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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度，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呈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出现了全面复苏的迹象，经济自主性增长因素在进一步增强。与往年相比，除已有经济亮点，如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继续升温外，还出现物价走势由负转正、财政收支节余较多、信贷投放规模较大等新特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做到了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这与近年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有关。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不断释放，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若干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这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周期由当前的全面复苏阶段向繁荣阶段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经济加速增长的长期因素
基础产业建设为加工工业加速增长提供了更高平台
积极财政政策对引导国内需求自主性增长方面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从投资需求看，在政府投资带动下，民间投资对整个投资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2002年，民间投资增长率超过了20％；近5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所占比重已从35.9％上升至45％左右。投资者自发的扩张能力涌现。从消费需求看，通过国债投资项目较大规模改造了与城乡居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条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成为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支撑力，也大大增强了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从产业结构看，近几年来，特种建设国债资金重点用于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环保、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已有较大改变，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在新的高度建立一种平衡，从而打开了企业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善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为加工工业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
新一轮全球经济转移浪潮中，制造业正向我国转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大大加快这种转移步伐。目前《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强在我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我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更是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生产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今年1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0％，比去年同期提高10.2个百分点，是增速最快的群体。外商一致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增加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景气是长期有利因素。
城镇消费结构升级催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催动下，体现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汽车、房地产、电子产品等高增长行业发展迅猛，显现巨大活力，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点。这些高增长行业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较长，具有鲜明的联动增长特征。汽车业拉动包括钢铁工业、轮胎制造业、汽油、润滑油等石油加工业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等的增长；而房地产业可以拉动钢铁工业、建材工业、装饰装修行业、物业管理等的增长。由于我国城镇房地产、汽车等新消费热点将从企业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等高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扩散，这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本身具有强大的实际需求和后续需求做支撑，其增长可以延续。
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既是挑战，更是增长动力
我国目前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城市化建设方面欠账过多。城市化滞后造成城乡二元分裂，农村人口包袱重，给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内在矛盾。目前，市场开始校正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结构矛盾，从中挖掘商机。各级政府也纷纷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大力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清理人口城市化的人为障碍，降低城市门槛。这一方面为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上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保证了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
国有企业活力逐渐增强，民营企业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方面取得了成效，企业活力在不断增强。今年1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6.4％，增幅提高8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作用正在持续增大。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可观。其资本占用、从业人数、产出总量的份额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致在10％～20％；私营个体经济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20％，包括集体经济在内则占接近50％。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微观主体，其不断发展壮大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活力的不断提高。
经济高增长背景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出现了新一轮投资主导型经济扩张期。投资与重工业生产之间、外商企业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民营企业投资与外贸出口之间，已形成了较为健康的良性循环。虽然房地产、汽车也出现局部性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但是从总体上看，投资与最终消费之间尚未有效建立起全面的良性循环。固定资产投资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将会自我创造需求，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重工业“自我循环”被中外历史证明是不可持续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的加工工业投资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最终必须为出口或消费服务，而在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仅靠出口是消化不了如此大的生产能力的，必须打通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通道，才能为投资找到最终市场。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政府最难直接调控、因而是最为明显反映经济自发增长态势的观察值。消费需求的全面启动是决定我国经济自主增长机制能否形成的关键。就3大需求来看，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与出口两大需求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消费需求全面启动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我国经济自主增长机制虽然开始逐步形成，但基础还较为脆弱。此外，就业形势严峻、大量商品供过于求等深层次问题和非典型肺炎等突发事件给我国消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居民消费需求依然不旺，投资与消费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投资对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带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远效益或质量的不同影响，是由投资“既为当期需求又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特点决定的。从短期看，扩大投资会拉动对建材、设备等的需求，因而投资会从需求的角度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从本质上看，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有效供给形成的贡献，即投资项目一旦建成后就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种新的生产能力如果是社会急需的有效供给能力，则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这时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统一的。但如果投资项目建成后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是没有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如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等，则这种投资活动虽然能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看反而加剧了供过于求的矛盾，浪费了宝贵的经济资源，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更毫无效益可言。因此，投资作为中间需求，只有同扩大最终消费结合起来，促进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才能使投资取得预期效益，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扩张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活跃度，使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能够刺激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消费的启动和扩大再刺激正常的民间投资的活跃，从而使经济恢复内在的增长秩序。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链式结构，实现市场传导机制的启动。
