陈独秀歪曲、省略或一笔带过的创作手法，以较大的篇幅刻画了陈独秀一波三折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为中国革命道路奋斗的曲折历程，第一次以电视剧的形式，正面塑造了陈独秀血肉丰满的形象，对历史功过做了唯物主义的评判，在真实历史的客观表现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24集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全景式、多角度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率领的工农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军事路线，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事件，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该剧不仅塑造了领袖人物和诸多历史人物生动鲜活的艺术群像，还大胆地表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用真实的历史告诉观众，全党全军是如何从挫折和失败中反复探索实践，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该剧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和对长征精神的弘扬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获得了社会各界极高的赞誉，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评价其“讴歌崇高的精神美，解剖丑的灵魂，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这是《长征》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追求”。[5]
2001年，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发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的文章，指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贯彻正确的创作方向，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要求，实施精品战略组织创作。电视剧《长征》《日出东方》《少奇同志》《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邓小平在1950》这些作品标志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创作的新高潮。[6]
三、21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迅猛发展，影视产业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经过此前多年的积累，党史题材的电视剧无论是编、导、演还是摄、录、美都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逐步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要坚持主流话语表达，也要面对市场化的考验，努力在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找到平衡，在题材和表达上进行多元化的探索：有正面表现我党革命历程的《井冈山》（2007）、《红色摇篮》（2010）、《解放》（2009）、《中国1921》（2011）等;有以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来展现波澜壮阔历史的《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也有将领袖形象做青春化表达的《恰同学少年》（2007）等。
23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以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情与爱情，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绶、徐特立、袁吉六、黎锦熙等为人师表的教师形象。该剧一改以往革命历史人物模式化的刻板样貌，而是以朝气蓬勃、青春靓丽的形象“实现了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创作立意和创作风格上的突破和超越”[7]，描摹了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播出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该剧对于青年毛泽东的塑造尤为令人称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形象多次在影视剧中出现，伟人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卓尔不凡的气魄让他的形象往往显得高山仰止，与普通百姓距离较大，很难实现共情。尽管创作者们一直尝试在作品中融入亲情、爱情、战友情、同乡情，力图塑造一个真情实感的领袖，以实现观众的情感认同，如《长征》中的情感真挚的人父、人夫形象的塑造，《延安颂》中所表现的毛泽东对下属的关心和对同志的爱护等，但大多不能改变在观众心中原有的令人敬仰的高大形象。而《恰同学少年》却创新性地将叙事视点放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此时的他既不是毛教员、毛司令，也不是毛委员、毛政委、毛主席，只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求知热望的“毛同学”。“毛同学”这一称谓的出现大大拉近了与广大观众之间的距离，当观众看到“毛同学”也会在课堂上跟老师顶嘴、挨罚，也有很多小毛病和那些青涩、迷茫、彷徨和挫败的时刻，就像是看到那个擦肩而过的邻家少年，自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同样的，当他们看到“毛同学”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对知识的渴望、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民族兴亡的担当的时候，也会油然而生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恰同学少年》以全新的视点为党史题材创作和领袖人物的塑造做了一次成功的实践，在“创作思想和表现方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成功打开了重大题材创作的眼界”[8]，被称为是“红色偶像剧”的开山之作。
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以三年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以革命领袖为主要人物，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讲述了两种势力的最后决战和两种前途的最后选择。“把中国命运放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来写，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民运、统战、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景式展现更宏大更深入，因而具有最宏大最真实的民族命运感”“不论在已有的表现解放战争的50部左右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还是在近30年来所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它的史诗品格都是最突出的”[9]。同时，该剧在大量史料文献中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情节甚至带有一定的解密色彩，让这部电视剧在史诗叙事中增添了传奇性和观赏性。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党史题材电视剧跟绝大多数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一样，努力在寻找主流需求与大众消费的契合点，实现此类题材的多样性表达，但高峰作品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品仍呈现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如题材雷同，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展现流于教条而缺乏创新性;在表现重要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时忽视了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让革命历史人物和领袖的形象流于刻板和概念化;思想性上缺少与时俱进的新突破，缺乏更强的精神震撼和艺术感染力;一味迎合大众趣味，以娛乐化和通俗化消解了严肃性与崇高性等。
