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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9年，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李勇杰确定了学医的志向。当年，他以全校第一的高考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
诊疗10余万患者、实施15000例手术，这是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李勇杰从美国回国18年来交出的耀眼成绩单。前不久，他更因为多年来在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而成为第二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得主。对于自己团队做出的成绩，李勇杰说，“我不想把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努力有多大，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确实是我们遇到一个好的时期。1998年到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氛围宽松这个大背景，我们做不成这个事情。”
学医源自母亲的一句话
李勇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9年，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李勇杰确定了学医的志向。当年，他以全校第一的高考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曾在山西医科大学做一名助教，但对医学的追求让他选择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期间，他的两篇论文在美国《脑研究》杂志全文发表。1991年，李勇杰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然而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李勇杰渐渐感觉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他意识到，国内医学科技已与国际最尖端的技术水平形成断层，而要掌握尖端技术，出国是他必须的选择。
199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发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在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李勇杰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 it stopped. Look， after 10 years！ 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2年后，李勇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博士后学习，并接受美国加州罗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邀请，担任立体定向功能神经外科专家。
在美国，“细胞刀”技术在李勇杰的手中越来越娴熟，一个个患者通过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李勇杰知道，在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而“细胞刀”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由此，李勇杰下了回国的决心。
成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
1998年，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留学尖子人才”，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他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
在宣武医院门诊8层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一面墙上挂的是所里每年一度的全家福，数量在变化，人员在变化，年龄在变化……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团队建设，见证了李勇杰1998年回国之后做所的努力与坚持。而在成立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初期李勇杰直言“并非是件容易事，那时候国内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团队的前景，几乎没人敢尝试，毕竟学医是件漫长而艰难的事情，研究所对人才要求又高，很多人所付出的与他所得的并不成正比。”
回国后，李勇杰的手术取得巨大成功，随之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健康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李勇杰和他的技术，并称他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由此，李勇杰成为宣武医院人才引进战略成功的范例，也成了当时各医院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典范。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这也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团队。
从医日久，李勇杰经常看到为了看病跑了全国很多个地方，焦急又痛苦的病人，对此，他的心情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藉此要求自己和团队人员，以国际水平为标准；我也希望告诉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高标准要求自己，也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李勇杰心里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就必须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其名声的扩大，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张贵忠是一名帕金森症患者，患病11年，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颤抖越来越严重，生活也不能自理。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服药后僵直的他只能卧床，从军的儿子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退伍回家。李勇杰主任为他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成功植入脑起搏器，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当颤抖多年的张贵忠平稳走出病房时，他的家人流出了欣喜的眼泪。
十多年来，通过李勇杰而痊愈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李勇杰还是说，每次做手术他依然感到压力巨大，“病人把脑袋伸过来，交给你摆弄，还付费，这是天大的信任，你怎能没压力？生命的价值无可衡量，医生最能体会信任的厚重。”也因此，李勇杰定下一个原则，功能神经外科的所有手术都由他亲自做，相对成熟后，再放手交给其他医生。
但谈到自己的成绩，李勇杰只是淡淡一笑，“‘细胞刀’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多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不过他也承认，每一项新手术的第一例都非常折磨人，需要承受异常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每次在手术前，他都会翻阅大量的资料，并且在脑子里反复演练。他要求自己和他的团队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为此全情付出。对李勇杰而言，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成为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的一个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司空见惯的。” 建立优秀团队
工作中，李勇杰常提到“境界”这个词，他说当医生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技术层面的，学会看病做手术的本事；第二个境界是技术和人文层面的，医生不仅能看病做手术，还能够从精神心理上理解和鼓励病人；第三个境界是意识到就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批量”地治疗病人，必须培养和依靠团队的力量，这才是“大医”的境界。
治疗的患者越多，李勇杰也越来越感觉到，纵使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可以治疗的人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打造出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随着研究所不断发展和壮大，李勇杰开始转换角色，从“运动员”向“教练员”和“裁判员”发展，工作重心也随之进行了适时调整，从刚回国时90%的精力用于做手术、查文献、写论文，到现在60%的时间都会用于规划研究所的学科发展。
学科要想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李勇杰选“队员”时，在人品方面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善良，有仁爱之心，他必须诚实，要有很好的是非观。否则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患者和同事，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仁者爱人”，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他也告诉年轻大夫们：“人家能放心地把脑袋交给你摆弄，是因为你沾了医院的光，是医院的名声给了你信任感和荣誉，否则你到大街上给人家剃头，人家都未必信任你。”
18年里，李勇杰和团队努力营造并践行着这样的理念，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的诊疗技术。
随着成就越来越高，李勇杰的社会头衔也越来越多。如今，他不仅身兼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侨联常委，还是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不过，李勇杰表示，还是更喜欢大家称呼他“李医生”“李大夫”，“因为头衔都是会变的，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医生这个职业。”
回顾十多年来的职业生涯，李勇杰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发展得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好。”最让他自豪和骄傲的，莫过于业已成型的团队，“我当时回国的想法是有一个自己小的团队来做帕金森病手术治疗。没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内容远远不止帕金森这一项。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队伍已经由我回国创业时的一个人，扩增至一百多人。大家各司其职，即使我不在，研究所的工作仍旧正常运行。带领这样一个团队，经常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未来信心百倍，憧憬多多。”单纯做一个帕金森病专家、一个癫痫外科专家、一个疼痛医学专家，甚至许多疾病方面的专家，都不能诠释李勇杰的理想。做一名有科学家气质的医生，带领一支技术过硬的团队，为医疗领域创建新技术、新管理和新模式，才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现在，他还在不断地探索，发展和壮大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而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工作目标，李勇杰希望在自己退休前，让更多的新人尝试手术，自己在背后指导传授，希望自己带出一批优秀的人才，把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打造成优秀的队伍。
