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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君当时在仙台医专求学时,有一位解剖学教授叫藤野严九郎,对他非常照顾,认真给他修改课堂笔记,关心他的语言障碍和食宿问题,还时时鼓励他。然而到第三年时,周树人君决定退学。藤野先生很惋惜,周树人君觉得愧对恩师。
离别的时候,藤野送给周树人君一张自己的相片,并且在背后题字,可见师生二人友谊之深。周树人君当时没有合适的相片回赠,说日后照了寄过来,还说会时时通信告知先生自己的状况。然而他这一走,相片没寄,信也不见一封。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不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竟没有寄过一封信或一张照片。”
其实,那期间他归国觅职,照过相,还很帅气。只是,他自己没有心情寄出。他所谓的“状况也无聊”,是指状况很不好。因为在那些年里,愤青周树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四处碰壁。
当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很高了,可谓知识广博、思想深刻。就在退学之后的第二年,他写了几篇古文,包括《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章,直到现在,评价依然非常高。但在当时,根本没人理会他的这些文章。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迈出了成为文豪的第一步。1926年,45岁的鲁迅先生发表散文《藤野先生》。1931年,有朋友写信问他,藤野严九郎是不是真名?鲁迅回信说是真名,然后说自己很想念藤野先生,曾经托日本的朋友打听先生的近况,却被告知十几年前仙台医专被并入东北帝国大学,缩减教授编制,藤野先生辞职,如今下落不明。
为何现在他又开始找藤野先生了?一来,当然是因为思念。二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仍然在碰壁,可现在他是巨人,碰壁则壁倒,而且摧枯拉朽!
1931年,日本学生增田涉来上海留学,拜鲁迅先生为师。鲁迅教青年学生一向用心,对这个日本学生更是格外照顾,一如藤野当年的风范。
1934年,日本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來上海拜访鲁迅先生,请求翻译鲁迅文集并在日本出版。他们最终选定了两名译者,一个是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另一个是日本诗人佐藤春夫。鲁迅说文章你们来选就是了,只是有一篇《藤野先生》一定要包含在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找到藤野先生。
1935年,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多次向岩波书店、增田涉和佐藤春夫打听是否有藤野先生的消息,都一无所获。
1936年10月,55岁的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他的床头还摆着藤野的那张照片。
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这份遗憾,继续替他寻找藤野先生,哪怕找到藤野先生的后人也好。1936年年底,鲁迅的日本同学小林茂雄终于找到了藤野先生。原来他还活着!
藤野严九郎生于1874年,大鲁迅7岁。他家世代行医,他自己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现为名古屋大学医学部)。1903年到1915年期间,他在仙台医专任解剖学教授。
藤野先生确实如鲁迅写的那样,穿衣服马虎,专业上却极其认真。考试时分数给得严格而死板,一些学生因为解剖学成绩低于50分而留级,所以都恨藤野。
藤野虽然认真教导周树人君,3个学期给周君的成绩却分别是60、60、58。然而就连这样的分数也给周君惹了麻烦——学校里有人认为,中国学生不可能得这么高的分数,多半是藤野在周树人的笔记上给他漏了题,还拿走周树人的笔记调查了一番。此事颇为屈辱,鲁迅将此事写在了散文《藤野先生》里。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那时的日本大学崇洋媚外,41岁的藤野严九郎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失业。然后他尝试去别的学校找个教授职务,都被拒绝。无奈之下,藤野去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学习行医。结业后,他进了东京一家慈善医院做医生,但很快又失业了。就在他四处找工作期间,他的妻子病逝。
也就是说,周树人在中国碰壁的时候,藤野先生在日本也处处碰壁。只是他没有周树人那样的本领。
中年多次失业又丧妻,落魄的藤野严九郎只好回了老家福井县,投奔他二哥藤野明二郎。明二郎在镇上开小诊所,收留严九郎在此行医。
藤野严九郎毕竟是在外面上过大学当过教授的,在农村老家还是有点面子的,于是得以再婚,娶了第二任妻子。新丈人出资给他开了一家耳鼻科诊所,他开始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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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年,藤野明二郎猝死。明二郎的孩子还小,难以支撑诊所,也就难以维持生活,严九郎便隔日去明二郎的诊所一趟,维持其生意。于是他常年在两个诊所之间两头跑,养着两家人。
藤野严九郎教书多年,脾气直而且死板,非常不擅长接待病人。好在他行医认真,两个诊所能够勉强开下去。山村居民贫穷,藤野严九郎收费很低。病人没钱的时候,他就干脆免费治疗了。虽然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他在当地颇受人尊重。
1919年,藤野先生45岁,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藤野恒弥。中年得子,也算是人生慰藉。两年后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
1935年,当时藤野恒弥在读高中,一天老师菅好春老先生叫恒弥过来,交给他一本书,说:“这本新出的书,是中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那年,藤野先生61岁。 那天,恒弥交给藤野那本来自中国大文豪的文集,指给他看那一篇《藤野先生》。藤野读到30年前的自己,在仙台给学生上课时的样子: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那篇《藤野先生》的末尾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那本文集的卷首印有鲁迅先生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
合上书卷后,他一个人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儿子说:“写的是我。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
藤野恒弥很听话,这么荣耀的事,也没跟别人说。但菅好春老师又问起他时,他也不好撒谎,便如实告诉了老师。菅老师过来拜访藤野严九郎,二人聊了好久。菅老师离开之后,再没跟别人提起此事。于是,虽然藤野严九郎的大名在中日两国被读书人津津乐道,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藤野严九郎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强谋生。
1936年10月,文豪鲁迅的死讯在日本见报。根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后来描述,当时藤野看着报纸上鲁迅的照片,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
年底,鲁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藤野先生。藤野这才知道,鲁迅不只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把他写进散文里,这些年还一直在找他,想见他一面,哪怕能见他的后人一面。藤野先生追悔莫及。然后,日本记者向藤野先生约稿,他写了一篇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在日本的报纸上。
在藤野先生的回忆里,32年前的周树人君是这样的:
“周君身材不高,臉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
关于认真修改周君的课堂笔记,在藤野先生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周君学习很努力,上课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我看他听日语和说日语都不利索,想必学习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一遍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错记的地方添改过来。”
至于为何对周君这样特别照顾,藤野的解释是:“尽管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的各种坏话。在仙台医专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跟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可是,1935年他读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却没有联系鲁迅,也不让外人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为什么要提自己“不懂文学”?他觉得自己以“解剖学老师”这个身份去见鲁迅,做人家文豪的师长,很不合适。
藤野先生说“偏僻”,其实心里想的是“贫穷”;说“不懂文学”,其实心里想的是“没地位”。人家是两国闻名的大文豪,又对先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他这个先生,现在竟如此落魄潦倒。
自1907年二人离别之后,先是周树人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藤野;后来是藤野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周君。两厢自卑之下,这30年的跨国师生友谊,只落得照片背后两个字:惜别。
这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于1937年3月。当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
那时日军大量购买药品,日本国内药价高涨。藤野先生的两个诊所囤有不少药,便有药商来高价求购,并说这是军队前线需要的,意义重大。藤野虽然缺钱,却一点儿都不卖,只推说当地村民还需要。
药商走后,藤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1945年1月,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在广岛。老年丧子,71岁的藤野先生极为悲伤,一度精神不振。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快他又回诊所工作。几个月后的一天,藤野先生在工作中感觉疲惫,说要回去休息一下,却在路上晕倒,被人发现后抬回去。熬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便与世长辞。4天后,日本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