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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学目的，教学思想，会讲，宋代书院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68-05
历史教学是中国传统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书院是将藏书、教学、研究合为一体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两宋书院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其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挖掘和借鉴。近年来，学界对宋代历史教育有一定的探讨，但对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鲜有专门研究，且拘泥于“问难论辩”“自学与指导相结合”等教学方法的研究。①其实，宋代书院在历史教学目的、教学素材、教学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特色。细致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些历史教学思想，可以为当前历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宋代书院历史教学强调“明理修性”与“经世致用”。两者互为体用，构成了宋代书院历史教学的目的观。
孔子主张教学目的在于“闻道”或“知道”。自隋朝兴科举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几乎沦为名利场，学生热衷于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宋代书院并不排斥培养官，但更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朱熹指出：
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②
书院教学生不是只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或工语言文辞，而是为了让学生修身明理。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为教育目标，以“明理躬行”为本。这些是对孔子“闻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宋代书院要求生徒通过学习历史掌握义理，并将明理修性作为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正如朱熹所言，“读史当观大伦理”。③“二程”则主张：
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④
通过《春秋》理解孔孟之道，“义理”既是读史的指导思想，也是评价历史的标准。义理观实际就是他们提倡的史学观。这种史观以先秦儒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与精神追求为宗旨，对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①是理学的史学化。
宋代书院的所明之“理”、教化之“德”，按照张栻解释，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公天下之理”“无物我之私”;其二，“平天下保民之心”，即忠君爱民;其三，“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其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这为当时的书院普遍接受。理学的精髓是将三纲五常视为“天理”，强调社会秩序是恪守本分，并以教化人心为己任。这其中包含的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心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是积极的一面，而忠孝观念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寄希望于“得君行道”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王安石还算幸运的，朱熹遇到宋孝宗，尽管他满腹经纶又谨慎小心，仍然没有得到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孔孟之道构建的义理观，有利于君主专制，而教化君主、限制君权则要看皇帝的脸色。将这样的义理观用于历史教学，可以传承和弘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士人精神，而参与国家治理则不免理想化，大部分读书人只能在社会基层发挥作用。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育不仅传承儒家的思想观念，同时也重视经世致用。理学大师们将“经世致用”作为历史教学的重要目的。朱熹提出学生应该“多读经史，博通古今”，才能有可能有为于时，有补于世。陈亮认为，研究历史上的兴亡成败，不但可以增长历史见识，还可明了历史得失，供后人借鉴，所谓历史“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③叶适指出，“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④两宋书院的历史教育重视鉴戒资政，主要是由于宋朝开国的文治取向为读书人关心时政提供了条件。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显然鼓励了士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书院重视学以致用就不足为奇了。与之前朝代不同的是，宋代书院历史教育拓宽了“经世致用”的范围。陆九渊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汉书·食货志》《周官·考工记》，这两者分别是经济和科技的歷史。事功学派的叶适指出：
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司观、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⑤
其中大部分为民生日用内容。陆九渊、叶适的主张，说明宋代历史教育中的“经世致用”已经不再拘囿于政治伦理层面，而是开始关注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等民生实用方面。
宋代书院虽然重视历史教育，但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教材，只能说是教学素材。这些素材既有史籍，也有包含着历史内容的经籍，可谓经史相融。书院导师往往还将自己的史学著作作为重要的教学素材。
受到科举设立三史科的影响，宋代书院普遍将《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为专门的历史教学素材。朱熹曾言：“先读《史记》及《左传》，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⑥《左传》《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也是书院教学的素材。但书院主要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四书”和“五经”记载了先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历史。《尚书》《礼》《诗经》《易》分别是政治类、礼仪制度类、诗歌类、占卜哲理类的历史文献，《春秋》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从这一角度看，“四书五经”应纳入历史教育范畴。儒家经典的特点是经史结合。正如苏洵所言：“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学是经学的基础。南宋叶适语“经，理也;史，事也”，揭开了经史表里关系。⑦通过读经而获得历史知识，是儒家教育的常态。因此，儒家经典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历史教学材料。为了实现明义理的历史教学目的，书院当然要将经学典籍作为历史教学素材。