就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以上经济循环并未有效实现。现实的经济循环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并未增加。虽然2002年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民间投资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有增加的趋势，但居民最终消费并没有真正启动，民间投资启动所新生产的产品可能会变成新的产品过剩，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抑制，经济自主增长也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第二种可能的链式结构：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储蓄增加→银行存差扩大→再次需要政府投资的尴尬局面。从一季度居民储蓄高增长和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的现实看，出现第二种链式结构的可能性很大。近5年来，我国投资增长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消费增势比较乏力。
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农村消费严重不足
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三农”未能分享到多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目前，农村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农村消费市场疲软、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已成为影响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实现新一轮经济扩张的重要瓶颈。
农村投资不足表现在：1、政府投资明显不足。1998年～2001年，我国国债投资累计5100亿元，而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500亿元，其中包括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人，政府对农村的投人明显不足。2、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能力减弱。由于缺乏政府资金的带动，加之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跌幅近30％～40％，农民外出打工收人很低，严重制约农民个人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农村集体和个体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20.8％降到2001年19.3％。3、4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金融长期处于紧缩状态。到2002年10月末，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仅为5.6％。
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明显增长，但增速相对缓慢。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数年下滑；2000年～2002年虽然分别增长4.2％、4.8％、4.6％，增幅有所提高，但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统计显示，从1998年～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162元增长至2476元，仅仅增加314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425元增长至7703元，增加2278元；同时，两者之比也由1∶2.5改变为1∶3.1。由于农民纯收人中真正能够用于生活消费的不超过60％，目前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估计要达到1∶6。
城乡收入差别扩大也使得农村消费增速远低于城市消费增速，导致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市场中所占份额出现明显萎缩趋势。1990年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消费所占份额为53％，1995年降为40％，2001年降为37.4％，2002年为36.7％，今年1季度进一步降为34.9％。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使得农村巨大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不仅严重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发展，最终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宏观调控必须要有大的举措，国债投资应适度向农村倾斜，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激活农村消费，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并推动国民经济真正展开新一轮扩张。
我国仍存在投资增长偏快的体制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领域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运行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个投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以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渠道、投资决策多层次、投资方式多样化和以市场竞争机制调节项目建设为特征的新格局。但是在新的投资格局下，一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真正改变。首先，传统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无风险约束的弊端没有实质性改变，投资主体的自我风险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对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和责任约束机制。其次，政府主导型投资体制仍是客观现实。我国作为转轨中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政府仍然扮演着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者角色。各级政府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能力。而地方政府为追求当地经济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动员一切资源推进投资增长的盲目性。以上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投资的质量，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质量。
具体来说，首先，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有大干快上的倾向。近年来，在全力推进城市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依靠大规模出让土地、收取50年～70年的土地出让金来补充政府财力，导致土地供应混乱，土地开发过大。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还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展开“圈地运动”。今年前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64.3％，土地购置面积增长78.6％。“圈地运动”抬高了地价，造成住宅价格高居不下，商品房供给结构失衡、空置率较高，房地产热存在一定的“虚火”。另外，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但有些地方政府把新型工业化理解为大上工业投资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兴建汽车城、大学城、电子城、工业园区等大规模投资项目。
其次，汽车、房地产的火爆拉动对相关行业的需求，导致社会资源大量向其聚集。2002年，钢铁、建材等行业投资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初这种势头不减。而去年汽车销售呈现爆发性增长，汽车市场爆发性增长更使不少地方将汽车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各地结构趋同现象较为明显，如不加强引导，容易导致新的重复建设。例如许多地方房地产投资开发不重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高档住宅建得过多，供求结构失衡，直接危害到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质量。银行的不少房地产贷款有可能成为烂账。200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近30％，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全国房地产贷款增幅也已超过40％。60％以上的房地产建设资金来自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由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已拉动钢材、水泥和玻璃等行业过快增长。
诚然，我国的经济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就业和改变城乡面貌等各方面，都要求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但保证速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投资的质量，防止投资过快。在我国投资体制不健全的前提下，投资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盲目的大干快上，再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
企业技术进步机制尚未建立，仍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和措施，为企业技术进步营造了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企业技术落后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首先，我国目前多数高新技术产品仍依赖进口。例如，目前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绝大部分、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0％被进口产品占领。我国钢产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位，但具有高附加值的轿车用钢板、不锈钢板等10多个品种仍需要进口。其次，我国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进步的投入严重不足。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两力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一方面，企业缺少强有力的技术进步机制，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我国企业在理念上惯于注重外延规模扩张，不注重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内涵增长。另一方面，相当部分企业资产状况不佳，有限的资金远不足以支持研究与开发，不具备研究开发的能力。
由于目前我国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目前企业投资的技术含量难以得到保证。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并存的问题。如果新一轮投资建设本身技术含量低，就会形成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生产的产品难以适销对路，从而造成新的产品积压，使几年来努力改善供求平衡、情况逐步好转的局面再次恶化。
培育内需稳定快速增长机制努力延长经济扩张期
打破以往我国经济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的惯例，力争延长经济扩张期。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要区别对待：一方面，要在保证投资需求必要增长的同时，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扩大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解决城镇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调节消费储蓄倾向，同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使投资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形势向好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步伐，清除阻碍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和结构障碍。为此要：
