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文化,一直有着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根基。儒家精神也因为其所竭力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积极的思想主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尽管在某些特殊的时代,一些仁人志士出于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的功利性目的对儒家的一些中庸、迂腐的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但是从客观上来讲,儒家的主体思想的论调对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血脉和宗亲关系都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在儒家思想当中,“礼”这种思想的地位虽仅次于“仁”的理念,但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丈量标准,恐怕是显得更为重要的。当然,“礼”虽然是儒家的最重要的代表思想,但是它却并不是由孔子一个人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周王朝在建立之后就有了一套成熟的礼仪制度,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的产生,周王室日益衰微,社会开始陷入了一种混乱的局面,礼仪制度也开始逐渐瘫痪,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一些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才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礼”指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小群体之间的关系准则和秩序准则,它既是对人们的行为的一种约束,也是对人们的行为的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正是有这种准绳的存在,才得以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之下,人们能够拥有如此之高的道德品性;也正因为“礼”的约束,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才能得以稳固。因此,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诸侯争霸以至于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之后,孔子才会为了申明“春秋大义”、“惩恶扬善”等符合“礼制”观念的思想,修成了《春秋》一书,而《左传》中关于“礼”的内涵、具体的制度、行为的细节规范等内容的大量涉及也进一步证明了儒家精神中“礼”的重要性。例如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关于叔向对“礼”的内容的一段阐述,就显得鞭辟入里。当叔向发现齐侯、卫侯对曹武公不尊敬的时候,便发出了以下的评论:“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这段话论述的是关于“礼”的社会功用,即在社会关系之中,按照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人们应该遵循的一种礼仪之道。而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则有一段具体的关于“礼”的论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従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由此可知,在封建社会,“礼”一方面作为一种宏观的思想基础支持并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礼”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都对细节做了具体特殊的规定。(正如《周礼》中所记载的具体内容那样)。
　　春秋大义是《左传》中所体现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当然,它也是与儒家的“礼”一脉相承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精神,也是圣人所想要极力维护的周朝封建王权的统治权威的重要思想基础。由此可见,所谓的“春秋大义”实质上是对“礼”的具体化和其内涵的一种向外延伸。《左传》虽然作为一本编年体的史书,但是由于它属于私人编撰的历史,作者在编写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为了颂扬这种褒善抑恶的春秋大义,作者在选取史料的时候,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只选取了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表达和阐发的部分事例,因此它只是展现了部分的历史原貌,而归根结底,作者选取的标准依旧还是落脚到一个“礼”上。《左传》中既有“克己复礼”的典型代表,也有破坏礼仪规章的反面人物,总之,作者就是将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来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论语》中也被多处提及。“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由此可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社会,“礼”是用以规范个人的行为的,上自国君,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要以“礼”来约束他们,以期达到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乎王道的宗法统治秩序的局面。而在《左传》一书中,这种“礼”的抽象概念则被“春秋大义”所具体化、细节化了。
　　正因为要符合“礼”的需要,因此《左传》的叙事语言也是经过作者的再三斟酌而作为其表达以及弘扬这种精神理念的有力工具而存在的。在宏观的叙事手法上,作者以人物的语言为依托,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人物代表,并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论辩来表现作者的价值立场;在微观细节的叙事上,作者小至连人物的称谓都要“锱铢必较”,极力维护周天子的绝对统治权威。公、侯、伯、子、男,各在其位,绝不允许有任何“越轨”的现象发生,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礼”的浓厚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而“礼”能够作为促使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的思想基础和保障,其重要性也就愈发的明显了。并且在《左传》中每个独立完整的小故事的末尾,作者还会附加上诸如“君子曰”、“书曰”等评论,这其实是作者在借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且作者也是以“礼”来作为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的。例如在《左传·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中,就有这么一段评论:“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从这一小段话中,不难看出作者在叙述一段历史事实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陈述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而是带上了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 ,并且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对所叙述的人物的行为加以褒扬或是批判。所以说,《左传》中的叙事模式、叙事手法乃至叙事语言都是为表现“礼”的思想而服务的。
　　谈到具体的叙事语言,《左传》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便是《诗经》内容的征引了。《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当时的社会中,应该是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的。并且孔子也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经》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作者在《左传》中大量的引用《诗经》中的内容,通过种种方式,或借君子之口、或借历史名人之口借《诗》言志,借《诗》明理。正如在刚才所谈到的《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末尾,有一段作者所引发的评论。“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作者站在封建礼教的宗亲思想的价值判断上,显然是要对颖考叔的这种善心和孝行大加赞扬的,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的用溢美之词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引用了《诗经》中的名篇来阐发自己对颖考叔这种行为的观点、看法。这不仅是由于《诗经》在当时的权威性可以使得作者的评论显得更有说服力、更容易使受众接受,更因为作者在征引《诗经》内容的本身已经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肯定和颂扬。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内容在《左传》却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诗歌的审美价值,相反的,它是被作者当作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教化工具来使用的。“《左传》引诗及其表现士大夫在内政与外事活动中的赋《诗》言志,虽反映了对《诗》的阅读鉴赏及对言辞之美的追求,但就引《诗》的当事者而言,其所注重和所担心的是用《诗》说明事理是否得当罢了。《诗》在《左传》中,其文学描述的鲜活生动之处磨损殆尽,浸透其中的实质上异化为功用性的诉求,将文学价值消解并转化为政治价值。”《诗经》的政治功用性,其实古以有之。在《诗大序》中就有人曾明确的指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所以,《左传》对《诗经》内容的征引,既达到了作者对人民的政治教化目的,又扩大了《诗经》的影响范围,提高了其影响力,正可谓是一举两得。
　　《左传》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宣传和弘扬儒家礼教思想的有力工具。它不再是单纯的停留在一本史书的层面上,而是作为一位在道德沦丧的乱世之中拯救堕落灵魂的精神导师而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关注《左传》的史料价值的同时,应该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其精神价值的层面之上,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作为承载着诸多儒家文化精髓的文化著作,我们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使其发挥应有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注释:
　　①春秋左传诂·襄公二十一年[M].中华书局,1982.
　　②春秋左传诂·昭公二十五年[M].中华书局,1982.
　　③论语译注·宪问篇第十四[M].中华书局,2006.
　　④论语译注·泰伯篇第八[M].中华书局,2006.
　　⑤春秋左传诂·隐公元年[M].中华书局,1982.
　　⑥左传叙述模式论第五章,征引(二)第二节左传之诗审美.
　　
　　参考文献:
　　[1]周远斌.儒家伦理与.春秋[M].齐鲁书社,2008.
　　[2]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