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是一位驰骋宋代尚意书坛的主将，与苏、黄相比，他更具纯艺术家的气质。他论书不讲道德人品，也不涉及圣道学问，而是就书法论书法。执著的理念，真率的个性，使其书论明快、激昂，富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与鲜明的时代精神。
　　总览米氏论书，中心的追求当是“真趣”。
　　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海岳名言》）
　　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同上）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同上）
　　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同上）
　　前两则的“真趣”，应是米氏评骘书法作品的最高标准；后两则的“得趣”，则是与这一标准相应的鉴赏和学书的要旨。
　　“趣”，即情趣、意趣，它是笔墨形态中足以引发观赏者审美兴味的美感、趣味，而那些体现着书作者至性真情的美感、趣味即是“真趣”。
　　米氏崇尚的“真趣”，主要包含天真、自然、平淡、古雅、生动、变化等诸方面的美感。
　　颜真卿《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喷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书史》）
　　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同上）
　　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海岳名言》）
　　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宝晋英光集·补遗·跋颜书》）
　　颜真卿《送刘太冲序》：神采艳发，龙蛇生动，睹目惊人。（《书史》）
　　余尝书“天庆之观”……名随其相称（按：即按各字大小）写之……真有飞动之势。（《海岳名言》）
　　王羲之《稚恭帖》：笔锋郁勃，挥霍浓淡，如云烟变怪多态。（《书史》）
　　凡此天真、自然、平淡、古雅、生动、变化种种，都属魏晋古法正统风范，也是宋代尚意书法的总体追求。
　　与此相对，他反对匀整平板、刻意做作以及过于狂肆的书风。
　　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海岳名言》）
　　浩（徐浩）大小一伦，犹吏楷（按：即官府文书所用匀整的字体）也。……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按：见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非古也。（同上）
　　欧、虞、褚、颜、柳，皆一笔书（按：谓各家用笔方法单一，每种点画形态皆无变化）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同上）
　　章子厚（章悖，宋书家）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算子，然真字须有体势（按：谓体势生动）乃佳尔。（同上）
　　写大字……要须知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同上）
　　（颜真卿）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差佳。（同上）
　　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誓光尤可憎也。（《论草书帖》）（按：这一则所诋四人皆唐代狂草书家。）
　　此外，米氏关于书法创作心态、书法形态规范以及书法批评原则的正面阐述，也很有特色。
　　盖天真自然，不可予想，想字形大小，不为笃论。“人人若得（按：当做“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语。（《书史》）
　　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曾说： “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米氏反对此说，以为这样刻意经营不能臻于“天真自然”的妙境，因而此论并不确实。他引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句，认为怀素自言的“初不知”倒是道出了达到妙境的至理。这与苏轼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点画信手烦推求”异曲同工，即率意而书，一任情感意绪的自然抒发，此乃“尚意”书法的最佳创作心态。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书在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和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按：“形”疑误）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海岳名言》）
　　这段文字有讹误，不易解释，然大意还是清楚的。第一层“秀润”，即秀劲润泽，为米氏对点画、线条的基本审美要求。要做到“秀润”，需骨、筋、肉恰如其分而又有机地结合。第二层“布置”，谓每字的结撰乃至全篇的安排与风格；“稳”与“险”、“老”与“润”两两相对，前者讲布势的静与动，后者言风姿的刚与柔。而动、静、刚、柔的每一方面又须恰到好处，不至走向极端，即平稳而不凡俗，险侧而不狂怪，老劲而不枯瘠，润泽而不肥腴。这里阐述了多种相对的形式美因素的相互关系，全面而辩证，体现了魏晋书法和谐美的境界；第三层“变态”，讲笔墨形态的变化，认为追求变化须注意协和而防止刻厉，刻厉则怒张，怒张则狂怪。这里专论生动、变化，更符合米氏超逸奇宕的个性风格，也显示了宋人在“求意态”上与晋人的差异。其中强调变化中的协调，与孙过庭“违而不犯”的观念相合；第四层“贵形”，一本作“贵异”，均费解。“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讲书写忌做作，做作则同描画，描画则失自然天真而为俗书。这是论“尚意”书法表性达情的创作理念。《海岳名言》最末一则记米氏回答宋徽宗召问，言 “蔡襄勒（按 即“刻”）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意谓各家皆有做作之病。而后自称“臣书刷字”，则于调侃中自诩作书率意放笔、振迅天真的优长。这则所记，正是“不贵作”说的实证。