1、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2、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经济政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3、保持投资的必要增长，警惕和防止盲目投资和投资增长过猛；
4、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保证投资质量；
5、抓住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解决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
经济加速增长的长期因素
基础产业建设为加工工业加速增长提供了更高平台
积极财政政策对引导国内需求自主性增长方面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从投资需求看，在政府投资带动下，民间投资对整个投资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2002年，民间投资增长率超过了20％；近5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所占比重已从35.9％上升至45％左右。投资者自发的扩张能力涌现。从消费需求看，通过国债投资项目较大规模改造了与城乡居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条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成为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支撑力，也大大增强了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从产业结构看，近几年来，特种建设国债资金重点用于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环保、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已有较大改变，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在新的高度建立一种平衡，从而打开了企业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善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为加工工业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
新一轮全球经济转移浪潮中，制造业正向我国转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大大加快这种转移步伐。目前《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强在我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我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更是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生产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今年1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0％，比去年同期提高10.2个百分点，是增速最快的群体。外商一致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增加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景气是长期有利因素。
城镇消费结构升级催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催动下，体现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的汽车、房地产、电子产品等高增长行业发展迅猛，显现巨大活力，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点。这些高增长行业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较长，具有鲜明的联动增长特征。汽车业拉动包括钢铁工业、轮胎制造业、汽油、润滑油等石油加工业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等的增长；而房地产业可以拉动钢铁工业、建材工业、装饰装修行业、物业管理等的增长。由于我国城镇房地产、汽车等新消费热点将从企业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等高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扩散，这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本身具有强大的实际需求和后续需求做支撑，其增长可以延续。
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既是挑战，更是增长动力
我国目前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城市化建设方面欠账过多。城市化滞后造成城乡二元分裂，农村人口包袱重，给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内在矛盾。目前，市场开始校正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结构矛盾，从中挖掘商机。各级政府也纷纷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大力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清理人口城市化的人为障碍，降低城市门槛。这一方面为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上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保证了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
国有企业活力逐渐增强，民营企业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方面取得了成效，企业活力在不断增强。今年1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6.4％，增幅提高8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作用正在持续增大。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可观。其资本占用、从业人数、产出总量的份额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致在10％～20％；私营个体经济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20％，包括集体经济在内则占接近50％。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微观主体，其不断发展壮大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活力的不断提高。
经济高增长背景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出现了新一轮投资主导型经济扩张期。投资与重工业生产之间、外商企业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民营企业投资与外贸出口之间，已形成了较为健康的良性循环。虽然房地产、汽车也出现局部性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但是从总体上看，投资与最终消费之间尚未有效建立起全面的良性循环。固定资产投资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将会自我创造需求，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重工业“自我循环”被中外历史证明是不可持续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的加工工业投资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最终必须为出口或消费服务，而在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仅靠出口是消化不了如此大的生产能力的，必须打通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通道，才能为投资找到最终市场。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政府最难直接调控、因而是最为明显反映经济自发增长态势的观察值。消费需求的全面启动是决定我国经济自主增长机制能否形成的关键。就3大需求来看，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与出口两大需求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消费需求全面启动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我国经济自主增长机制虽然开始逐步形成，但基础还较为脆弱。此外，就业形势严峻、大量商品供过于求等深层次问题和非典型肺炎等突发事件给我国消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居民消费需求依然不旺，投资与消费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投资对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带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远效益或质量的不同影响，是由投资“既为当期需求又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特点决定的。从短期看，扩大投资会拉动对建材、设备等的需求，因而投资会从需求的角度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从本质上看，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有效供给形成的贡献，即投资项目一旦建成后就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种新的生产能力如果是社会急需的有效供给能力，则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这时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统一的。但如果投资项目建成后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是没有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如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等，则这种投资活动虽然能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看反而加剧了供过于求的矛盾，浪费了宝贵的经济资源，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更毫无效益可言。因此，投资作为中间需求，只有同扩大最终消费结合起来，促进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才能使投资取得预期效益，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扩张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活跃度，使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能够刺激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消费的启动和扩大再刺激正常的民间投资的活跃，从而使经济恢复内在的增长秩序。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链式结构，实现市场传导机制的启动。
就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以上经济循环并未有效实现。现实的经济循环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并未增加。虽然2002年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民间投资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有增加的趋势，但居民最终消费并没有真正启动，民间投资启动所新生产的产品可能会变成新的产品过剩，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抑制，经济自主增长也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第二种可能的链式结构：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储蓄增加→银行存差扩大→再次需要政府投资的尴尬局面。从一季度居民储蓄高增长和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的现实看，出现第二种链式结构的可能性很大。近5年来，我国投资增长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消费增势比较乏力。