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有其道理。①宋人整理、校勘和编撰了大量史书，其中的代表有：《资治通鉴》（司马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徐梦梓）、《通志》（郑樵）、《旧五代史》（薛居正）、《新五代史》（欧阳修）等。这些当时人的作品为宋代书院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书院导师不仅重视吸取本朝历史研究成果，还身体力行展开历史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历史教学中。如陈亮著有《酌古论》《三国纪年》《中兴五论》等治史之作，吕祖谦撰有《大事记通释》《大事记解题》《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历代制度详说》《通鉴详节》《唐鉴音注》等。这些著作都是各自书院弟子学习历史的素材。 书院的私属性和做学问的师徒关系，决定了导师必然将自己的著作用于教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样做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有利于传承治学方法，也有利于各种学派的发展。宋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书院成为教育的一道风景线，使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相结合，缩短了学术与教学的距离，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采用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升堂讲说法、诵读法、启发教学法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自学辅导法”“会讲论辩法”和“质疑问难法”。
自学研修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自学辅导法”，主要由生徒自行研习所有功课。程颐认为“学贵乎自得”，“学而不自得，则至老而益衰”。②他极力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朱熹说得更明白：“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③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与现代教育观念相吻合。自学研修具有自主开展学术研究的性质。书院有别于官学的实质，也在于倡导自修与自由研究，因此可以说，培养独立思考的学人是书院教育的追求。如果生徒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疑难，教师将启发诱导，或采取学法指导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学习。他们除了教给学生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读书法（如朱子读书法）之外，在读史的原则、方法、次序、书目、重点、注释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自学方法，其中瑕瑜并存。
在读史原则上，朱熹强调：“须是经为本，而后读史。”将四书五经视为圭臬是理学家的特征。关于所读历史书的次序，他提倡先读《史记》《左传》，再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然后读《资治通鉴》。朱熹的理由是：第一，从便于学生理解的角度出发，先读较为形象、贯穿人物事例的纪传体史书，再读相对理性的编年体史书。“《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④第二，从史书对“天理”的承载来说，“六经”和《左传》都是三代的文献。三代及以上之书经圣人之手都是天理，三代以后是人欲横流。⑤为了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以天理总结兴亡，于是，提倡学生先读《左传》。第三，从多方面综合考量。朱熹出于义理观，对《史记》表示了不满和否定，但从《史记》纪传体形式的开创性地位以及便于阅读、记诵、写作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还是将《史记》列为书院读史史学类第一位。《史记》的确不同于后世官修史书，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将史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不考虑统治者的喜好或厌恶。《史记》反映的司马迁个人的史学价值观，朱熹当然不会全盘接受。这是书院理学家“自由”思想的限度。
关于读史的重点，吕祖谦认为，《左传》《史记》《前汉》，皆当精熟细看，真不可一字草草;⑥陆九渊则强调精读注释：“须先看古注，如读《左传》，则杜预注不可不精看。”⑦
他们提出的学习方法通常是他们长期讲学、治学的经验总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也是形成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基础。这是古代教育“授之以渔”的经验总结。
宋代书院的“会讲”，系“会友讲学”或“会见讲论”，别具特色。“讲会”乃学术组织和团体，是会讲的制度化形式，故有“联讲会”之说，类似于今天的学会。“会讲”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聚会、学术研讨会。
最具影响的会讲是朱张会讲和朱陆会讲。1167年，朱熹携门人从福建出发，造访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朱熹讲《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之时，慕名前来听课的人甚多，“舆马之众，饮池水立竭”。他就《中庸》的“中和”等学术问题，与张栻进行了激烈探讨，“三日夜而不能合”。①朱张会讲首开书院会讲之风，影响深远。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和陆九渊赴“鹅湖之会”。会上朱陆二人学术观点针锋相对，激烈辩论。朱主张“由博返约”说，陆赞同“发明本心”论。此后，各派学者纷纷参加各地书院组织的讲会，宣讲自己学术观点，学术交流和论辩之风盛行。在这些会讲中，学者所运用的方法可称之为“会讲论辩法”，即不同学派的学者会聚一起，宣讲自己的学术主张的同时，与其他派别的学者展开论辩。这是学术和教学相统一的教学方法。各派学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讨论、争辩，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清楚明了，使本派学说更加完善并得以传播。生徒在观看聆听辩论的过程中，大开眼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获益匪浅。在论辩过程中，学者的大脑迅速运转，思维激烈冲突;聆听论辩的学生也随之不断思考，思维得到快速训练。