四、2010年至今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与生活方式，并对传统媒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跟着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90后以及00后群体成为了影视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传播渠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满足了21世纪青年群体的观赏习惯，同时也形成了对影视作品的思想性、严肃性以及完整性的消解和解构。年轻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融合主流话语、实现集体认同的创作趋势。为了迎合青年观众群体，一向厚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被注入了过多的青春、偶像、时尚、爱情的元素，稀释了作品的庄重性和崇高感，消解了作品在题材意义和价值导向上的独特功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价值承载受到了冲击。置身网络虚拟环境、沉浸在青年亚文化中长大的青年一代，需要能够让他们真正认同的大众文化作品，为他们厘清历史的记忆，梳理文化的积淀，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在这样传播语境下，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进入了更深入、更细腻的创作阶段。除了宏观表现大开大合的伟大革命史诗性作品，还向历史的纵深处拓展，探索更为深邃的视野和表达方式，向新一代观众展示我党、我军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革命道路和奋斗历程。如《风华正茂》（2011）、《我们的法兰西岁月》（2012）讲述了领袖们在青年求学时期对早期革命道路的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014）、《彭德怀元帅》（2016）、《海棠依旧》（2016）、《共产党人刘少奇》（2019）、《可爱的中国》（2019）等实现了对党的领袖人物的深度塑造;《跨过鸭绿江》（2020）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运动;《觉醒年代》（2020）讲述了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发展史。
31集电视连续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以20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等革命先驱，满怀青春理想，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故事，生动刻画了早期共产党人群体，他们个性不同，却同有一腔爱国救亡的热血和渴望光明、追求真理的决心。创作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在叙事结构和情节设计上编织有致、富有戏剧张力，既不偏离艺术创作的规律，又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偏好。
《海棠依旧》讲述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恩来总理逝世期间，总理工作和生活的真实事件，以中南海西花厅为历史叙事的联结点，串联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万隆会议、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中美建交等重要历史事件，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周总理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和为国操劳、为民奉献的高尚品格，也为观众展现了新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历史进程。同时以海棠树作为全剧的主题意象，表现总理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展现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总理风范。
与之相比，为纪念建党95周年制作的《彭德怀元帅》则显得更为血性与阳刚，该剧首次将彭德怀波澜壮阔的一生搬上荧屏，以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观众再现了一代名将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一个有性格、有脾气、敢挑战、勇担当的中国军人形象，为广大观众树立了一个值得仰望与崇敬的精神偶像。该剧的播出创造了当年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收视率的最高点，在网络点播量也已超过6亿次，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党史题材电视剧想要获得以网络受众为主体的年轻观众认同，除了真实还原历史时空、塑造领袖人物，还要提升艺术表达能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的主题作品《觉醒年代》播出后，让年轻观众追剧“上瘾”，不断“催更”，不少年轻人甚至边看边查党史。根据数据显示，《觉醒年代》在网络平台播出时发弹幕更多的是“90后”“95后”观众。作为一部严肃的党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以审美上的突破和飞跃，成功地打破了圈层的鸿沟。该剧以《新青年》杂志为基本叙事线索，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成为党刊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清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既有历史大事件，又有历史的细节，甚至很多历史轶事。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以他们最经典的场景悉数登场，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鲁迅、胡适等新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共同演绎了那段个性飞扬、追求真理的觉醒年代，书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文化启蒙到思想启蒙再到革命斗争的重要历程，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觉醒年代》的成功首先在于找到了一个让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更容易进入的视角，在大历史的横切面中勾勒时代景观;第二，塑造了真正血肉真实、接地气的历史人物群像，从衣食住行、琐碎日常中刻画人物性格，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人物精神世界，感受他们的热血和激情;第三，拍摄手法符合年轻人审美，运用了很多象征和隐喻的影像语言，用影像的力量让观众感受人物的思想光辉和情感力量，记住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岁月;第四，将历史与当下现实相关联，剧中诸多争鸣与思辨同样也是现实的问题思想者的演讲于今天一样振聋发聩。乔年、延年牺牲前的回望勾连起不同时空，让观众潸然泪下。党史题材电视剧要赢得观众，除了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要有新意，还要有创新的美学追求和思想高度，更要牢记文化使命，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觉醒年代》剧本创作历时6年，七易其稿，从党史考证、人物塑造、情节编织等方面反复打磨，成为了同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高峰，为新时代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党史题材的电视剧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真人真事，相比一般题材电视剧创作空间有限、创作难度大，创新难度则更大。创作者除了需要对历史和现实有足够清醒的判断，对人性有深入的思考，有史学精神和审美高度，还要自觉进行微观而深入的党史研究，从中挖掘新鲜有效的素材，寻找贴切的视角和切入点，并进行创新性表达，以实现对于党史类主题创作在编剧手法和类型边界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们反复歌颂，同时这些故事也需要通过主流话语的表达和艺术再现，带给观众精神的洗礼和审美的引导。
参考文献：
[1][2]徐慧征.电视剧《秋白之死》的创作道路[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04）：61-66.