　　总之，这段书论十分精要，它正面归结了米氏认定的书法形态美及风格美规律以及创作理念，是其翰墨生涯中静思妙悟的理论结晶，也是“尚意”书法创作观的精髓。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海岳名言》）
　　这一段论批评、鉴赏。米氏明确反对历来意象比况的评鉴方法，提出“人人”的批评原则。 　　意象比况是古代书论中大量运用的评鉴方式，它借助自然万象的情态，形容、描绘艺术形态的风格、美感，以见出书家造诣的高低。“书肇自然”（蔡邕语），“书造（回归）自然”（刘熙载语），因而这种意象比况作为规范的理性评鉴的辅助手段，至今不被废弃。最早批评这种方式“外状其形，内迷其理”的孙过庭，在其《书谱》中仍用各种意象形容钟、张、二王书法艺术形态的美妙；米芾自己撰写的《书史》，其中对前代书家的评鉴更是全仿南梁袁昂、萧衍的意象比况体例。然而这种意象比况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的模糊性与表面性使其不能对书作做出真切的评鉴；至于这种方式的滥用，则越发不着边际，完全失去了书法批评的功效。米氏这里提出自己“要在人人，不为溢辞”的评鉴原则，即要旨在于切入评鉴对象书作的实际，而不作溢美之词。从《海岳名言》内容看，其评书皆以直白的言辞，直截了当地指出被评者的优长，特别是要害所在。姑不论其所评是否允当，就艺术批评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力求准确、深入而又坦率的做法。唯《海岳名言》主要在批评唐人“尚法”书风，言辞激烈，锋芒毕露，而这段书论作为全书第一则，近乎发凡起例，则不啻是批评唐人的宣言了。
　　统观米氏论书，其最集中也最着力的是对唐人“尚法”的批判，其代表性著述《海岳名言》，全书二十六则，其中批评唐代书法者将近半数（前文多有引述）。范围之广泛，几无一家幸免；言辞之激烈，简直令人瞠目。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海岳名言》）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按：即杜甫）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同上）
　　最突出的是对颜、柳二家，特别是对柳的抨击。
　　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宝晋英光集·补遗·跋颜书》）
　　“挑踢”指颜、柳楷书点画的程式化写法，人工雕饰太过而乏天真。且两家楷书笔法、字法固定不变，又大小一律，并为后世作楷的法规。米氏认为，这完全背离了魏晋古法的传统，故斥之为“丑怪恶札之祖”。
　　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同上）
　　柳氏时值晚唐，其书集唐楷之大成，装饰化、程式化最浓重，难怪米氏排诋最烈，在其不多的论书随笔中竟至再三、再四。
　　柳与（按：当做“学”）欧，为丑怪恶札祖……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同上）
　　公权丑怪恶札祖，自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予起乱离。怀素猖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书史·自涟漪寄薛郎中绍彭》）
　　这里又捎上了张旭、怀素。前文曾引，米氏称“张颠俗子，变乱古法”，一并否定了张旭、怀素、高闲、巧言光等四位唐代狂草书家。可知，米氏论书一以魏晋古法为准，唐代过于刻板的楷书与过于狂肆的大草，均在否定之列。
　　与贬抑唐人相对，则是对魏晋古法的褒扬。他多次提到唐代书法背离、破坏了的“古法”，就是钟王传统书风。
　　王羲之《稚恭帖》：笔锋郁勃，挥霍浓淡，如云烟变怪多态。（《书史》）
　　予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同上）
　　贞观款书丈二纸，不许儿（按：指小王）奇专父（按：指大王）美。……云物（按：当做“雾”）龙蛇森动纸，父子王家真济美。（《书史·题唐模子敬》）
　　这一则前两句不满李世民《王羲之传论》扬羲抑献。盖献之超迈外拓书风更为米氏推崇，《宋史·文苑传》里就说米书“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辙，徒成下品。（《论草书帖》）
　　僧虔、萧予云传钟法，与予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海岳名言》）
　　御史萧诚……为司马书《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轨辙。（同上）
　　米氏还说大王《兰亭序》“神助留为万世法”，《王略帖》“为天下第一帖”，题赞小王《中秋帖》“藐百川，会北海；人那知，冠千载”（引自沈鹏《米芾的书法艺术》）。且名其室为“宝晋斋”，可知米氏论书全以魏晋古法为皈依，以二王（尤其是小王）书风为圭臬，这在宋四家十分突出，也是其书最终取得正宗地位的根本。
　　对唐代少数书家，米氏亦有一力推崇而从无非短者，如孙过庭、沈传师、萧诚等。
　　孙过庭《书谱》：甚有右军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
　　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清自如，骨法清灵。（《宝晋英光集·补遗·书评》）