“会讲论辩法”是将学术讨论与教学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教学方法。“鹅湖之会”，朱陆最后没有达成共识，但两人并不因此心生芥蒂。六年后，朱熹特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陆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义刻在石上，立于院内。这种尊重、宽容、接纳对方的学术胸怀值得后世发扬。
自先秦以来，墨子、王充等学者就比较重视“问难”法的运用。这一方法为宋代书院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多位书院大师对“问难质疑法”有所论述。张载提出：
所以观书者，释自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可进矣。②
程颐认为，学习的人首先要学会提出疑问，“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指出，学习最害怕的是没有质疑，有疑问才有进步，“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③这很像今日教育提倡的批判性思维。
书院在历史教学中常常运用“问难质疑法”。有学生在读史过程中问朱熹：
维州事，温公以（李）德裕所言为利，（牛）僧孺所言为义，如何？
朱熹答曰：
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④
朱熹评判牛、李之争的主要依据不是二人的言论，而是他们是否为国（为公）或己私（为私谋利）。这也体现了作为教师的朱熹具有良好的史识。这种质疑问难的历史教学方法，有问有答，促进了学生的教学参与，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加强了师生互动和交流。提问的过程和聆听教师解答的过程，也是学生不断思考和质疑的过程，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质疑勇气、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以史为鉴是书院历史教学的目的。我们不能将“鉴”理解為直观反映影像的镜子，而应当引申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研判能力。⑤而这正是在“质疑问难法”实施中培养的能力。 在我國的文化传统中，伦理本位备受推崇。我国古代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主要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是主智主义，偏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⑥“质疑问难法”重视学生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客观上纠正了中国传统教育过于偏重伦理道德的倾向，或多或少弥补了忽视理性思维能力培养方面的不足。
民国历史教育家何炳松指出，学校历史教育虽然不能希望学生能够编纂历史，但可以养成学生辨别质疑的意识和习惯，批评史料的能力。⑦宋代书院的“质疑问难法”所蕴含的质疑、辨别思想与何炳松先生的观点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致性。当然，宋代书院“质疑问难法”也存在问题。从以上的“问难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书院的“问难”基本上是学生提问、教师回答，缺乏师生之间的相互论争。这说明，受师道尊严深刻影响的宋代书院，师生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学生在心理上对教师极为恭敬，即使心中有疑问，也只能以谦恭的提问方式来求得教师的解答，几乎不存在与师论辩。因此，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师生之间的“问难论辩”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学生和教师之间常有“问难”，而难有“论辩”。“论辩”可能只存在于师师之间或生生之间。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从“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三个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其中的一些教学思想极具现实针对性，与当前我国历史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形成巨大张力，呼唤着我们必须对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思想展开进一步的现代转换。在对这些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三点：第一，深入宋代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作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习近平语）。第二，将这些思想渗透到当前历史课程、历史教材、历史教学、历史教学研究等各个历史教育环节，并考虑书院与当今大学、中学的异同。第三，紧密联系当今社会现实和国家政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核心素养等融入这些思想的现代转换中。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Thought and Method of History Teaching in 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history edu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history teaching， it emphasizes understanding the ethic， cultivating the mind and practicality，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moral education， political lessons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history， we should integrate historical books with classical books and introduce contemporary scholars， especially academicians’ own historical works. In the way of history teaching，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tudents’ self-study and study， and to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methods of history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history， we advocate “self-study counseling method”， “questioning and questioning method” and “being able to speak dialectics”. Discussing these historical teaching ideas and their modern transform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reform of history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Thought， Symposium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68-05
