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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不懂政治”成为非常时期民营企业家命运走向的主要度量衡。
五年前为国家宏观调控祭旗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下称“铁本公司”)董事长戴国芳近日终获自由,承载了诸多非议和悲情色彩的“铁本案”也宣告结束。
4月17日下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铁本公司及戴国芳等8名被告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依法判处被告单位铁本公司罚金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戴国芳有期徒刑5年,其他7名被告人员分别被判1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至2003年11月间,铁本公司共将价值2.3893亿余元的无票不合格生铁,通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申报抵扣税款2389万余元。
判决中指出,由于案发前铁本已主动补缴税款,依法可视为自首,且未对国家税收造成实际损失,具有法定减轻和从轻处罚情节。
值得玩味的是,判决距离“铁本案”的主角——现年46岁的戴国芳从2004年4月19日被刑拘刚好5年。“也就是说,他自由了”。
据戴国芳家乡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安街渎南村的村民透露,宣判的第二天,戴家亲朋相聚,小院子里放起了鞭炮。半年前,戴国芳因“抑郁症”被取保候审回家休养时,戴家人也曾放过鞭炮。
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11月28日,戴国芳被取保候审回到了家里,随后便与铁本曾经的高管进行了见面交流。据与其见面的高管介绍,戴国芳的精神状态不错,希望重新拿回铁本。他本人还是铁本的法人代表,不过还要“看政府方面的意见”。
知情人士表示,戴国芳一“出来”,便被讨债的各家银行行长奉为“座上宾”。当年“铁本案”案发时,多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对戴国芳旗下公司的授信额高达43亿元。
相比戴国芳遭遇的牢狱之灾,当年涉入“铁本案”的大部分官员似乎都已涉险过关,至今稳坐钓鱼台。当年被记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至今仍为常州市委书记;被撤职的原扬中市委书记宦祥保很快便被重新任命为镇江市政法委副书记;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扬中市委副书记经颜明后升任镇江市房管局局长。
企业家的梦想与政府的梦想不谋而合
“铁本案”始发于2004年。其案发背景与中国经济上一轮高速发展有关。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全面紧张。在钢铁市场上,无论是线材还是板材,普通钢还是特种钢,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个价”的地步。
此时,草根企业家戴国芳经过近10年奋斗,已拥有了一个钢产能120万吨的铁本公司。由于极度看好未来数年内钢铁业产销两旺的前景,戴即想向当地政府申请建设新工厂。
戴国芳的新项目与常州市政府追求GDP的目标不谋而合。2001年前后,常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位列江苏之首,可是GDP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只能排第六。饥渴的常州迫切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段让当政者难堪的差距。而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的一个大企业,上缴利税排名全市第二,戴国芳的设想一提出来,当即获得了市政府的响应,于是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
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1倍多一点的新厂,它的主体建设是两座高炉和一个14米深的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的宽厚板,总投资额为10亿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
然而,在有关方面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加码到400万吨级、600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级,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产品定位为船用板和螺纹钢等较高档次产品。
在常州地方政府的热情怂恿下,戴国芳提出了一个“三年内赶超宝钢,五年超过浦项”的宏伟计划。而铁本公司原本注册资本只有3亿元,如此小的资金规模,却要运作一个106亿元的项目。当地政府为了履行对戴国芳的资金支持承诺,推动了常州6家金融机构在短短几周之内对铁本钢铁及其关联企业发放各类贷款43亿元。江苏省和常州市、扬中市等相关部门迅速审批了铁本公司的建设项目和用地手续,6000多亩土地迅速到位。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按照有关规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不但审批流程旷日持久,而且获批的机会十分渺茫。
于是,在常州有关部门的授意下,铁本公司把840万吨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卷入“维护中央政令畅通”的惊涛骇浪
但戴国芳没有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政策风险,更没有料到他将成为此轮政治色彩浓重的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就在铁本项目暗渡陈仓之际,全国钢铁投资也像脱了缰的野马。2003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1329亿元,投资同比增长96%。2004年头两个月,钢铁投资增幅达到了惊人的202%。
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2003年全国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但在地方层面,由于政绩考核是以“GDP”为核心,因而“大干快上”依然是主轴。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是,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刚刚主政不久,与地方诸侯很大程度上仍处在“磨合期”,因而“政令常常不出中南海”。
面对如野马脱缰般的经济形势,2003年年底,中央政府正式启动胡温上任以来的首次宏观调控。当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2004年1月,再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2月,国务院专门举行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2004年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江苏,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亦前往江苏视察。