[3]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课题组.九十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调查与思考[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02）：128-142.
[4]谢贝玲史东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思考[ J ].电影通讯，1989（12）：6-8.
[5]仲呈祥.英雄丰碑史诗绝唱──观长篇电视剧《长征》三题[ J ].中国电视，2001（07）：6-8.
[6]杨伟光.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 J ].中国电视，2001（10）：2-7.
[7]新浪娱乐.《恰同学少年》首播研讨会举行获专家高度评价[EB/OL].（2007-04-16）http：//www.sina.com.cn.
[8]李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平稳推进中有可喜突破[ J ].当代电视，2008（04）：20.
[9]李准.《解放》的史诗品格[EB/OL].（2009-10-04）http：//www.enorth.com.cn.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艺术开始复苏与更新。文艺界积极破除精神枷锁，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精英知识分子再次找到自己的位置，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着文艺创作。文学和影视作品奉行艺术至上，在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中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在这一氛围下，中国的电视剧生产也随之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电视剧多围绕伤痕、反思、寻根等主题展开，探讨“人”与“人性”。此时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在政治话语与精英文化，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之间作着谨慎的尝试。在题材选择和切入方式上，尽力避开宏大叙事，以平民视角关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重要领袖、英雄人物，积极破除人物的模式化书写，挖掘领袖和英雄身上更真实，更具人情味的一面。
比如，江苏电视台在1987年拍摄的三集电视剧《秋白之死》。该剧选取了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瞿秋白从被捕到就义的横断面，再现了瞿秋白生命的最后历程。该剧放弃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写意与写实交错运用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心理与动作，运用旁白、心声、对话立体展示人物情感，描摹瞿秋白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以色彩和构图上的风格化处理升华主题，凸显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和伟大品格。剧中的瞿秋白，既有跟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更有高于常人的革命信仰和精神力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文人气质和诗意情怀。该剧是“对领袖人物传记片必歌颂其丰功伟绩，正面描写重大事件，从生到死，从小到老，面面俱到地表现人的一生的框架结构的一次突破”[1]，以秋白之“死”的局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以少少许表现多多许的范例”[2]，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美学意义。
1989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剧《李大钊》，同样没有按照传统的编年体结构方式来展开，而是通过一位青年雕塑家为了完成李大钊的雕像而去了解和追溯李大钊的一生，从对人物的不理解，到心生佩服由衷热爱;从不愿意接受雕塑任务，到最后愿意用全部心血去完成这尊先驱者的塑像。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与先烈形成了思想与命运的连接，让观众在了解李大钊不朽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李大钊既是先驱者又是普通人的一面。
此外，还有记录周恩来休息日一天工作生活的《周总理的一天》、表现毛泽东丧子之痛的《父亲》等都力求在人物的形象的塑造上实现“人性”的突破，从伦理和情感的角度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共情，最终实现道德感化和精神传承。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
早在“1985年2月7日，中央书记处就规定了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
1.为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再现历史真实，在反映革命题材的作品中，用文艺形式塑造当时领导人的形象，原则上是允许的;
2.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不要拔高，为慎重起见，凡出现我党领袖人物形象的影片、电视剧，在公演以前，一律经中央领导审查;
3.建国以后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不要以文艺的形式表现;
4.以各种文艺形式出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讲普通话，不宜用方言”。[3][4]
1987年7月4日，根据中宣部提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后改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加强对此类题材创作的宏观规划和统一协调，审查剧本和完成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創作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规划的阶段。因电视剧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从政策导向出台到电视剧的创作生产播出完成一般都需要2—3年的时间，因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规范指引效果在几年后才成规模的显现出来。