历史教学是中国传统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书院是将藏书、教学、研究合为一体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两宋书院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其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挖掘和借鉴。近年来，学界对宋代历史教育有一定的探讨，但对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鲜有专门研究，且拘泥于“问难论辩”“自学与指导相结合”等教学方法的研究。①其实，宋代书院在历史教学目的、教学素材、教学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特色。细致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些历史教学思想，可以为当前历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历史教学目的：强调明理修性，重视经世致用
宋代书院历史教学强调“明理修性”与“经世致用”。两者互为体用，构成了宋代书院历史教学的目的观。
孔子主张教学目的在于“闻道”或“知道”。自隋朝兴科举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几乎沦为名利场，学生热衷于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宋代书院并不排斥培养官，但更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朱熹指出：
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②
书院教学生不是只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或工语言文辞，而是为了让学生修身明理。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为教育目标，以“明理躬行”为本。这些是对孔子“闻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宋代书院要求生徒通过学习历史掌握义理，并将明理修性作为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正如朱熹所言，“读史当观大伦理”。③“二程”则主张：
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④
通过《春秋》理解孔孟之道，“义理”既是读史的指导思想，也是评价历史的标准。义理观实际就是他们提倡的史学观。这种史观以先秦儒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与精神追求为宗旨，对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①是理学的史学化。
宋代书院的所明之“理”、教化之“德”，按照张栻解释，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公天下之理”“无物我之私”;其二，“平天下保民之心”，即忠君爱民;其三，“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其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这为当时的书院普遍接受。理学的精髓是将三纲五常视为“天理”，强调社会秩序是恪守本分，并以教化人心为己任。这其中包含的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心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是积极的一面，而忠孝观念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寄希望于“得君行道”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王安石还算幸运的，朱熹遇到宋孝宗，尽管他满腹经纶又谨慎小心，仍然没有得到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孔孟之道构建的义理观，有利于君主专制，而教化君主、限制君权则要看皇帝的脸色。将这样的义理观用于历史教学，可以传承和弘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士人精神，而参与国家治理则不免理想化，大部分读书人只能在社会基层发挥作用。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育不仅传承儒家的思想观念，同时也重视经世致用。理学大师们将“经世致用”作为历史教学的重要目的。朱熹提出学生应该“多读经史，博通古今”，才能有可能有为于时，有补于世。陈亮认为，研究历史上的兴亡成败，不但可以增长历史见识，还可明了历史得失，供后人借鉴，所谓历史“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③叶适指出，“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④两宋书院的历史教育重视鉴戒资政，主要是由于宋朝开国的文治取向为读书人关心时政提供了条件。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显然鼓励了士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书院重视学以致用就不足为奇了。与之前朝代不同的是，宋代书院历史教育拓宽了“经世致用”的范围。陆九渊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汉书·食货志》《周官·考工记》，这两者分别是经济和科技的歷史。事功学派的叶适指出：
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司观、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⑤
其中大部分为民生日用内容。陆九渊、叶适的主张，说明宋代历史教育中的“经世致用”已经不再拘囿于政治伦理层面，而是开始关注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等民生实用方面。
二、历史教学素材：实行经史相融，引入教师史著
宋代书院虽然重视历史教育，但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教材，只能说是教学素材。这些素材既有史籍，也有包含着历史内容的经籍，可谓经史相融。书院导师往往还将自己的史学著作作为重要的教学素材。
受到科举设立三史科的影响，宋代书院普遍将《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为专门的历史教学素材。朱熹曾言：“先读《史记》及《左传》，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⑥《左传》《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也是书院教学的素材。但书院主要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四书”和“五经”记载了先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历史。《尚书》《礼》《诗经》《易》分别是政治类、礼仪制度类、诗歌类、占卜哲理类的历史文献，《春秋》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从这一角度看，“四书五经”应纳入历史教育范畴。儒家经典的特点是经史结合。正如苏洵所言：“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学是经学的基础。南宋叶适语“经，理也;史，事也”，揭开了经史表里关系。⑦通过读经而获得历史知识，是儒家教育的常态。因此，儒家经典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历史教学材料。为了实现明义理的历史教学目的，书院当然要将经学典籍作为历史教学素材。