2004年4月初,一个由国务院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4月19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发出严厉警告,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不要和央行博弈。
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
4月29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
——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亦史无前例,8名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顾黑郎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扬中市委书记宦祥保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省发改委副主任秦雁、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王建国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社论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宏观调控搞得好,就可以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否则,也可能出现大的起伏……各方面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上来……要自觉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做到令行禁止。”
于是,一场针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忽然变了调,被提高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高度上来。
初中都未念完的农民企业家戴国芳当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后来出事后,在看守所里他还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在听政府的话,有什么错呢?”
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反成铁证
2006年3月28日,戴国芳出现在常州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铁本案”在经历了两年的漫长等待后终于开庭。如同两年前铁本引来中央九部委的“三堂会审”一样,铁本案首次开庭的阵势依旧不凡: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都派出代表旁听,17名律师参与辩护,案卷多达290本。
然而,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只有一条: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01年至2003年3年间,铁本公司采取制作虚假的废钢铁屑过磅单、入库单,东安加工厂的收购码单等手段,分别让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武进阳湖金属回收公司、常州拆船公司、常州金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州再生资源批发中心有限公司(均另案处理),为铁本虚开废钢、铁屑销售发票2373份,金额超过16亿元,抵扣税款1.6亿元。
在这份公诉书中,两年前被新华社公示的“五宗罪”竟无一被指控。
庭审中,辩护律师和公诉人争论的焦点是,铁本被指控的16亿元虚开发票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有货的,有多少是虚开的?因为这关系到铁本真正偷税的数额,并最终关系到对相关责任人的量刑。
据了解,铁本案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争论,有一个特殊的行业背景:2001年5月1日起,国家为鼓励资源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实行免税政策。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出台后,回收单位可办理税务登记手续,领取收购凭证和普通发票。
这就是回收行业著名的国税函[2002]893号文件,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这份批复是针对福建省国税局的有关请示做出的,但律师们认为,由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行政执法批复应是全国通用的,当然也适用于江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法理常识”。
893号文指出,“……鉴于此种经营方式是由目前废旧物资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且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同等金额的货款,并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因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背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不过由此开始,业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采取虚开收购凭证,虚做购进废旧物资,虚开普通发票,大肆开具普通发票给一些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凭以抵扣税款,从中按比例收取各种名目的管理费、手续费等现象。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各大钢厂门口都有这样的开票公司。
铁本方面无法澄清自己没有这种行为。不过,戴国芳从经营角度否认了公诉人提出的数额,他认为铁本在2001—2003年期间总销售额只有29亿元,根本不可能虚开那么多废钢,否则“铁本不用铁矿砂也能炼出钢来”;同时,由于物资回收行业零散的收购点无法开发票的行业特殊原因,铁本需要集体开磅单,然后再找物资回收总公司开进项发票;按照有关规定,如果是向公司进废钢,可以抵扣17%或13%的增值税,铁本只抵扣了10%,实际上“反而是多缴税了”。
然而,在这方面,铁本有一个作茧自缚的软肋,就是2004年联合调查组要来调查时,铁本先进行了“自查”。在一份由铁本公司向武进区政府和国税局、东安镇政府呈递的书面报告中承认:“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2000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是当年戴国芳为挽救铁本江边项目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所谓的“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武进区煌里国税分局,但是为时已晚。现在,这份报告反而成了检察院有力的指控证据。
“犯事于东,获罪于西”背后的考量
“铁本案”一审宣判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撰文说,看完报道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铁本案怎么就成了一桩税收官司?