　　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御史萧诚，……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海岳名言》）
　　推崇孙过庭，是因其草书最“得二王法”；推崇沈传师，是因其楷书“变”欧、虞、褚、颜“一笔书”的“格”，而有“神情自如，骨法精灵”的真趣；推崇萧诚，是因其楷书“极有钟、王趣”，即这几家皆有魏晋古法在，可见米氏评书标准之一贯。
　　米氏对唐楷诸家的褒贬，亦有看似前后矛盾者。
　　褚遂良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宝晋英光集·补遗·书评》）
　　徐浩如蕴德主人，动容温厚，举止端正，敦尚名节，体气纯白。（同上）
　　颜真卿如项籍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杰然有不可犯之色。（同上）
　　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同上）
　　米氏以上对各家书风总体特色的褒扬，应该说是公允的。之所以与《海岳名言》中对他们的排诋大相径庭，一是以上品评是米氏早年学书过程中的体悟（米氏学书从唐人入手，凡颜、柳、欧、褚皆所涉猎，尤得褚书精髓）；而《海岳名言》诸条，乃米氏“既老，始自成家”时期的看法，且矛头专指唐法；二是前者乃客观的书法史角度，后者则为极端的“尚意”立场。 　　米氏对唐代书家的批评，亦仅限于楷书兼狂草，于其行书则持肯定态度，对其中佳作更是赞美不置。
　　颜行字可教（按：“可教”即可教人，亦即可学），真便入俗品。（《海岳名言》）
　　颜真卿《送刘太冲序》：神采艳发，龙蛇生动，睹之惊人。（《书史》）
　　颜真卿《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同上）
　　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海岳名言》）
　　唐末书格甚卑，唯杨景度（杨凝式）行书与颜鲁公壁坼、屋漏同意。王荆公（王安石）尝谓：“此书意之所至，笔之所止则已.不曳以就长，促以就短。”（《宝晋英光集·卷八·论书格》）
　　《争座位帖》为颜体行书的代表作，该书道劲舒和，丰丽超动，自此，行书史上魏晋秀雅妍美的传统书风为之一变。米氏对此帖倍加推崇，可见其鉴赏眼光之高。
　　最后一则引王安石语赞杨凝式行书，言其“与颜真卿壁坼、屋漏同意”，亦是赞颜氏行书各尽真态，——自然。
　　唐代楷书之登峰造极与楷法的刻板程式，对魏晋传统古法冲击极大，这是古代书法史上的一大转折。对此，苏轼、黄庭坚均曾论及。
　　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而钟、王之法益微。（《东坡题跋·书黄子思诗集后》）
　　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山谷题跋·跋东坡帖》）
　　苏、黄两家均指出唐法对魏晋古法的“破坏”，但他们都能从时代书风演变的视角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或言“颜公变法出新意、柳少师……能自出新意”，从而认为颜、柳“极书之变”：或以为颜书“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颜、杨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从而揭出晋唐书脉的传承关系；且二家书法亦皆从“远师二王，近法颜、杨”而来，因而这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与公允的看法。而米芾从极端的“尚意”立场出发，论书专崇晋人，而对唐人书法持基本否定态度，与苏，黄相较，其保守与偏激是显然的。然而米氏以其癫狂真率的个性，放言论述，却于偏颇中见鲜明，保守中见执著。其颇具批判性的书论中体现的最分明的实质内容，则是宋人“尚意”与唐人“尚法”不同观念间势同水火的矛盾。同时，从米氏与苏、黄对唐人书法的不同看法中，也可见出他们在书法追求上的明显差异。
　　米氏正是在抑唐崇晋的书法观念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崇高地位。
　　他在《海岳名言》中谈到自己的学书经历：“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这段话道出了他成功的途径，即在集古中自成一家。从其《自叙帖》中可以知道，他早年注重学习颜行的天真罄露，柳、欧的紧结、严谨，特别是褚遂良的别样骄色、沈传师的古法清灵、段季展的刷掠奋迅。“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从此留心寻访晋人法帖，浸淫二王，特别是献之书作，精勤临习，潜心揣摩，终入晋人堂奥。
　　米氏对自己的书法事业期许甚高，他在《题唐模子敬》一诗中写道：“千年谁人能继趾？不自名家殊非智。”表明他以承继王氏衣钵为己任的雄心，决意自成一家的壮志。而于学王中，米氏又有明确的个性风格的追求，他说：“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见《自叙帖》）因而他学古不拘守一家，更不泥古不化，而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学王而能变，即在追求恰情遣兴的“尚意”时代大潮中，张扬自己率真、狂放的个性，最终形成自己奇宕超迈而又天真自然的书风，成为王氏嫡传，位列宋四家之首。苏轼评其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宋高宗评其书：“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高视阔步，气韵轩昂……其中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这些评价实非过誉之辞。
　　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书史·答绍彭来论晋帖误字》）
　　这些诗词，既表明了米氏从事书法艺术的基本心态，也集中体现了宋人“尚意”书法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