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有其道理。①宋人整理、校勘和编撰了大量史书，其中的代表有：《资治通鉴》（司马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徐梦梓）、《通志》（郑樵）、《旧五代史》（薛居正）、《新五代史》（欧阳修）等。这些当时人的作品为宋代书院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书院导师不仅重视吸取本朝历史研究成果，还身体力行展开历史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历史教学中。如陈亮著有《酌古论》《三国纪年》《中兴五论》等治史之作，吕祖谦撰有《大事记通释》《大事记解题》《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历代制度详说》《通鉴详节》《唐鉴音注》等。这些著作都是各自书院弟子学习历史的素材。 书院的私属性和做学问的师徒关系，决定了导师必然将自己的著作用于教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样做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有利于传承治学方法，也有利于各种学派的发展。宋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书院成为教育的一道风景线，使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相结合，缩短了学术与教学的距离，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三、历史教学方法：提倡自学辅导，盛行问难论辩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采用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升堂讲说法、诵读法、启发教学法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自学辅导法”“会讲论辩法”和“质疑问难法”。
自学研修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自学辅导法”，主要由生徒自行研习所有功课。程颐认为“学贵乎自得”，“学而不自得，则至老而益衰”。②他极力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朱熹说得更明白：“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③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与现代教育观念相吻合。自学研修具有自主开展学术研究的性质。书院有别于官学的实质，也在于倡导自修与自由研究，因此可以说，培养独立思考的学人是书院教育的追求。如果生徒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疑难，教师将启发诱导，或采取学法指导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学习。他们除了教给学生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读书法（如朱子读书法）之外，在读史的原则、方法、次序、书目、重点、注释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自学方法，其中瑕瑜并存。
在读史原则上，朱熹强调：“须是经为本，而后读史。”将四书五经视为圭臬是理学家的特征。关于所读历史书的次序，他提倡先读《史记》《左传》，再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然后读《资治通鉴》。朱熹的理由是：第一，从便于学生理解的角度出发，先读较为形象、贯穿人物事例的纪传体史书，再读相对理性的编年体史书。“《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④第二，从史书对“天理”的承载来说，“六经”和《左传》都是三代的文献。三代及以上之书经圣人之手都是天理，三代以后是人欲横流。⑤为了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以天理总结兴亡，于是，提倡学生先读《左传》。第三，从多方面综合考量。朱熹出于义理观，对《史记》表示了不满和否定，但从《史记》纪传体形式的开创性地位以及便于阅读、记诵、写作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还是将《史记》列为书院读史史学类第一位。《史记》的确不同于后世官修史书，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将史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不考虑统治者的喜好或厌恶。《史记》反映的司马迁个人的史学价值观，朱熹当然不会全盘接受。这是书院理学家“自由”思想的限度。
关于读史的重点，吕祖谦认为，《左传》《史记》《前汉》，皆当精熟细看，真不可一字草草;⑥陆九渊则强调精读注释：“须先看古注，如读《左传》，则杜预注不可不精看。”⑦
他们提出的学习方法通常是他们长期讲学、治学的经验总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也是形成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基础。这是古代教育“授之以渔”的经验总结。
宋代书院的“会讲”，系“会友讲学”或“会见讲论”，别具特色。“讲会”乃学术组织和团体，是会讲的制度化形式，故有“联讲会”之说，类似于今天的学会。“会讲”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聚会、学术研讨会。
最具影响的会讲是朱张会讲和朱陆会讲。1167年，朱熹携门人从福建出发，造访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朱熹讲《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之时，慕名前来听课的人甚多，“舆马之众，饮池水立竭”。他就《中庸》的“中和”等学术问题，与张栻进行了激烈探讨，“三日夜而不能合”。①朱张会讲首开书院会讲之风，影响深远。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和陆九渊赴“鹅湖之会”。会上朱陆二人学术观点针锋相对，激烈辩论。朱主张“由博返约”说，陆赞同“发明本心”论。此后，各派学者纷纷参加各地书院组织的讲会，宣讲自己学术观点，学术交流和论辩之风盛行。在这些会讲中，学者所运用的方法可称之为“会讲论辩法”，即不同学派的学者会聚一起，宣讲自己的学术主张的同时，与其他派别的学者展开论辩。这是学术和教学相统一的教学方法。各派学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讨论、争辩，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清楚明了，使本派学说更加完善并得以传播。生徒在观看聆听辩论的过程中，大开眼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获益匪浅。在论辩过程中，学者的大脑迅速运转，思维激烈冲突;聆听论辩的学生也随之不断思考，思维得到快速训练。