1989年6月，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控力度，在此背景下，对文艺界和影视产业的总体调控也在加强，一方面要解放思想，一方面要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影视界的影响，为影视生产创造健康的生态环境。随着中国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大众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思维也得到了提高。经过文化思潮和经济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政治语态向消费语态转化，审美趣味呈现出市民化与凡俗化的趋势，影视生产也向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众声喧哗之中，肩负政治使命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到21世纪之初，我国的重大题材电视剧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作为重大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迎来了从数量到质量的高潮。这一个十年中包含有建国40周年、建党70/80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长征胜利60周年和建军70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秉持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时代主题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努力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重建符合大众审美的革命话语。1997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0周年，召开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会上总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对未来几年的创作生产进行了规划和部署，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特殊连队》（1991）、《毛泽东和他的乡亲》（1992）、《少奇同志》（1998）、《周恩来在上海》（1998）、《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朱德元帅》（2001）、《中国命运的决战》（1999年）、《日出东方》（2000）、《长征》（2001）、《延安颂》（2003），从这十年间的作品更迭可以看出，党史題材电视剧作品不但在体量上集数变长，在题材选择和叙事策略上也破除了表现单一事件、单一战争或者人物的某个侧面的局限，逐渐趋于“宏大”，以多角度、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进程，突出表现厚重的革命主题和领袖人物的英明决断、丰功伟绩。
20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创作的电视剧，以编年体的结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之间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革命理想、生活趣事和精神风貌。该剧打破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对陈独秀歪曲、省略或一笔带过的创作手法，以较大的篇幅刻画了陈独秀一波三折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为中国革命道路奋斗的曲折历程，第一次以电视剧的形式，正面塑造了陈独秀血肉丰满的形象，对历史功过做了唯物主义的评判，在真实历史的客观表现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24集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全景式、多角度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率领的工农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军事路线，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事件，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该剧不仅塑造了领袖人物和诸多历史人物生动鲜活的艺术群像，还大胆地表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用真实的历史告诉观众，全党全军是如何从挫折和失败中反复探索实践，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该剧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和对长征精神的弘扬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获得了社会各界极高的赞誉，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评价其“讴歌崇高的精神美，解剖丑的灵魂，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这是《长征》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追求”。[5]
2001年，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发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的文章，指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贯彻正确的创作方向，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要求，实施精品战略组织创作。电视剧《长征》《日出东方》《少奇同志》《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邓小平在1950》这些作品标志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创作的新高潮。[6]
三、21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迅猛发展，影视产业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经过此前多年的积累，党史题材的电视剧无论是编、导、演还是摄、录、美都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逐步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要坚持主流话语表达，也要面对市场化的考验，努力在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找到平衡，在题材和表达上进行多元化的探索：有正面表现我党革命历程的《井冈山》（2007）、《红色摇篮》（2010）、《解放》（2009）、《中国1921》（2011）等;有以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来展现波澜壮阔历史的《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也有将领袖形象做青春化表达的《恰同学少年》（2007）等。