周其仁指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都知道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收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这里,最大的代价是人们不但不因此更尊重法律和法制,反而强化了本来对法制一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在2004年4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偏偏铁本又是一家民营公司,于是问题又裹上了一层特别的颜色:国办公司可以上大项目或超大项目,可是民营公司一旦也要上,特别是与国家大公司构成竞争,麻烦就不打一处来。这种民间流传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我访问过常州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就是这样看的。人们不无理由地问,国有钢厂不也有虚开税票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同样办?”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铁本案”的客观效果是民营经济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他认为,宏观调控再也不应按所有制划分了。民营经济要发展,必须获得真正的而不是纸面或口头上的“国民待遇”,否则,会威胁改革的进程。
保育钧说,戴国芳批捕原因和最终被控罪名相差甚远,“像是一场闹剧”。实际上,当地政府未经合法程序批准铁本占用6000亩农田,这是纪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受处理的应该是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而不能把板子打到企业身上。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实际上是给了各方一个台阶。
保育钧认为,尽管此前国家提出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了民营经济的地位。随后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也曾一度令民营经济界欢欣鼓舞。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民营企业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当前的状态是,不少官员仍然将民营经济看作异己力量,还是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给资本家下的判断来看待民营企业。
财经作家东方愚说,建龙集团的张志祥、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南钢集团的肖同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等人的钢铁项目差不多是与铁本同时上马的,但他们均安然无恙。有人说,与戴国芳相比,他们的幸运在于,都有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
“懂不懂政治”成为了非常时期民营企业家命运走向的主要度量衡。而戴国芳据说几乎从未请政府官员吃过饭,就连国家部委的人下来视察都以工作忙为由不去接待。
五年前为国家宏观调控祭旗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下称“铁本公司”)董事长戴国芳近日终获自由,承载了诸多非议和悲情色彩的“铁本案”也宣告结束。
4月17日下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铁本公司及戴国芳等8名被告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依法判处被告单位铁本公司罚金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戴国芳有期徒刑5年,其他7名被告人员分别被判1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至2003年11月间,铁本公司共将价值2.3893亿余元的无票不合格生铁,通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申报抵扣税款2389万余元。
判决中指出,由于案发前铁本已主动补缴税款,依法可视为自首,且未对国家税收造成实际损失,具有法定减轻和从轻处罚情节。
值得玩味的是,判决距离“铁本案”的主角——现年46岁的戴国芳从2004年4月19日被刑拘刚好5年。“也就是说,他自由了”。
据戴国芳家乡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安街渎南村的村民透露,宣判的第二天,戴家亲朋相聚,小院子里放起了鞭炮。半年前,戴国芳因“抑郁症”被取保候审回家休养时,戴家人也曾放过鞭炮。
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11月28日,戴国芳被取保候审回到了家里,随后便与铁本曾经的高管进行了见面交流。据与其见面的高管介绍,戴国芳的精神状态不错,希望重新拿回铁本。他本人还是铁本的法人代表,不过还要“看政府方面的意见”。
知情人士表示,戴国芳一“出来”,便被讨债的各家银行行长奉为“座上宾”。当年“铁本案”案发时,多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对戴国芳旗下公司的授信额高达43亿元。
相比戴国芳遭遇的牢狱之灾,当年涉入“铁本案”的大部分官员似乎都已涉险过关,至今稳坐钓鱼台。当年被记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至今仍为常州市委书记;被撤职的原扬中市委书记宦祥保很快便被重新任命为镇江市政法委副书记;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扬中市委副书记经颜明后升任镇江市房管局局长。
企业家的梦想与政府的梦想不谋而合
“铁本案”始发于2004年。其案发背景与中国经济上一轮高速发展有关。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全面紧张。在钢铁市场上,无论是线材还是板材,普通钢还是特种钢,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个价”的地步。
此时,草根企业家戴国芳经过近10年奋斗,已拥有了一个钢产能120万吨的铁本公司。由于极度看好未来数年内钢铁业产销两旺的前景,戴即想向当地政府申请建设新工厂。