“会讲论辩法”是将学术讨论与教学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教学方法。“鹅湖之会”，朱陆最后没有达成共识，但两人并不因此心生芥蒂。六年后，朱熹特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陆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义刻在石上，立于院内。这种尊重、宽容、接纳对方的学术胸怀值得后世发扬。
自先秦以来，墨子、王充等学者就比较重视“问难”法的运用。这一方法为宋代书院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多位书院大师对“问难质疑法”有所论述。张载提出：
所以观书者，释自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可进矣。②
程颐认为，学习的人首先要学会提出疑问，“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指出，学习最害怕的是没有质疑，有疑问才有进步，“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③这很像今日教育提倡的批判性思维。
书院在历史教学中常常运用“问难质疑法”。有学生在读史过程中问朱熹：
维州事，温公以（李）德裕所言为利，（牛）僧孺所言为义，如何？
朱熹答曰：
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④
朱熹评判牛、李之争的主要依据不是二人的言论，而是他们是否为国（为公）或己私（为私谋利）。这也体现了作为教师的朱熹具有良好的史识。这种质疑问难的历史教学方法，有问有答，促进了学生的教学参与，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加强了师生互动和交流。提问的过程和聆听教师解答的过程，也是学生不断思考和质疑的过程，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质疑勇气、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以史为鉴是书院历史教学的目的。我们不能将“鉴”理解為直观反映影像的镜子，而应当引申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研判能力。⑤而这正是在“质疑问难法”实施中培养的能力。 在我國的文化传统中，伦理本位备受推崇。我国古代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主要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是主智主义，偏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⑥“质疑问难法”重视学生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客观上纠正了中国传统教育过于偏重伦理道德的倾向，或多或少弥补了忽视理性思维能力培养方面的不足。
民国历史教育家何炳松指出，学校历史教育虽然不能希望学生能够编纂历史，但可以养成学生辨别质疑的意识和习惯，批评史料的能力。⑦宋代书院的“质疑问难法”所蕴含的质疑、辨别思想与何炳松先生的观点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致性。当然，宋代书院“质疑问难法”也存在问题。从以上的“问难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书院的“问难”基本上是学生提问、教师回答，缺乏师生之间的相互论争。这说明，受师道尊严深刻影响的宋代书院，师生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学生在心理上对教师极为恭敬，即使心中有疑问，也只能以谦恭的提问方式来求得教师的解答，几乎不存在与师论辩。因此，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师生之间的“问难论辩”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学生和教师之间常有“问难”，而难有“论辩”。“论辩”可能只存在于师师之间或生生之间。
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从“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三个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其中的一些教学思想极具现实针对性，与当前我国历史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形成巨大张力，呼唤着我们必须对宋代书院的历史教学思想展开进一步的现代转换。在对这些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三点：第一，深入宋代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作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习近平语）。第二，将这些思想渗透到当前历史课程、历史教材、历史教学、历史教学研究等各个历史教育环节，并考虑书院与当今大学、中学的异同。第三，紧密联系当今社会现实和国家政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核心素养等融入这些思想的现代转换中。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Thought and Method of History Teaching in 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history edu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history teaching， it emphasizes understanding the ethic， cultivating the mind and practicality，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moral education， political lessons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history， we should integrate historical books with classical books and introduce contemporary scholars， especially academicians’ own historical works. In the way of history teaching，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tudents’ self-study and study， and to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methods of history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history， we advocate “self-study counseling method”， “questioning and questioning method” and “being able to speak dialectics”. Discussing these historical teaching ideas and their modern transform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reform of history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Thought， Symposium