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农村消费严重不足
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三农”未能分享到多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目前，农村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农村消费市场疲软、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已成为影响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实现新一轮经济扩张的重要瓶颈。
农村投资不足表现在：1、政府投资明显不足。1998年～2001年，我国国债投资累计5100亿元，而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500亿元，其中包括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人，政府对农村的投人明显不足。2、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能力减弱。由于缺乏政府资金的带动，加之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跌幅近30％～40％，农民外出打工收人很低，严重制约农民个人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农村集体和个体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20.8％降到2001年19.3％。3、4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金融长期处于紧缩状态。到2002年10月末，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仅为5.6％。
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明显增长，但增速相对缓慢。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数年下滑；2000年～2002年虽然分别增长4.2％、4.8％、4.6％，增幅有所提高，但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统计显示，从1998年～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162元增长至2476元，仅仅增加314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425元增长至7703元，增加2278元；同时，两者之比也由1∶2.5改变为1∶3.1。由于农民纯收人中真正能够用于生活消费的不超过60％，目前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估计要达到1∶6。
城乡收入差别扩大也使得农村消费增速远低于城市消费增速，导致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市场中所占份额出现明显萎缩趋势。1990年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消费所占份额为53％，1995年降为40％，2001年降为37.4％，2002年为36.7％，今年1季度进一步降为34.9％。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使得农村巨大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不仅严重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发展，最终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宏观调控必须要有大的举措，国债投资应适度向农村倾斜，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激活农村消费，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并推动国民经济真正展开新一轮扩张。
我国仍存在投资增长偏快的体制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领域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运行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个投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以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渠道、投资决策多层次、投资方式多样化和以市场竞争机制调节项目建设为特征的新格局。但是在新的投资格局下，一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真正改变。首先，传统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无风险约束的弊端没有实质性改变，投资主体的自我风险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对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和责任约束机制。其次，政府主导型投资体制仍是客观现实。我国作为转轨中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政府仍然扮演着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者角色。各级政府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能力。而地方政府为追求当地经济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动员一切资源推进投资增长的盲目性。以上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投资的质量，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质量。
具体来说，首先，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有大干快上的倾向。近年来，在全力推进城市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依靠大规模出让土地、收取50年～70年的土地出让金来补充政府财力，导致土地供应混乱，土地开发过大。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还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展开“圈地运动”。今年前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64.3％，土地购置面积增长78.6％。“圈地运动”抬高了地价，造成住宅价格高居不下，商品房供给结构失衡、空置率较高，房地产热存在一定的“虚火”。另外，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但有些地方政府把新型工业化理解为大上工业投资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兴建汽车城、大学城、电子城、工业园区等大规模投资项目。
其次，汽车、房地产的火爆拉动对相关行业的需求，导致社会资源大量向其聚集。2002年，钢铁、建材等行业投资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初这种势头不减。而去年汽车销售呈现爆发性增长，汽车市场爆发性增长更使不少地方将汽车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各地结构趋同现象较为明显，如不加强引导，容易导致新的重复建设。例如许多地方房地产投资开发不重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高档住宅建得过多，供求结构失衡，直接危害到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质量。银行的不少房地产贷款有可能成为烂账。200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近30％，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全国房地产贷款增幅也已超过40％。60％以上的房地产建设资金来自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由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已拉动钢材、水泥和玻璃等行业过快增长。
诚然，我国的经济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就业和改变城乡面貌等各方面，都要求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但保证速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投资的质量，防止投资过快。在我国投资体制不健全的前提下，投资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盲目的大干快上，再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
企业技术进步机制尚未建立，仍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和措施，为企业技术进步营造了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企业技术落后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首先，我国目前多数高新技术产品仍依赖进口。例如，目前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绝大部分、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0％被进口产品占领。我国钢产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位，但具有高附加值的轿车用钢板、不锈钢板等10多个品种仍需要进口。其次，我国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进步的投入严重不足。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两力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一方面，企业缺少强有力的技术进步机制，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我国企业在理念上惯于注重外延规模扩张，不注重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内涵增长。另一方面，相当部分企业资产状况不佳，有限的资金远不足以支持研究与开发，不具备研究开发的能力。
由于目前我国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目前企业投资的技术含量难以得到保证。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并存的问题。如果新一轮投资建设本身技术含量低，就会形成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生产的产品难以适销对路，从而造成新的产品积压，使几年来努力改善供求平衡、情况逐步好转的局面再次恶化。
培育内需稳定快速增长机制努力延长经济扩张期
打破以往我国经济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的惯例，力争延长经济扩张期。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要区别对待：一方面，要在保证投资需求必要增长的同时，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扩大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解决城镇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调节消费储蓄倾向，同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使投资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形势向好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步伐，清除阻碍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和结构障碍。为此要：
1、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2、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经济政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3、保持投资的必要增长，警惕和防止盲目投资和投资增长过猛；
4、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保证投资质量；
5、抓住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解决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