戴国芳的新项目与常州市政府追求GDP的目标不谋而合。2001年前后,常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位列江苏之首,可是GDP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只能排第六。饥渴的常州迫切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段让当政者难堪的差距。而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的一个大企业,上缴利税排名全市第二,戴国芳的设想一提出来,当即获得了市政府的响应,于是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
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1倍多一点的新厂,它的主体建设是两座高炉和一个14米深的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的宽厚板,总投资额为10亿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
然而,在有关方面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加码到400万吨级、600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级,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产品定位为船用板和螺纹钢等较高档次产品。
在常州地方政府的热情怂恿下,戴国芳提出了一个“三年内赶超宝钢,五年超过浦项”的宏伟计划。而铁本公司原本注册资本只有3亿元,如此小的资金规模,却要运作一个106亿元的项目。当地政府为了履行对戴国芳的资金支持承诺,推动了常州6家金融机构在短短几周之内对铁本钢铁及其关联企业发放各类贷款43亿元。江苏省和常州市、扬中市等相关部门迅速审批了铁本公司的建设项目和用地手续,6000多亩土地迅速到位。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按照有关规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不但审批流程旷日持久,而且获批的机会十分渺茫。
于是,在常州有关部门的授意下,铁本公司把840万吨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卷入“维护中央政令畅通”的惊涛骇浪
但戴国芳没有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政策风险,更没有料到他将成为此轮政治色彩浓重的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就在铁本项目暗渡陈仓之际,全国钢铁投资也像脱了缰的野马。2003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1329亿元,投资同比增长96%。2004年头两个月,钢铁投资增幅达到了惊人的202%。
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2003年全国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但在地方层面,由于政绩考核是以“GDP”为核心,因而“大干快上”依然是主轴。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是,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刚刚主政不久,与地方诸侯很大程度上仍处在“磨合期”,因而“政令常常不出中南海”。
面对如野马脱缰般的经济形势,2003年年底,中央政府正式启动胡温上任以来的首次宏观调控。当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2004年1月,再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2月,国务院专门举行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2004年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江苏,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亦前往江苏视察。
2004年4月初,一个由国务院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4月19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发出严厉警告,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不要和央行博弈。
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
4月29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
——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亦史无前例,8名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顾黑郎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扬中市委书记宦祥保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省发改委副主任秦雁、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王建国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社论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宏观调控搞得好,就可以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否则,也可能出现大的起伏……各方面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上来……要自觉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做到令行禁止。”
于是,一场针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忽然变了调,被提高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高度上来。
初中都未念完的农民企业家戴国芳当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后来出事后,在看守所里他还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在听政府的话,有什么错呢?”