诊疗10余万患者、实施15000例手术，这是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李勇杰从美国回国18年来交出的耀眼成绩单。前不久，他更因为多年来在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而成为第二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得主。对于自己团队做出的成绩，李勇杰说，“我不想把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努力有多大，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确实是我们遇到一个好的时期。1998年到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氛围宽松这个大背景，我们做不成这个事情。”
学医源自母亲的一句话
李勇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9年，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李勇杰确定了学医的志向。当年，他以全校第一的高考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曾在山西医科大学做一名助教，但对医学的追求让他选择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期间，他的两篇论文在美国《脑研究》杂志全文发表。1991年，李勇杰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然而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李勇杰渐渐感觉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他意识到，国内医学科技已与国际最尖端的技术水平形成断层，而要掌握尖端技术，出国是他必须的选择。
199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发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在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李勇杰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 it stopped. Look， after 10 years！ 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2年后，李勇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博士后学习，并接受美国加州罗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邀请，担任立体定向功能神经外科专家。
在美国，“细胞刀”技术在李勇杰的手中越来越娴熟，一个个患者通过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李勇杰知道，在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而“细胞刀”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由此，李勇杰下了回国的决心。
成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
1998年，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留学尖子人才”，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他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
在宣武医院门诊8层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一面墙上挂的是所里每年一度的全家福，数量在变化，人员在变化，年龄在变化……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团队建设，见证了李勇杰1998年回国之后做所的努力与坚持。而在成立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初期李勇杰直言“并非是件容易事，那时候国内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团队的前景，几乎没人敢尝试，毕竟学医是件漫长而艰难的事情，研究所对人才要求又高，很多人所付出的与他所得的并不成正比。”
回国后，李勇杰的手术取得巨大成功，随之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健康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李勇杰和他的技术，并称他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由此，李勇杰成为宣武医院人才引进战略成功的范例，也成了当时各医院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典范。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这也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团队。
从医日久，李勇杰经常看到为了看病跑了全国很多个地方，焦急又痛苦的病人，对此，他的心情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藉此要求自己和团队人员，以国际水平为标准；我也希望告诉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高标准要求自己，也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李勇杰心里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就必须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其名声的扩大，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张贵忠是一名帕金森症患者，患病11年，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颤抖越来越严重，生活也不能自理。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服药后僵直的他只能卧床，从军的儿子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退伍回家。李勇杰主任为他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成功植入脑起搏器，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当颤抖多年的张贵忠平稳走出病房时，他的家人流出了欣喜的眼泪。
十多年来，通过李勇杰而痊愈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李勇杰还是说，每次做手术他依然感到压力巨大，“病人把脑袋伸过来，交给你摆弄，还付费，这是天大的信任，你怎能没压力？生命的价值无可衡量，医生最能体会信任的厚重。”也因此，李勇杰定下一个原则，功能神经外科的所有手术都由他亲自做，相对成熟后，再放手交给其他医生。
但谈到自己的成绩，李勇杰只是淡淡一笑，“‘细胞刀’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多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不过他也承认，每一项新手术的第一例都非常折磨人，需要承受异常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每次在手术前，他都会翻阅大量的资料，并且在脑子里反复演练。他要求自己和他的团队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为此全情付出。对李勇杰而言，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成为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的一个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司空见惯的。” 建立优秀团队
工作中，李勇杰常提到“境界”这个词，他说当医生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技术层面的，学会看病做手术的本事；第二个境界是技术和人文层面的，医生不仅能看病做手术，还能够从精神心理上理解和鼓励病人；第三个境界是意识到就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批量”地治疗病人，必须培养和依靠团队的力量，这才是“大医”的境界。
治疗的患者越多，李勇杰也越来越感觉到，纵使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可以治疗的人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打造出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随着研究所不断发展和壮大，李勇杰开始转换角色，从“运动员”向“教练员”和“裁判员”发展，工作重心也随之进行了适时调整，从刚回国时90%的精力用于做手术、查文献、写论文，到现在60%的时间都会用于规划研究所的学科发展。
学科要想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李勇杰选“队员”时，在人品方面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善良，有仁爱之心，他必须诚实，要有很好的是非观。否则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患者和同事，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仁者爱人”，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他也告诉年轻大夫们：“人家能放心地把脑袋交给你摆弄，是因为你沾了医院的光，是医院的名声给了你信任感和荣誉，否则你到大街上给人家剃头，人家都未必信任你。”
18年里，李勇杰和团队努力营造并践行着这样的理念，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的诊疗技术。
随着成就越来越高，李勇杰的社会头衔也越来越多。如今，他不仅身兼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侨联常委，还是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不过，李勇杰表示，还是更喜欢大家称呼他“李医生”“李大夫”，“因为头衔都是会变的，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医生这个职业。”
回顾十多年来的职业生涯，李勇杰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发展得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好。”最让他自豪和骄傲的，莫过于业已成型的团队，“我当时回国的想法是有一个自己小的团队来做帕金森病手术治疗。没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内容远远不止帕金森这一项。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队伍已经由我回国创业时的一个人，扩增至一百多人。大家各司其职，即使我不在，研究所的工作仍旧正常运行。带领这样一个团队，经常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未来信心百倍，憧憬多多。”单纯做一个帕金森病专家、一个癫痫外科专家、一个疼痛医学专家，甚至许多疾病方面的专家，都不能诠释李勇杰的理想。做一名有科学家气质的医生，带领一支技术过硬的团队，为医疗领域创建新技术、新管理和新模式，才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现在，他还在不断地探索，发展和壮大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而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工作目标，李勇杰希望在自己退休前，让更多的新人尝试手术，自己在背后指导传授，希望自己带出一批优秀的人才，把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打造成优秀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