23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以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情与爱情，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绶、徐特立、袁吉六、黎锦熙等为人师表的教师形象。该剧一改以往革命历史人物模式化的刻板样貌，而是以朝气蓬勃、青春靓丽的形象“实现了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创作立意和创作风格上的突破和超越”[7]，描摹了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播出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该剧对于青年毛泽东的塑造尤为令人称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形象多次在影视剧中出现，伟人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卓尔不凡的气魄让他的形象往往显得高山仰止，与普通百姓距离较大，很难实现共情。尽管创作者们一直尝试在作品中融入亲情、爱情、战友情、同乡情，力图塑造一个真情实感的领袖，以实现观众的情感认同，如《长征》中的情感真挚的人父、人夫形象的塑造，《延安颂》中所表现的毛泽东对下属的关心和对同志的爱护等，但大多不能改变在观众心中原有的令人敬仰的高大形象。而《恰同学少年》却创新性地将叙事视点放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此时的他既不是毛教员、毛司令，也不是毛委员、毛政委、毛主席，只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求知热望的“毛同学”。“毛同学”这一称谓的出现大大拉近了与广大观众之间的距离，当观众看到“毛同学”也会在课堂上跟老师顶嘴、挨罚，也有很多小毛病和那些青涩、迷茫、彷徨和挫败的时刻，就像是看到那个擦肩而过的邻家少年，自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同样的，当他们看到“毛同学”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对知识的渴望、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民族兴亡的担当的时候，也会油然而生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恰同学少年》以全新的视点为党史题材创作和领袖人物的塑造做了一次成功的实践，在“创作思想和表现方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成功打开了重大题材创作的眼界”[8]，被称为是“红色偶像剧”的开山之作。
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以三年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以革命领袖为主要人物，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讲述了两种势力的最后决战和两种前途的最后选择。“把中国命运放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来写，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民运、统战、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景式展现更宏大更深入，因而具有最宏大最真实的民族命运感”“不论在已有的表现解放战争的50部左右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还是在近30年来所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它的史诗品格都是最突出的”[9]。同时，该剧在大量史料文献中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情节甚至带有一定的解密色彩，让这部电视剧在史诗叙事中增添了传奇性和观赏性。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党史题材电视剧跟绝大多数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一样，努力在寻找主流需求与大众消费的契合点，实现此类题材的多样性表达，但高峰作品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品仍呈现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如题材雷同，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展现流于教条而缺乏创新性;在表现重要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时忽视了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让革命历史人物和领袖的形象流于刻板和概念化;思想性上缺少与时俱进的新突破，缺乏更强的精神震撼和艺术感染力;一味迎合大众趣味，以娛乐化和通俗化消解了严肃性与崇高性等。
四、2010年至今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与生活方式，并对传统媒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跟着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90后以及00后群体成为了影视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传播渠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满足了21世纪青年群体的观赏习惯，同时也形成了对影视作品的思想性、严肃性以及完整性的消解和解构。年轻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融合主流话语、实现集体认同的创作趋势。为了迎合青年观众群体，一向厚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被注入了过多的青春、偶像、时尚、爱情的元素，稀释了作品的庄重性和崇高感，消解了作品在题材意义和价值导向上的独特功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价值承载受到了冲击。置身网络虚拟环境、沉浸在青年亚文化中长大的青年一代，需要能够让他们真正认同的大众文化作品，为他们厘清历史的记忆，梳理文化的积淀，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在这样传播语境下，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进入了更深入、更细腻的创作阶段。除了宏观表现大开大合的伟大革命史诗性作品，还向历史的纵深处拓展，探索更为深邃的视野和表达方式，向新一代观众展示我党、我军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革命道路和奋斗历程。如《风华正茂》（2011）、《我们的法兰西岁月》（2012）讲述了领袖们在青年求学时期对早期革命道路的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014）、《彭德怀元帅》（2016）、《海棠依旧》（2016）、《共产党人刘少奇》（2019）、《可爱的中国》（2019）等实现了对党的领袖人物的深度塑造;《跨过鸭绿江》（2020）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运动;《觉醒年代》（2020）讲述了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发展史。