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反成铁证
2006年3月28日,戴国芳出现在常州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铁本案”在经历了两年的漫长等待后终于开庭。如同两年前铁本引来中央九部委的“三堂会审”一样,铁本案首次开庭的阵势依旧不凡: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都派出代表旁听,17名律师参与辩护,案卷多达290本。
然而,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只有一条: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01年至2003年3年间,铁本公司采取制作虚假的废钢铁屑过磅单、入库单,东安加工厂的收购码单等手段,分别让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武进阳湖金属回收公司、常州拆船公司、常州金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州再生资源批发中心有限公司(均另案处理),为铁本虚开废钢、铁屑销售发票2373份,金额超过16亿元,抵扣税款1.6亿元。
在这份公诉书中,两年前被新华社公示的“五宗罪”竟无一被指控。
庭审中,辩护律师和公诉人争论的焦点是,铁本被指控的16亿元虚开发票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有货的,有多少是虚开的?因为这关系到铁本真正偷税的数额,并最终关系到对相关责任人的量刑。
据了解,铁本案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争论,有一个特殊的行业背景:2001年5月1日起,国家为鼓励资源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实行免税政策。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出台后,回收单位可办理税务登记手续,领取收购凭证和普通发票。
这就是回收行业著名的国税函[2002]893号文件,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这份批复是针对福建省国税局的有关请示做出的,但律师们认为,由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行政执法批复应是全国通用的,当然也适用于江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法理常识”。
893号文指出,“……鉴于此种经营方式是由目前废旧物资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且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同等金额的货款,并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因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背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不过由此开始,业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采取虚开收购凭证,虚做购进废旧物资,虚开普通发票,大肆开具普通发票给一些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凭以抵扣税款,从中按比例收取各种名目的管理费、手续费等现象。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各大钢厂门口都有这样的开票公司。
铁本方面无法澄清自己没有这种行为。不过,戴国芳从经营角度否认了公诉人提出的数额,他认为铁本在2001—2003年期间总销售额只有29亿元,根本不可能虚开那么多废钢,否则“铁本不用铁矿砂也能炼出钢来”;同时,由于物资回收行业零散的收购点无法开发票的行业特殊原因,铁本需要集体开磅单,然后再找物资回收总公司开进项发票;按照有关规定,如果是向公司进废钢,可以抵扣17%或13%的增值税,铁本只抵扣了10%,实际上“反而是多缴税了”。
然而,在这方面,铁本有一个作茧自缚的软肋,就是2004年联合调查组要来调查时,铁本先进行了“自查”。在一份由铁本公司向武进区政府和国税局、东安镇政府呈递的书面报告中承认:“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2000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是当年戴国芳为挽救铁本江边项目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所谓的“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武进区煌里国税分局,但是为时已晚。现在,这份报告反而成了检察院有力的指控证据。
“犯事于东,获罪于西”背后的考量
“铁本案”一审宣判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撰文说,看完报道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铁本案怎么就成了一桩税收官司?
周其仁指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都知道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收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这里,最大的代价是人们不但不因此更尊重法律和法制,反而强化了本来对法制一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在2004年4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偏偏铁本又是一家民营公司,于是问题又裹上了一层特别的颜色:国办公司可以上大项目或超大项目,可是民营公司一旦也要上,特别是与国家大公司构成竞争,麻烦就不打一处来。这种民间流传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我访问过常州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就是这样看的。人们不无理由地问,国有钢厂不也有虚开税票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同样办?”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铁本案”的客观效果是民营经济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他认为,宏观调控再也不应按所有制划分了。民营经济要发展,必须获得真正的而不是纸面或口头上的“国民待遇”,否则,会威胁改革的进程。
保育钧说,戴国芳批捕原因和最终被控罪名相差甚远,“像是一场闹剧”。实际上,当地政府未经合法程序批准铁本占用6000亩农田,这是纪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受处理的应该是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而不能把板子打到企业身上。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实际上是给了各方一个台阶。
保育钧认为,尽管此前国家提出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了民营经济的地位。随后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也曾一度令民营经济界欢欣鼓舞。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民营企业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当前的状态是,不少官员仍然将民营经济看作异己力量,还是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给资本家下的判断来看待民营企业。
财经作家东方愚说,建龙集团的张志祥、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南钢集团的肖同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等人的钢铁项目差不多是与铁本同时上马的,但他们均安然无恙。有人说,与戴国芳相比,他们的幸运在于,都有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
“懂不懂政治”成为了非常时期民营企业家命运走向的主要度量衡。而戴国芳据说几乎从未请政府官员吃过饭,就连国家部委的人下来视察都以工作忙为由不去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