31集电视连续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以20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等革命先驱，满怀青春理想，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故事，生动刻画了早期共产党人群体，他们个性不同，却同有一腔爱国救亡的热血和渴望光明、追求真理的决心。创作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在叙事结构和情节设计上编织有致、富有戏剧张力，既不偏离艺术创作的规律，又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偏好。
《海棠依旧》讲述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恩来总理逝世期间，总理工作和生活的真实事件，以中南海西花厅为历史叙事的联结点，串联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万隆会议、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中美建交等重要历史事件，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周总理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和为国操劳、为民奉献的高尚品格，也为观众展现了新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历史进程。同时以海棠树作为全剧的主题意象，表现总理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展现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总理风范。
与之相比，为纪念建党95周年制作的《彭德怀元帅》则显得更为血性与阳刚，该剧首次将彭德怀波澜壮阔的一生搬上荧屏，以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观众再现了一代名将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一个有性格、有脾气、敢挑战、勇担当的中国军人形象，为广大观众树立了一个值得仰望与崇敬的精神偶像。该剧的播出创造了当年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收视率的最高点，在网络点播量也已超过6亿次，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党史题材电视剧想要获得以网络受众为主体的年轻观众认同，除了真实还原历史时空、塑造领袖人物，还要提升艺术表达能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的主题作品《觉醒年代》播出后，让年轻观众追剧“上瘾”，不断“催更”，不少年轻人甚至边看边查党史。根据数据显示，《觉醒年代》在网络平台播出时发弹幕更多的是“90后”“95后”观众。作为一部严肃的党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以审美上的突破和飞跃，成功地打破了圈层的鸿沟。该剧以《新青年》杂志为基本叙事线索，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成为党刊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清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既有历史大事件，又有历史的细节，甚至很多历史轶事。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以他们最经典的场景悉数登场，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鲁迅、胡适等新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共同演绎了那段个性飞扬、追求真理的觉醒年代，书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文化启蒙到思想启蒙再到革命斗争的重要历程，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觉醒年代》的成功首先在于找到了一个让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更容易进入的视角，在大历史的横切面中勾勒时代景观;第二，塑造了真正血肉真实、接地气的历史人物群像，从衣食住行、琐碎日常中刻画人物性格，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人物精神世界，感受他们的热血和激情;第三，拍摄手法符合年轻人审美，运用了很多象征和隐喻的影像语言，用影像的力量让观众感受人物的思想光辉和情感力量，记住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岁月;第四，将历史与当下现实相关联，剧中诸多争鸣与思辨同样也是现实的问题思想者的演讲于今天一样振聋发聩。乔年、延年牺牲前的回望勾连起不同时空，让观众潸然泪下。党史题材电视剧要赢得观众，除了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要有新意，还要有创新的美学追求和思想高度，更要牢记文化使命，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觉醒年代》剧本创作历时6年，七易其稿，从党史考证、人物塑造、情节编织等方面反复打磨，成为了同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高峰，为新时代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党史题材的电视剧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真人真事，相比一般题材电视剧创作空间有限、创作难度大，创新难度则更大。创作者除了需要对历史和现实有足够清醒的判断，对人性有深入的思考，有史学精神和审美高度，还要自觉进行微观而深入的党史研究，从中挖掘新鲜有效的素材，寻找贴切的视角和切入点，并进行创新性表达，以实现对于党史类主题创作在编剧手法和类型边界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们反复歌颂，同时这些故事也需要通过主流话语的表达和艺术再现，带给观众精神的洗礼和审美的引导。
参考文献：
[1][2]徐慧征.电视剧《秋白之死》的创作道路[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04）：61-66.
[3]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课题组.九十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调查与思考[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02）：128-142.
[4]谢贝玲史东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思考[ J ].电影通讯，1989（12）：6-8.
[5]仲呈祥.英雄丰碑史诗绝唱──观长篇电视剧《长征》三题[ J ].中国电视，2001（07）：6-8.
[6]杨伟光.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 J ].中国电视，2001（10）：2-7.
[7]新浪娱乐.《恰同学少年》首播研讨会举行获专家高度评价[EB/OL].（2007-04-16）http：//www.sina.com.cn.
[8]李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平稳推进中有可喜突破[ J ].当代电视，2008（04）：20.
[9]李准.《解放》的史诗品格[EB/OL].（2009-10-04）http：//www.enort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